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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瞭望智库（zhczyj）
最近，中国和印度在锡金（印度）-亚东（中国）边境爆发冲突，“龙”与“象”的较量也被全方位多角度地解读。以下是一篇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的分析文章，作者温骏轩将中国内部诸板块与印度进行一一的对应比较，发现了十分有趣的差异。
其实自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两国在边境线上的小规模冲突可以说一直就没有断过，只不过不一定都见诸媒体罢了。然而这一次的冲突，倒的确有些不同。原因在于，中印两军对峙的那片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洞朗地区），印度本身并不是当事方。真正的争议双方，是中国和不丹两国。印度之所以自认为有资格出头，是因为不丹的外交、军事事务完全交由印度处理，经济上亦严重依赖印度，甚至因此没有和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国建交。
中印对峙区域示意图
中国和印度是不丹仅有的两个邻国，并且是两个有矛盾的大国。可想而知，不丹的处境有多么的尴尬。从不丹的角度来说，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一方，而与另一方为敌是非常不明智的。这些年尽管没建交，中、不两国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甚至有解决边境争议和建交的可能性。对于这种情况，印度显然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这次与其说是印度为不丹强出头，倒不如说是逼迫不丹明确表态站队。
世界上有五个可以参与全球竞争的一类地缘政治板块，包括有：美国、俄罗斯、中国、欧洲（不包括俄罗斯部分），以及印度。苏联解体之前，美、俄这两个分别代表海洋、大陆势力的前超级大国，是世界地缘政治舞台的主角。冷战之后，除了中国逐渐成长，印度作为欧亚大陆的另一个边缘国家，一直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也已是个众所周知的“秘密”了。
说到中国和印度，可比的东西的确很多：都是文明古国，人口都有十几亿，都被列强入侵过，现在都在复兴阶段……总之比下来无非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印度前景好，一种是认为中国后劲足。印度人认为他们前景好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他的地理位置好，两面靠洋（跟美国多像啊），而中国很难冲出第一岛链。不过从印度本身的位置及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来说，却存在无法弥补的短板。这使得印度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注定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包括直接来自中国的压力。
中美印海上战略示意图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初的地缘政治状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先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直接控制区大体在长城以南，东北方向的“东北平原”，北方的“蒙古高原”，西北的“西域”，西部的“青藏高原”，一直影响着中央王朝的稳定。中国强盛时，这些地方可以采用羁縻、朝贡的方式加以制约。一旦衰弱，居于其上的马上民族便有可能觊觎中原。当某个马上民族入主中原并融入华夏后，新的部落和威胁又开始在上述边缘地区滋生，如此周而复始。
中央王朝及周边各主要势力示意图
现在上述边缘地区大都纳入了中国的领土（外蒙古地区除外），中国的国防线得以大幅度推进，中央集权力也得到极大加强。客观上，如果从实际管控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内部地缘政治状况，是两千年来最好的时候。
从外部环境来看，历史上中国最大的威胁一直来自于北方，即使在海洋成为全球博弈主战场之后，这一战略威胁也并没有被削弱。在游牧势力被工业革命的力量碾压殆尽后，俄国成为了中国在陆地方面最大的压力源。当然，工业技术也让人口占优的中国，有机会积蓄更多的力量并反制北方（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有鉴于此，蒙古国、中亚五国作为中俄两国之间的缓冲国，客观上为中、俄两国建立互信奠定了基础。以至于建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背靠背”式的战略伙伴关系。
既然中国在内外地缘政治环境上，都比较乐观，甚至解决了北方压力问题，那么一直对飙中国的印度，情况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并没有那么简单。历史上，“印度”更多是作为一个地理名称，真正统一的时间非常少。大英帝国在南亚、东南亚的殖民史，反倒给了印度一个整合甚至扩张的机会。只不过在上世纪中叶，全球迎来民族独立潮之时，完全被动依赖前宗主国制定整合原则的印度（不同于中国的主动争取），并没有机会将自己的边境线，推进到一个安全的程度。
