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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生育决策是怎样的？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二孩出生人口有所回升，但整体出生人口数仍逐年降低
从2017年开始，上海的两位学者，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沈洋，
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蒋莱，
一起陆续访谈了上海、广东和江西的40多个家庭，
今年10月，她们的研究成果之一：《新生育时代》出版。
她们发现，
女性会将“自己的父母能否支持”作为是否生育的决策依据之一，
生二胎是希望两个孩子好作伴，
降低育儿压力的同时，女性困境依然存在：
“家庭是权力斗争最频繁也最隐蔽的场所”，
围绕着“冠姓权”，男女会展开一系列斗争；
“女性的性别平等意识没有想象中好”，
有些女性是意外怀孕后选择生育，
对丈夫的期待仅仅是能赚钱，陪孩子玩…
她们希望让这些女性的声音被听到，
“生育不是开盲盒，要有充分认知，再选择是否生育。”
自述：沈洋、蒋莱
编辑：张雅兰
责编：倪楚娇
沈洋（左）和蒋莱（右）
在新的生育时代，首先是政策变了，从2013年的“单独二孩”，2016年的“全面二孩”，再到2021年的“三孩”政策，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被释放了。
其次是生育二胎的人变了。曾经生二胎以农村人口为主，二孩政策之后以高学历、体制内稳定就业的人口为主，原本这批人是不被允许生二孩的。
生育是一个公共话题，互联网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很多发声、制定政策的人，都是一些中年男性，但他们又不能生。我们是不是应该让育龄的，这些政策的目标群体的人的声音被听到？这是我们想做这个研究的初衷。
（沈洋）在大城市，我们能听到的观念大多是“不想生孩子的”。2022年，我和自己的学生做过一个调查，研究阻碍青年婚育的因素，聚焦为什么大家不结婚，不生孩子。
结果我发现，部分年轻人对于自己未来的就业前景并不乐观，有时未必是因为当下的工作不好，收入不高，而是大家对未来的预期比较悲观，觉得以后会不稳定 ，这降低了他们的婚育意愿。女性最担心生育之后，家务、育儿的重担就落在她们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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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传播了很多女性主义思想，一些针对女性的恶性事件新闻等等，也加重了女性恐婚恐育的心态。
我印象很深，在那个研究里，我访谈过一位出生在江苏农村的女性，她聊到自己母亲的时候哭了，因为她母亲生育之后不工作了，成了家庭主妇，一直在家里带孩子，被闲言碎语影响，最终精神分裂。她觉得自己母亲很不幸，自己也就不想生了。
还有就是教育内卷，大家恐惧密集型母职。密集型母职就是以孩子为中心，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整个家庭都围着孩子转，比如孩子上学买学区房，就一起搬家，孩子上兴趣班，就抽时间接送……大家一想到结婚生育，并不觉得这是件美好的事。
今年10月，沈洋和蒋莱的研究成果之一《新生育时代》出版
国家放开生育政策后，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一定的生育潜力，我们好奇这部分女性为什么不仅生育了，而且选择生二胎，她们是如何做出生育决策的，生育后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希望能让大家看到女性面临的困境，呼吁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
我们一共访谈了45个家庭，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还有江西，以30-40岁，高学历，工作稳定的女性为主，对她们来说，生育第一个孩子是自然而然的。生育二胎，是希望两个孩子好作伴，认为有兄弟姐妹对孩子性格成长有好处，也有些女性是害怕“失独”。
生育时考虑的因素也是新的，有些女性会考察丈夫是不是靠谱，能参与育儿，有一位受访者就观察了丈夫一段时间，觉的他能做好家务，自理能力也比较强，才考虑生育。
此外，
很多女性在考虑生育的时候，会考虑自己的原生家庭在时间、经济上能否给予一定的支持。
因为虽然全国的产假都有延长，但比如上海，产假是158天，孩子半岁母亲就要回归职场，但孩子3岁才能上公立幼儿园。这当中两年半的差距，肯定需要帮手。大部分人会请自己的母亲或者婆婆帮忙，或者请育儿嫂。
我们发现在上海，女方原生家庭，也就是外婆帮忙带娃的现象比较普遍。
这主要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很多上海出生的80，90后女性都是独生女，她们和自己的原生家庭走得很近。
有一位受访者，在生育前就先征求了自己母亲的意见，她母亲明确提出会帮她带孩子，她才决定生育。
女性在育儿方面减轻了压力，但解决了女性困境吗？这不好说。
（沈洋）我很早就发现，身边很多生了二孩的朋友，都让孩子随母姓了，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趋势。我在没有怀二孩之前，也和丈夫达成一致，如果生二孩的话跟我姓。所以在访谈的时候，我们也有意识地关注这个话题，但大部分女性不会主动提及，她们甚至会觉得有些冒犯，因为这对她们来说也是个困扰。
为什么关注这个现象？因为孩子随父姓，是父权制里约定俗成的传统，也是重要象征 ，所以要争取性别平等，就有必要争取打破这种规范，部分女性也正在进行这种实践。我们想知道，她们背后的动机和家庭内部发生的变化。
我们访谈的家庭里，有大概20%孩子随母姓的情况。其中有些母亲提了，但是没有成功。不少还是出于父权制的原因。比如女方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参与育儿比较多，女方的父亲就要求孩子随母姓，其实也就是随女方的父姓，跟招婿制度的动因是一样的。
