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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梁建章教授一直呼吁国家鼓励生育。前段时间，他又因“生一个孩子奖励100万”的言论被推上新闻热点。很多人都说梁老板疯了，生一个孩子奖励100万，多少人不得往死了生。梁老板你来出钱吗？
梁建章是我敬重的企业家和学者，有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他不只学术上关注人口问题，还身体力行地支持生育：携程女员工怀孕，享有超长假期，打车全部报销，生孩子有礼金，有教育基金，公司也办幼儿园。女员工想冻卵，公司提供协助，等等。都是真金白银在支持。
仔细看梁的文章，就能知道他的意思，不是每生一孩子给钱100万，而是以国家每年GDP的十分之一（10万亿），用于支持家庭生育，包括给生育者补贴、所得税和社保减免、房价补贴。公司给孕产妇的假期将获国家补贴，幼托教育也从中获益。
梁建章的依据是日本和北欧经验，即每投入1%GDP，提升0.1%生育率（怎么算出来的，我也不清楚）。梁建章认为，这笔钱花出去，将使中国人每年新增新生儿1000万人，平摊下来，每人100万元。持续若干年，生育率扭转，补贴停止，回头再看就发现很划算。现在呢，每年GDP的百分之三四十投在固定资产，人口却不断萎缩。为什么不是投资人呢？
这样梳理梁建章的观点，是不是没那么吓人？梁建章所谈的，只是发达国家常见的鼓励生育政策。生孩子发红包，所得税抵扣，教育和住房补贴，国外虽然不到每孩百万的规模，几十万也是有的。中国现在的生育率是1.3（国家统计局数据，梁建章测算是1.1），要恢复到到人口自然更替水平（生育率2.1），只能比发达国家做得激进一点。
也就是说，因为中国人口危机太深重，梁建章才开出猛药。这剂药是生育福利主义，我对此并不赞成（后面细说），但文章我会读；他那“语不惊人死不休”观点，我不会诧异，只会细想。“每生一孩奖100万”在现实层面几乎没有可能性，梁建章敢说，大概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希望引起关注。梁建章用心良苦，只有完全不了解的人，才会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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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对梁建章的理解，再说我和他的分歧。我赞成鼓励生育，反对以补贴为核心的福利模式，而是主张以减税来鼓励。后者，也是他赞成的。
先说以补贴鼓励生育，要花很多钱。从政府预算划钱出来，这不容易，给得少没效果，给得多财政压力大，最终还是要征税解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一次性给钱的部分，通常不太多（比如韩国政府给产妇一次性奖励，相当于人民币两三万块钱），大部分补贴是细水长流。
给产妇一次发两万块钱，平时每月补贴几百块钱，能起到鼓励生育的效果吗？对中产阶级而言，这笔钱对于养孩子的花销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刺激作用不说没有，大概也微乎其微。对穷人而言，效果就要明显得多。“生二胎奖两万，生三胎奖三万”“每个月给一千块钱”，对越穷的人越有吸引力。
中国农村生育率不算特别低，穷人也有较强的生育意愿。一旦他们接受补贴刺激想多生，就意味着，他们希望生孩子改变眼前困境，甚至想通过生孩子发财。对孩子的良好抚养和教育，他们并不在意。一些贫困家庭通过生孩子维系生活，这样的“寄生性”家庭，会陷于长期贫困。鼓励生育的政策，成了鼓励“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太不人道。
这样的推演在现实世界早已上演。法国是欧洲用福利鼓励生育的典型国家，除了孕期检查报销及生育津贴，还有长期的幼儿津贴。头一胎每月补贴300欧元，第二胎补贴600欧元直至6岁，第三胎的补贴为900欧元直至孩子18岁。多生几个孩子，不仅不花钱，还能长期领到一笔不亚于上班族收入的补贴。