不管印度当时到底有多大机会做到这点，将英国控制下的南亚地区，包括曾经划入“英属印度”范围的缅甸放在一起，拿来与中国内部诸板块（以及独立的外蒙古）进行一个对应比较，都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由此大家也能够看到，印度和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最终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差异。
1、巴基斯坦—西域。从地理结构上看，巴基斯坦的核心区是印度河流域。印度河也是印度文明的起源之地。然而历史上，印度河流域一直处在印度次大陆，抵御外部压力的前线。一支支跨过开伯尔山口的中亚民族，最终使得印度河流域的居民，放弃了印度教、佛教等印度本土宗教信仰，转而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一员。也最终导致在1947年的印巴分治方案中，巴基斯坦脱离印度成为了独立国家。
印巴分治前印度国土范围示意图
除去与中亚相接的地理位置以外，地理环境的差异也是巴基斯坦与印度渐行渐远的深层次原因之一。与南亚整体所呈现的湿热“热带季风气候”不同的是，印度河流域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区。这一环境特点，使之更容易与同样身处干热气候区的中、西亚民族，在文化上找到共同点。
从位置上看，失去巴基斯坦并与之交恶，意味着印度失去了向欧亚大陆腹地扩张的可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半数居民呈现相同信仰（与巴基斯坦），并且在气候、位置上亦极为相似的西域地区，建立了受中央政权管控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国在上个世纪失去了新疆，那么中国在欧亚大陆腹地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上合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帮助中国西进的平台，同样难以成型。
2、孟加拉国—西套平原。恒河是印度的母亲河，孟加拉国所处的恒河三角洲地区，历来是印度的核心地区之一，也是英属印度最初的突破点。70年前的印巴分治方案中，孟加拉国因为信仰的关系，也被划入了巴基斯坦的范围（称之为“东巴”）。然而印度居于其间的格局，使得这一整合完全不具备持久性。1971年，在印度的军事支持下，孟加拉国终结了自己“东巴基斯坦”的身份，成为了独立国家。
由于与印度核心区地缘关系紧密，且远离其它伊斯兰国家，孟加拉国与印度的关系并没有像印、巴关系那么紧张。在中国的母亲河——黄河的上游地区，依托“西套平原”而建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地缘类型上可以与之对应。很显然，就中国内部的情况而言，无论从民族还是与核心区的地缘关系来看，宁夏地区都较新疆地区更为稳定。当然，无论是宁夏还是新疆，现在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有问题也容易在内部调解掉。至于印度，即使是现实威胁没有那么大的孟加拉国，也同样有可能在地缘政治上为对手所利用。
3、山南地区—蒙古高原。中国的北方强邻是俄国，印度的北方强邻是中国。大国之间需要一条稳定的地理分割线，或者缓冲国来维持平衡。中国北方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地是蒙古高原；印度则希望最起码能够将中国阻止于喜马拉雅山脉分水岭之北。
就中国北方的情况而言，蒙古高原因中间的大漠戈壁分割，结构上分为漠南、漠北两部分。历史上，为保护长城以南核心区的安全，中原王朝一直试图控制漠南诸游牧部落。今天，漠南地区加上漠北的呼伦贝尔地区，形成了内蒙古自治区。
与之相比，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南坡（山南地区）的收获也差不多。在喜马拉雅山东、西两端，印度的控制线大体都推进到了喜马拉雅山分水岭，这其中就包括与中国有争议的藏南地区。在中段，尽管大英帝国在19世纪将尼泊尔、锡金、不丹三个王国，纳为了自己的保护国，却没有将此三国变成“英属印度”的一部分。这也导致印度，在独立之时无法顺势得到整个山南地区。
不过印度还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在1975年通过策动公投的方式，将锡金王国变成了印度的锡金邦，从而在尼泊尔与不丹之间，打开了一个与中国相接的缺口，此次中、印爆发冲突的地点正位于此。除此之外，印度还在极力阻止尼、不两个缓冲国倒向中国。从战略防御的角度来说，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就像上世纪中苏交恶之后，身处苏联阵营的蒙古国，加重了中国的北方压力一样。
4、锡兰岛—台湾岛。与台湾岛情况类似的是，锡兰岛的绝大多数人口和文化，源自于对应的大陆，亦是同样位于大陆东南角最重要的外岛，战略位置显著。需要说明的是，在大英帝国控制南亚期间，这颗南亚明珠在行政上并没有纳入“英属印度”的范围，而是成为了英国王室的直属领地。