另外，就是女方出于孝顺自己父母的原因，觉得自己父母参与育儿很辛苦，应该让孩子跟自己姓。
只有少数是出于性别平等的动因，女性有了性别平等意识，觉得第二个孩子跟自己姓才公平。但孩子随母姓通常要争取丈夫和夫家的同意，还有个前提条件是，女方家庭要在经济和育儿支出上有非常明显的付出，我们发现，这些条件缺一不可。
我们有一位受访者宋钰涵（化名），结婚以后和丈夫住在娘家，宋玉涵的父母也给夫妻俩买了一套房，写了夫妻俩的名字，她丈夫的工作也是老丈人介绍的，宋玉涵还要每个月给公婆3000元补贴。即便如此，夫家依然对孩子随母姓这件事不满意。
女性争取冠姓权，也会成为家庭内部的不和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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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是被忽略的，就是女性会在家庭生活里做很多“认知劳动”。
我们访谈过一个女性何悦（化名），因为她老公出差比较频繁，所以家里很多事情的决策都是何悦做的。她们生了孩子以后打算买学区房，从收集信息，到看房买房，丈夫都没有参与。
这些问题不是个例，因为生育之后，要决策和考虑的事情必然会增加，从孩子的衣食住行到报兴趣班、择校等等，这样的“认知劳动”大都是母亲在做。
传统的性别分工默认女性是养育孩子的主要责任人，女性会主动承担这些“任务”，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有很多育儿公众号、育儿群，都是针对母亲的，很多她们很自然地被裹挟到了这样的育儿劳动里。
我们也访谈了一些有全职爸爸的家庭，可能是因为他的收入和妻子相比很悬殊，这种情况下，做全职爸爸是个更理性的选择。虽然没有定量的研究显示现在全职爸爸的比例增加，但在媒体上，这样的讨论是明显变多的。
男性成为全职爸爸，会一定程度降低女性育儿和家务的压力，但很多时候，这些女性依然会受到固有观念的影响，比如有一位受访者，为了维护丈夫的自尊心，还是会在孩子面前，向丈夫要零花钱，会主动和孩子说，爸爸才是一家之主。
女性受到工作的宰制的同时，还要规划孩子的教育路线，照顾丈夫自尊心，依然有多方面的劳动和付出。
《女人》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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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访谈的过程中就发现，虽然大部分女性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她们的性别平等意识并没有想象中好。
有些女性是意外怀孕生育二胎的，也有人因为意外怀孕进行过流产手术。有人因为橡胶过敏，不适合使用安全套，或者是没有这方面的意识。这反映了在性生活中，主要还是男性做主导。
此外，大部分受访女性对丈夫不抱太大的希望，觉得只要能赚钱，带孩子玩，不赌博不出轨，就可以了，其实当时我们也挺惊讶的。
（蒋莱）事实上，我一开始做性别研究的时候，对于性别的认知，性别平等的知识是非常陈旧的。我生于70年代，那时候，“生与不生”的问题肯定不是显学，基本没有人考虑这个问题，肯定是要生的，不生就是你有问题。
那时候我一毕业就结婚了，本来也没有生育的打算。但是意外怀孕后，大家也劝我，早生恢复得快，于是就生了。其实当时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照顾丈夫的感受。
那时候互联网上也接触不到什么信息，结婚生育到底意味着什么，带孩子为什么这么累，没有答案。慢慢地，也就觉得自己和身边的世界分隔了。所以我经常套用香港作家亦舒说的“婚姻犹如黑社会”，生育也犹如黑社会，没生育过的不知道其可怕，生育过的也不敢道出其可怕之处。
我接受女性主义启蒙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读博士做的是女性领导力研究，那时候才开始努力找一些关于性别的文献，但国内当时研究比较少，也没有有意识地关注这方面。
我记得之前还访问过一个女教授，她说现在回看20多年前自己当时生育的理由，觉得非常荒唐和愚蠢，仅仅因为听到有人议论自己说，“那个女博士那么大还不生孩子，是不是生不出来？”她一气之下就去生孩子了。
我们这一代女性要跳脱出自己生长的环境去想问题，很困难。比如我虽然在做这个研究，我丈夫也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或者很认同我做的事情，也会说我们做的东西不接地气 。
互联网扩大影响，女性主义知识慢慢普及，中国女性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在过去十几年也是井喷式增加。所以我们对于性别认知，性别平等信息的吸收，都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快速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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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剩女”这个标签为例，2007年提出，到2010年这个提法达到高峰，到2017年就完全被批判了，是180度的转弯。
不过，发展太快了，让我们误以为大家的意识都跟上来了，对于70、80后的很多女性来说，她们没有非常介意和需要在家庭中贯彻性别平等，即便知道面临不利的局面，她们也有自己的考量。
比如有个妈妈她自己很早就想好了要生两个孩子，大的带小的，因为她从小一个人长大很寂寞，丈夫就只是提供丈夫的一个角色而已，丈夫参与度低，她打心里没有很大的怨言，因为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的关注点不在这里。
生育不是黑箱，你去撞运气，然后就开启它。而是要经过充分的个体成长，了解这样一个状况，也了解自己的需求之后，再慎重做出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