法国白人收入水平较高，养育孩子成本高，这样的补贴水平形同鸡肋；在贫困穆斯林家庭那里，这样的补贴就太有诱惑力了。他们本来有多生育的传统，何妨再生几个？在法国穆斯林社区，一个妇女生四五个孩子的情形很常见，这些孩子受教育的程度又偏低。这些群体的急剧增长，也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强力鼓励生育的政策下，法国总和生育率达到1.9，在欧洲属于最高水平。背后是白人依旧低迷的生育率，穆斯林及贫困群体人数增加。法国正悄悄进行着主体民族替换。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底层生育率畸高，也非好事。过去穷人多生是为改变命运；将来他们多生，只是为获取补贴，吃福利的贫困家庭会越来越多，这会带来严重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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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的建议，还有一些福利主义内容，比如政府给多生育家庭住房补贴，幼教免费。对此我很不以为然，理由也是：福利主义是转移支付，它的成本既高，还会带来腐败和不公平。住房和教育问题应以市场化来解决。增加城市用地供应，降低教育行业门槛，将相关福利创造交给广大市场参与者，既能极大增加供给，减轻父母负担，政府财政也会相应增加。
这一方向的改革，梁建章也是赞成的。他的携程公司也给员工建幼儿园，所受管制之深，办学之难，他应当深有体会。若是降低门槛，允许企业办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允许教育集团和社会组织自由办学，并解除孩子上学与父母间的挂钩，教育问题基本也就解决。房价也是同理，只要极大供应住房用地，房价就不会连年上涨，买大房养孩子才不会是奢望。
我和梁建章的分歧是，他的主张里，杂糅着福利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内容，看似两边好处都拿，其实并不可能。指望政府建免费幼儿园，就一定挤占市场化供给；将教育资源的供给交给政府，匮乏将是长期现象——企业家自己建幼儿园，或者恳请政府建幼儿园，哪一个更容易，似乎不难回答。福利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对立的，很难让政府做到既要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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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也有完全赞成梁建章的部分：在税收制度上，给予生育家庭全面支持。比如说，“个税专项扣除”，梁建章认为现行“子女教育专项扣除”覆盖范围不够宽（只含小学以上学历教育，不包括托儿所和幼儿园阶段的教育支出），节税金额不够多（以夫妻年收入25万计，每个孩子每月节税200多元），应大幅减轻。
这样的减税建议我完全赞成，我甚至主张：生一胎的夫妻，个人所得税减半；生二胎的夫妻，个人所得税全免。城市中产每年节约数万元，用于养孩子。迟迟不生孩子的家庭，就要面临这笔钱被政府征走的结果，那为什么不生呢？
如此大幅度减税，政府是否会缺乏意愿？可能性较小。个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长期以来不高（2020年财政收入超过18万亿元 个税收入仅为1.1万亿元），个税减免并不会造成政府收入显著减少。个人所得税主要源于城市，这里同时是生育陷阱，用个税减免刺激生育，很有针对性。
城市女性生育意愿低，很重要的原因是：再多补贴，只让孩子和家庭获益，对女性自身的焦虑和困境并无改善。很多女性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只是担心失去工作，脱离职场。如何缓解这种焦虑？在税收体制上，可鼓励企业对育龄女性好一些。
一个可行的尝试是，对雇佣生育女性的企业，给予退税：企业有女职工生育，申请一次性退税若干；女职工家里有孩子（比如8岁以下），企业可申请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扣除；育儿女性的个体户经营和创业，可予税收优惠。这样的税制下，企业雇佣女性不仅不麻烦，还能得好处。他们会抢着雇佣女性，赞成女性生育，给她们提供优越条件，解除后顾之忧。
类似操作在鼓励残疾人就业创业方面，中国早有成熟经验。企业雇佣残疾人，不仅不麻烦，还能减轻税收负担。中国的残疾人就业率，从十多年前的不足20%，逐步提高到56%持证残疾人有稳定工作（2019年数据）。大城市残疾人的就业率，甚至高达80%以上。怀孕哺育期的女性，如能帮助公司，就业率只高不低。育龄女性不怕没工作，自然敢放心生孩子。
最后说一点：很多人以为对生育家庭的减税、退税和免税，属于变相补贴。补贴有恶果，税收优惠就没有吗？质疑者没意识到：税收优惠是对生产的鼓励，一对夫妻想获得税收优惠，必得先事生产，创造财富，这和不劳而获的补贴有本质区别。多生孩子的家庭，不仅解决自家养老问题，也缓解社会的养老压力。对这种利他行为予以鼓励，情理上说得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