与印度人主要信仰印度教不同的是，锡兰岛上的主体民族“僧伽罗人”信仰的是佛教。在印度独立前夜，印度曾试图将锡兰拉入印度联邦。不过坚持以宗教信仰作为分治标准的英国并没有同意。独立之后的锡兰在1972年将国名变更为了现在的斯里兰卡。失去这个机会之后，在可能预见的将来，印度再想吞并斯里兰卡的机会基本为零。
相比之下，中国这边海峡两岸虽未统一，但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一个中国，统一只是时间和技术问题。成功将台湾问题拉回到“内政”范畴的中国，在外岛控制上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5、缅甸—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在地理位置上，并不属于东亚的一部分，而属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一部分；缅甸也同样不属于南亚版块，而属于东南亚。在中国现在的版图中，青藏高原目前大体被分为两部分：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其中除了青海省会西宁所在的河湟谷地以外（这部分可追溯到西汉），青藏高原绝大部分地区接受中原王朝统治时间点，起始于清朝。可以说，是最晚纳入中央之国范畴的边缘板块。
缅甸与印度发生政治联系的时间则要更晚些。公元1886年，英国在征服缅甸之后，将后者变身“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完成了英属印度的最后一块拼图。然而在英国势力衰退之后，这种基于外部力量的强行整合并无法持续。1937年缅甸脱离印度，直接接受英国的统治，并在1948年获得独立。
从技术上看，如果中国失去了青藏高原，哪怕仅仅是南部的西藏，印度的北方压力都将不复存在。反观印度，如果得到了缅甸，则不仅能够在争夺东南亚影响力的问题上占得先机，更能从云南方向直接威胁中央之国的核心区。此消彼涨，地缘力量的天平在这个点上，开始明显向中国方向倾斜。
6、印度东北地区—中国东北地区。基于气候原因，除了南部少量土地以外，中国东北地区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大规模农业开发的禁区。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东北地区在文化上，长期无法融入华夏。清朝建立之后，更是从留后路的角度出发，将东北地区圈禁为政治保护区。
然而受益于美洲高产农作物的引进，中国内地人口在18世纪时就开始出现爆炸式增长，人口压力加上清朝开始进入衰弱期，导致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上千万人口快速填充了这片土地（史称“闯关东”），也使得中国东北地区仅仅用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从低人口密度的边缘板块，彻底升格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一部分。
在中国开始利用人口优势，融合东北地区之时，印度则刚刚在英国的帮助下，将印度东北地区纳入“英属印度”的范围内（1838年）。在此之前，印度东北地区并不是印度的一部分，而是属于一个叫“阿萨姆”的独立王国。今天享誉世界的阿萨姆红茶便是出产于此。
基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印度东北地区一直是中南半岛民族迁居之地。阿萨姆王国的建立者“阿萨姆族”，便是源于来自中南半岛的泰民族的一支。由于印度东北地区历史上，并不存在中国东北地区那样的农业瓶颈（导致有足够数量的土著人口），且种族迥异，使得印度开始想融合这片土地时，面临非常大的障碍。以至于今天的印度东北地区，成为了印度分离主义思想最严重的地区。
更为致命的是，由于孟加拉国的独立，印度东北地区与核心区之间，仅仅依靠一条狭长的“西里古里走廊”相连，而这条与锡金相连的走廊，又在中国（亚东）的威胁之下。可想而知，即使没有种族、文化融合问题，印度东北地区也会天然产生分离倾向。
西里古里走廊位置示意图
通过上述对比，以及中国和印度在世界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定位分析，相信大家心目对这场龙-象竞争今后的走势已经有了答案。客观说，在从古老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这个历史转折点上，中国抓住了更多的机会，印度则多少有点输在起跑线上的感觉。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两国当下的地缘政治结构环境上，更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合法拥核国家身份，是显示大国身份的两个重要指标，也是印度这些年的努力方向。中国则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就已经做到了这两点。
事实上，以联合国席位及拥核国身份这两个指标来说，中国也是唯一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跻身世界政治舞台中心的国家。正常情况下，作为一个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国家，本是没有机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取得如此好的身位的。这一切，包括今天中国领土的形成，都不是因为当年那些列强的施舍，而是100年来中国人民从未间断的抗争及巨大的牺牲换来的。
