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陈峰教授《武士的悲哀》一书，越来越看不懂北宋政府的行为逻辑。按道理说，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幽云十六州还在契丹人手里，宋朝应该继续为收复失地整军备战才是。
可宋朝立国没几年，就不可思议地
全面“弃武
从文”了！
汉朝立国时面对着匈奴的威胁，唐朝建国时突厥军队直接打到长安附近，要论政权初创时的险恶，宋朝并不算最差。
汉唐可没在强敌虎视眈眈时，主动搞什么“弃武从文”。
宋朝政府这方面还真做得不错。
五代十国飞扬跋扈的武将们，不过十数年的时间就纷纷灰头土脸，赵匡胤似乎喝了一场酒，就缴了武将们的兵权，唐末以来形成的“重武轻文”局面一扫而空。数十年后，汴京之围，无将可用，无兵可守，大宋的皇帝成了俘虏……
这种细思极恐的巨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真宗登基之初，为了向天下表示朝廷的权威，曾通过下达诏令的形式对武备给予了一定的重视。随后，他又亲自举行大规模的阅兵仪式，亲赴河北大名城坐镇指挥御辽战役，他还在做天子的第三个年头，下诏开设武举。
这一切似乎都给朝野传达了年轻天子有重整军备的志向，这给关注国家军政的人来说无疑带来了一线希望，尤其是武举更对有意通过投军来实现个人抱负的人，不啻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喜讯。
通过武科考试的办法为军队选拔武官的制度，最早出现于唐朝武则天时，以后该项制度逐渐湮没不闻，军官依旧从官员子弟，特别是将门之后以及军兵中录用。当然，那时也有一些文人“弃笔从戎”，加入了武臣的行列。
太祖、太宗年间，由于经历过战场洗礼的武将甚多，加之朝廷开始提倡崇文抑武的国策，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再扩大武人升迁的途径。至第三代天子统御天下之日，面对边患日益加剧的局面，才感到军队人才奇缺，昏老庸懦者充斥营伍，于是想到了恢复武举的办法。
咸平二年（999年）十一月中旬，真宗令有关机构讨论举办武举的事宜。次年二月一日，又由御史台向全国各地转运司下达公文，要求各路在五天之内将员外郎级别以下文臣中“有武勇才器堪任武职”者举荐上来，然后由朝廷安排这些人到边防前线做地方官。不久，再令翰林学士、知制诰及馆阁儒臣等熟悉典制的文官考定武举、武选人做官的资序旧制。
在咸平三年（1000年）四月间，河北路便推荐了三十名有武干之才的举人，真宗在宫中对他们的武艺进行了测试，将其中合格的十八人授以三班借职的低级军职。
然而，以上措施作用毕竟非常有限，有关的讨论及命令虽然风行一时，却很快没有了下文。因为
很多文臣对此提出了异议
，认为这些举措既不符合实际，又在时间上过于仓促，有失周密考虑。如吏部郎中、知泰州田锡就指出：昔日从朝臣中选出过多名有武勇之名的人，结果并无实效，而如今文官中尚武者既少，纵然有这样的人，他们也大都不愿转为武职，反不如从现有各级武臣中选用为便。至于录取标准，应以谋略为上，武功次之云云。
正像喜好议论时政的田锡所说的那样，文臣有文化知识，却不愿转入武官之列；武将们虽不乏勇气，然则不通文墨，缺乏用兵谋略，这种现象显然极大地影响了军队各级指挥员素质的提高。但假如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将优秀人才吸引到军旅中去，势必就要在朝野上下树立崇尚军功的观念，也势必要抬高将领在朝廷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说起来，这样的做法在昔日并不少见。
当时，大小军阀为了壮大个人势力，都拼命招兵买马，无不以能征善战者为时代英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各方诸侯为了防止士卒逃亡，又开始推行刺字制度，即在士兵面部鬓角位置或者手臂上刺下所属队伍番号名称，如后梁太祖朱温对部下“皆文其面以记军号”。这样一来，士兵一旦逃亡，便很容易被识别、抓获。
刺字在五代时作为约束军兵的一种办法，可以说已含有某些歧视的成分。
然则在武风烈烈的岁月里，骁勇的武士常常有比普通人更多的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刺字倒未受到世人的过多议论，从军也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险途。如当时就有像前述焦继勋、辛仲甫等那样的弃文从武的文人学子，在军营中获得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然而，到宋朝建国后，经太祖后期，特别
是太宗一朝重文轻武国策的推行，宋朝的尚武风气迅速收敛
，不仅往昔“出将入相”的现象不再出现，而且将帅们还被排挤出权力中心，从而受到文臣的压制。像深谙世情的大将曹彬，在街上与文官士大夫们相遇时，就主动为对方让路。
至于士兵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几乎可以与罪犯相提并论。按照当时司法制度规定，大部分重罪囚犯在发配到外地服刑前，必须在面颊上刺字，以防逃亡。
而这种刺字的形式竟与军人相同，正如后世小说《水浒传》中描写的林冲、杨志等人刺配的情景。与此同时，朝廷有时也将某些犯人刺为下等军人，如厢军中的牢城营士卒之类，所谓“牢城指挥，以待有罪配隶之人”。
