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春：以“可诉性”为标准恪守履职边界

以“可诉性”为标准恪守履职边界

——专访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

“十年来，检察公益诉讼办案规模稳健增长、领域持续拓展、质效不断提升，制度逐渐成熟定型、制度效能日益彰显。”徐向春在访谈中表示。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司法制度创新发展的重要成果，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不仅获得党中央肯定、社会各界赞誉，还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关注与认同。

记者了解到，在世界自然保护大会、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上，中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获得相关国际组织、司法人士普遍好评，被称为“独具特色的中国智慧”。美国、英国、芬兰、荷兰等国司法人士给予积极评价，越南、希腊、巴林等国检察机关人士均表示希望学习借鉴中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公共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访谈中，徐向春列举了多个人民群众身边的案件：

2024年11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其中增加了检察公益诉讼条款。自此，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明确成为检察公益诉讼法定领域。

刚刚过去的蛇年春节，是我国第一个“非遗版”春节。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聚焦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突出问题，广泛收集线索，深入开展调查，综合运用磋商、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督促加强文物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聚焦民间美术、音乐、文学、传统医药、游艺与杂技等领域，检察机关通过办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推动行政机关堵漏建制，促进“苏绣”“桦甸农民画”“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传承。

徐向春表示，今年，最高检还将开展大运河沿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公益诉讼监督活动，重点针对拆真建假、保护不力等问题开展监督。

“作为区分检察公益诉讼和其他制度、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和其他检察建议的重要依据，‘可诉性’对于确保制度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徐向春在访谈中强调。

记者了解到，“适格诉讼主体”“违法行为”“公益损害事实”“法律明确授权”作为“可诉性”的四个基本要素，要求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全面查实公益受损的领域、程度和事实，吃透法律法规精髓要义，准确把握实质性法律关系，依法确定适格诉讼主体，精准提出检察建议、诉讼请求。

“‘可诉性’对于确保案件‘诉得出、判得下’具有重要价值，是判断是否属于高质效办案的重要核心标准。”徐向春表示，“可诉性”不仅在诉讼阶段要予以关注，其还具有统领各办案环节的全流程性。公益诉讼检察厅将持续强调“可诉性”，以推动公益诉讼办案各环节质效的全面提升。

提起诉讼是集中体现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监督的履职手段。访谈中，徐向春提到，虽然在行政公益诉讼中，有磋商、检察建议等递进式监督程序，但都必须与诉讼相衔接，将诉讼作为之前阶段能够取得效果的有效保障和最终手段。在检察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仍不依法履职、公共利益仍处于受损状态的，必须当诉则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