反观印度，70年前的“非暴力不合作”及听从宗主国安排的做法，固然为其求得了一个独立地位，但当印度希望自己成为世界一极时，就会发现付出和回报其实是成正比的。即使今后能够通过合纵连横，解决两个大国身份认证的问题，但对于印度来说，将自己国境线推进到一个更完美的程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1962年解放军进藏途中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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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讲述55年前如何打服印度：一些印军主动来投靠
6月中旬，印度军队非法越界进入中国境内，干扰中方在西藏洞朗地区的道路施工。一个多月来，印方不顾中方再三抗议，拒不撤军，由此形成双方军队在中国边境地区的长期对峙。
据了解，中印边界局势再度紧张让很多参加过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老兵揪心，印度方面的无理取闹更让他们气愤。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密切关注着该事件的发展动态，并誓言如果祖国需要，他们愿意送自己的子女再上前线，捍卫祖国疆土！
“最近我接到很多战友的电话”
“最近我接到很多战友的电话，我们都非常关注中印边境局势。对于印方的行为，我们很气愤。”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陕西联谊会会长陈群耕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他们是当兵的，认为如果外交途径解决不了问题，那只能选择强硬。
陈群耕，73岁，在55年前那场战争中，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5师高射炮营的一名士兵，当时他的名字是陈五九。
77岁的韩学润，曾经是11师师直防化连的一名文书，也是那场战争的亲历者。“55年前，我们消灭了他们的王牌部队，现在我们依然可以”，他表示。战后，韩学润用了30年时间搜集与研究中印边境战争资料，写了一部46万字的纪实长篇小说《世界屋脊大战》，1995年出版。这本书是国内鲜有的关于那场战争的公开记录。
今年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55周年。近些年，在陕西的参战老兵们每年都会举办小规模的纪念活动。今年，他们准备把活动办大。一方面是因为很多老兵都年事已高，参加纪念活动的人数每年都在减少；另一方面是源于印度的这次挑衅。
据老兵们讲，从1959年开始，印度不断对中国边境进行武装挑衅，并逐渐集结起精锐部队。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苏联撤走专家，而印度背后却有英国、苏联和美国撑腰。这样的形势让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感到乐观。然而，1962年10月20日，中国发起自卫反击战，不到一个月，印军主力部队就被打得一败涂地。
“我们跨过麦克马洪线，翻过喜马拉雅山，深入藏南平原地区，到达达旺等地，印度兵四处逃窜”，现年75岁的参战老兵叶宏亮回忆道。叶宏亮当时是55师某连的卫生员，负责100多名战士的伤员抢救、健康保障。
根据陈群耕提供给环球时报的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内部刊物，那场战争，中方共击毙印兵4885名，俘虏3968名，缴获轻重机枪火箭筒等数千支，枪弹炮弹等数百万枚。我军伤亡2419名，其中阵亡722名。
但国内有关这场战争的公开报道或记录却很少。多年来，尽管在中国民间有不少关于这场战争的回忆和评论，但政府公开表态和大中小学教材中却鲜有提及，官方更没有举办公开纪念活动。很多年轻人对那场战争知之甚少。
陈群耕说起他的一次经历。有一次他去政府办事，当说到自己曾参加过对印自卫反击战时，年轻的工作人员表示怀疑：“中国和印度还打过仗？我只知道我们有和尚去印度取过经。”
55 年前，他们这样奔赴战场
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任何有关这场战争的影视作品，曾长期从事宣传文艺工作的韩学润试图填补这个空白。他最近刚刚写完一个共40集的文学剧本，并将其命名为《扫了它！》。据说，当年印度悍然挑起大规模侵蚀中国领土的战争，中国一忍再忍，印度步步紧逼，毛泽东最后大手一劈：“扫了它！”随后中央下令反击。
“那个时候我们喝冰水，吃炒面（炒制面粉，当时解放军的主要干粮）。现在不少年轻人吃不了苦，动不动以钱说事。重温那段历史，我希望之前那种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吃苦耐劳精神能得到传扬”，韩学润谈起他写这部剧本的初衷时这样说。
那场战争留下的记忆对于老兵们来说刻骨铭心。海拔最低3000米、最高5700米，平均气温零下20摄氏度、最低零下38摄氏度……有关那场战争的很多数据，陈群耕倒背如流。1962年10月的一天，参军入伍已一年有余的陈群耕正在青海湖附近和战友们一起收割青稞，突然接到上级命令，数千名军人连夜返回西宁东郊驻地，带上干粮装备，随即向战场出发。那年陈群耕正好18岁。