如此一来，军兵在世人眼中便成了“行伍贱隶”
。宋朝人就曾这样说道：朝廷沿袭五代刺字旧习，使之成为常法，士卒竟无法与齐民相等。于是，在太祖后期，就出现了这样一幕：
开宝九年（976年）初，各地奉命向朝廷推荐了四百七十八名举人，其名目为“孝弟力田”及“文武才干”等，其中仅濮州（治所在今山东鄄城北）一地就推荐了二百七十名之多。太祖对此感到奇怪，就将这些举人召入宫中询问，结果发现他们都大不如意。举人们眼见天子流露出失望的表情，又不愿放弃入仕的机会，遂纷纷声称自己可以操练兵器。太祖听罢，便下令让他们演练骑射。
然而，情况却依旧令人失望，表演者不是坠落马蹄之下，就是将箭镞不知射到何处。看到眼前可笑的场面，太祖生气地对众人说：你们只能到军营当兵。举人们一听，都不觉号哭起来，一再请求天子开恩，免去自己兵籍之苦。太祖最后下令将他们遣散，对地方官追究了滥举之罪。
太宗朝以后，武人地位日渐下降，更受到文臣的明显轻视
。
真宗登基初，就有朝士向天子上言：当今主将仅有一夫之勇，在边防上少有功勋。
正是在开国以来天子及朝臣们的精心筹划与治理之下，
大宋的军官日渐变得谨小慎微及恭顺谦和起来
，其头面人物如傅潜、王超及次一级的王荣之流，已成为当时武将的集中代表。
这样一大批将领虽早已被证明有庸懦无能的痼疾，但因为易于驾驭，没有非分的志向，所以仍继续身居高位。直到他们损兵失地、国人皆曰可杀之时，才被暂时解除职务，却终究不至于有性命之虞，日后则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
还有一些开国功臣的子弟，如石守信之子石保吉、王审琦之子王承衍等，依凭父辈功勋而轻取显赫官爵，手握节钺，却同样贪图享乐，怯于作战。咸平二年（999年）天子亲征期间，石保吉任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西）和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州市）方面统军大帅，受命迎敌。但他却有意缓师而行，致使延误了战机。
这些贵胄子弟纵然在战场上有失职行为，也同样不会受到什么惩处。相比之下，
那些不识时务、舍身沙场的将官，或难以升迁，或受到排挤
，遂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时武臣的悲哀，并且是真正的武士的不幸。
太宗朝抗辽名将杨业不幸战死后，他的后代继承了他的遗业，继续投身保卫北疆的战场。在杨业的诸子中又以杨延昭最为著名，他同样以卓越的战绩而成为真宗朝名将。杨延昭本名延朗，自幼受家庭习武之风影响。稍长之后，他便随父亲出征代北各地，以勇武冠于三军。父亲遇难后，他被朝廷提拔为崇仪副使，开始在河北前线与内地担任军职。
咸平二年（999年）秋，在抗击契丹大军南犯期间，由于河北主帅傅潜等人拥兵自守，致使辽军长驱深入，众多边镇失守。就在当时前线一片残破的局面下，唯有杨延昭与少数几个将领敢于顽强抗击，给辽军以重创。
咸平四年（1001年）冬，杨延昭又与杨嗣、李继宣等勇将在威虏军（治所在今河北徐水西北）大败南犯的辽军，再以战功升任团练使衔。一时，杨延昭与另一将领杨嗣名扬北疆，被世人称为“二杨”。
朝廷毕竟还是需要戍边将领
，所以真宗对宰臣们说：二杨都出外守边，以忠勇效命朝廷，朝中嫉妒二人者甚多，朕尽力保护，才能使他们获得如此功绩。天子一席谈，正反映了当时庸懦武官遭人蔑视，而功勋卓著的将领又受朝官嫉妒的事实。
澶渊之盟订立后，杨延昭历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高阳关副都部署等军职，官衔则迁至防御使。从此，他驻守于城镇之中，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地方，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对于处理案牍吏事，杨延昭既无兴趣，也不精于此道，日久天长，遂为手下奸吏蒙骗，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他因此受到过真宗的训诫。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杨延昭死于任上，时年五十七岁。这样一位名将，在仕途上至死不过是防御使官衔，离授以节钺尚差两道鸿沟，默默无闻地病故于平静的家中。这对于那些慷慨骁勇的武士来说，实在是壮志难酬，如同一场悲剧。
景德三年（1006年）年底，大将高琼身染重病。据史书记载，真宗为了表示对忠心耿耿担任多年禁军大帅的安慰，曾打算亲临其家探视，然而却遭到了宰相的劝阻。史籍没有提到这位宰相的姓名，但通过其他文献的记录，不难知道当时的宰臣只有一名，即王旦。
王旦为什么要阻止天子幸临高府
，其原因不得而知，最有可能也最接近史实的解释便是：高琼乃一介武夫，皇上大可不必屈尊探望。也许是真宗被宰相的话语说动了，便中止了这次行动。于是，高琼在期待中死去，时年七十二岁。
值得一提的是，咸平时，故相吕端病死前，真宗曾亲临吕府慰问。景德初期，宰相李沆和毕士安亡故前后，真宗也亲自去两家探视，朝臣们并无人劝阻皇帝，反而视此举为天子贤明慈爱的一种表现。以后，王旦自己病重之际，真宗又亲至其家抚慰，并一次赏赐给五千两白银。
但对武人而言，在文官们看来，皇帝这样做便过分了
。
本文选自《武士的悲哀》一书，选编文章有所删节，详情看翻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