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为什么会犯这种错？

钱穆先生，字宾四。

钱穆先生被誉为新儒家代表，其著作之价值无需赘言。近日读钱先生晚年所作《孔子传》，全书以《论语》为本，考辨钩沉诸多史料，不愧是了解孔子生平的最佳著作。最难得的，是先生将《论语》中诸多篇章结合孔子生平进行解释，使读者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孔子当年的所思所想，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对话的产生。相比较今天常见的那种将《论语》当作名言集进行暴（鸡）力（汤）拆解的做法，钱先生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即使在史学角度来看，本书考辨精当，也显示出钱先生深厚的史学功力。《论语》诸篇之内容往往不以时间为序，只在只言片语中透露孔子时年或是所在之地，而大多数篇章完全不可考证具体发生的时空。钱先生能从这只言片语中考辨出其事的大致先后顺序，结合其他史料加以定年，其中的技巧让我心中只有一个大大的“服”字。

但令我在意的，是在第六章第八节“孔子至蔡”中，将《论语》微子篇第十八中孔子遇到接舆、长沮和桀溺以及荷蓧丈人三件事都系于此，以为此四人都是“故蔡之遗民”。而他们与孔子的对话，也都被钱先生解读为消沉避世的隐者与积极入世的君子之间理念的分歧。

这三段中出现的四位隐士，除了接舆被确称为“楚狂”之外，其他三人在现有的材料中都属于不可考证。按照钱先生对其他史料的处理，应该属于存而不论的部分，却偏偏被系于此处并进行了很深入的解读。这当然不影响到全书的价值，事实上，即使钱先生从书中去除关于长沮和桀溺以及荷蓧丈人的两段论述，也不会影响全书行文以及立意。那么，作为史学大家的钱穆先生，怎么会在全书考证都很审慎的情况下，选择这种值得商榷的做法呢？

我以为，钱先生之所以执意将这三段系于此处，无非 “读其书，寄其情” 六字而已。

一来，钱先生经历了中国近现代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年离乡而至香港，此后又跨过海峡前往台湾定居，可谓去乡万里。到撰写《孔子传》一书时，他离开大陆已经25年，能无故国之思吗？他将这几位隐者都判断为故国沦丧被迫迁徙的“蔡之遗民”，不正是对自身经历的一种感慨吗？

二来，钱先生宗于儒家，始终抱入世之心。虽然毕生都没有从事政治，但他终生都致力于传承文化，培养英才。他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始终抱持着一份“温情与敬意”（语出《国史大纲》）；虽然避居宝岛，但他终身以一中国人自居，直到最后一节课都不忘教导学生“你是一个中国人”。在那样一个战乱动荡的年代坚持对传统文化与国史的探究，在离开大陆数十年之后依旧坚持“中国人”的身份，也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