他们都义无反顾，55师共7746人，625辆车，日夜兼程，陆续赶赴战场。不少士兵因为不能上战场情绪有些低落，被命令留下看守营地的士兵纷纷写血书，要求上前线。 由于车辆不够，当地政府发动所有的民用车辆加入运送士兵的队伍。车辆有的盖着帆布，有的直接敞篷。陈群耕回忆说，为防止脚趾被冻伤，他们每坐两小时车，就下车跟着车子跑20分钟。由于车况、路况等问题，不少路段他们都得靠两条腿和两只手。
叶宏亮还记得他们过五道梁和唐古拉山时的惊险。有句俗语叫“上了五道梁，喊爹又喊娘”。由于正值严冬，高寒缺氧，寒风刺骨，呵气成冰，在翻越这些险境时，不少装备都得靠人扛，靠人背。一些战士因缺氧等原因再也没有醒来。
从西宁经拉萨，20多天后他们终于到达中印边界前线阵地。沿途几乎所有成年藏民同胞都被发动参与修路。工兵团和推土机在前面开路，藏民在后面平路。“印度原以为我们至少需要一年时间疏通到喜马拉雅山的公路，而我们只花费了半个月。最后打得他们措手不及。”陈群耕说。
据叶宏亮回忆，在高海拔地区战友们都被告诫少活动、不能剧烈活动，但为了抢占先机，很多士兵都是跑步走。在一次围剿印军的行动中，他们营有两名战士因高山反应引发急性肺、脑水肿而牺牲。
在叶宏亮看来，印军装备比解放军的好。“我们大多用的是朝鲜战争时的武器，甚至解放战争时用的。印军用的是苏联、英国支持的武器。他们的是半自动或者自动，而我们的枪还是53式步骑枪，打一枪得再扣一下扳机。当时11师已经换了56式半自动步枪，我们55师1963年才换。”
“印度的75炮是固定在吉普车上的，我们的75炮是人扛的；他们吃的是罐头，有荤的有素的，我们吃的是炒面。他们一人有一块毛毯，干部有睡袋；我们盖的是棉褥子。”叶宏亮说，“在缴获的物资中，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了半导体收音机，在海拔那么高的地方竟然还能收听节目，当时真觉得开了眼界。”
中国给世界“上了一课”
这场较量，最终以印军被重创结束。叶宏亮对环球时报说，解放军高昂的斗志、顽强的作战作风以及保家卫国的信念，是对方无法比的。 “我们都很年轻，他们不少兵都四五十岁了。他们是雇佣兵，在不可取胜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撤退或逃跑；我们哪怕是一个人，也要坚持到最后，绝不退缩。”
老兵讲述55年前如何打服印度：一些印军主动投靠1962年战争中的中印士兵。
按照规定，印度的俘虏都获得优待。据韩学润回忆，吃的喝的，连抽的烟以及慰问演出，都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一些逃到深山的印度士兵看到后，主动出来投靠。
战后，中国释放所有俘虏，退还了缴获的大量武器装备。据军旅作家金辉采写、1995年出版的《西藏墨脱的诱惑》一书记载，中方将这些装备修好、汽车加满油、武器擦干净后，全部还给了印度。
中国的仁义之举没能换来印度的好感。相反，印度政客将中国的主动停火视为“侮辱”，教育方面的灌输使得很多印度人至今对那场战败难以释怀。今年6月，印度陆军参谋长拉瓦特对采访他的媒体宣称：“印度军队已经做好了打2.5线战争的准备（即同时应对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国内安全威胁）。”
老兵们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和入藏交通状况早已今非昔比，不怕再在中印边境地区发起一场自卫反击战。“我们之前的榴弹炮、山炮最多也就能打十来公里，但现在我们的导弹指哪打哪，能打几千公里，根本不需要到前线，在后方就能给他们灭了”，叶宏亮说。
不过，对于中国那时的主动停火和撤兵，一些人一直有不同看法。“我方停火撤过‘麦克马洪线’后，还要再后撤20公里……结果印军乘虚而入，不仅全部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还向北蚕食推进，建哨所，修工事”，《西藏墨脱的诱惑》一书称。
据韩学润讲，当时他们已经打到传统分界线，收到回撤命令时，确实有很多战士、干部不理解、不甘心，后来上级层层做思想工作。“最终我们听了毛主席的话。我们就是想把他们打回谈判桌，我们反击战的目的达到了，见好就收。”
陈群耕这几年也不断被人问起这个问题，他本人仔细分析过，当时物资匮乏，后勤供应不足，难以长时间维持过长战线。
叶宏亮认为，我们当时打的主要是政治仗，是为了教训一下印度，从而维持边境地区的长久和平。“当时我们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都很落后。如果当时真的要在达旺等地区建立据点，把传统线以北这些地区都控制起来，印度估计会反扑，那么两国边境就难以安定。”
澳大利亚籍记者内维尔·马克斯维尔是研究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权威专家，他认为中国通过这场战争表明了其“和平崛起”的立场，也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几年前，马克斯维尔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962年那场战争给世界上了一课。“中国会尽量避免冲突，尽全力寻求和平的解决方式。但它不会被摆布，一旦涉及基本的安全问题，它绝不会退让。如果当问题变成要么战斗要么投降，中国会永远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