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小说《春梦解析》发表于《当代》2025年1期
——读韩东《春梦解析》
文|张德强
“还记得我们逛玄武湖吗?哪一次?你是说我们去过不止一次?”
韩东新作《春梦解析》(下称“春梦”)以这句第一人称讲述开篇,自述部分延续一页后戛然而止,叙述转为全知视角,场景是作家朱尔与三十多年前的恋人六一的重逢:“朱尔在那套三十年前的房子里迎接六一。”
这套房子曾是他们无数次白日密会之地,是作家朱尔昔日的工作室,装修过三十年后没有住人,落满尘埃与记忆的碎片。按照两种叙述视角的交错,这篇“爱情回忆”可被均衡地分为二十六个部分,恰如两性对峙,又如男女缠绵。在这篇小说里,韩东再次展示了自己近年来对小说结构的实验性思考。朱尔与六一的“重逢”自开篇就暗示着不真实感:三十年前的煤气罐还能打火,旧冰箱中尚有残余白酒,以及,他们为何在此地重逢?叙述者巧妙地一边撒落线索,一边布置漫不经心的细节让一切合理化,读者的视线终于还是为他所掌控,直到临近结尾的部分,朱尔在胸腔绞痛中试图抓住六一,随即陷入昏迷。也许读到这里,读者才会正视小说标题“春梦解析”,一切都是一场梦而已。不过,并非“事如春梦了无痕”,倒有如另一句诗:“只是当时已惘然”。这场梦发生在朱尔发病的昏迷中,一场发生在潜意识世界的旧情人小酌对谈,并无荷尔蒙的奔涌,他宁愿视之为春梦,显然对已失落的旧情尚耿耿于怀。
这篇小说的情节,在韩东另一近作《旷日持久的斗争》(下称“斗争”)中有所延续而方向不同,六一之事,在后作中亦被提及。朱尔两段迥异的情感经历,留给他的感受也不同,前者是热烈的遗憾,后者是等待的空无。更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故事在2005年出版的《我和你》中就已得到书写,关于“斗争”中卫娟的结局,韩东在短篇《动物》里亦有提及,此次为部分性重写。
这种“反复书写”的行为,让读者很容易猜测“春梦”与“斗争”带有自传性质。这不由叫人想起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这位与韩东同样乐于采用第一人称(或称“无人称”的隐藏的“我”)写作的女作家自述道:“我所使用的‘我’,并不是一个在文本中进行自我身份建构或自我虚构的工具,而是用于从自身的经历中抓住家庭、社会以及情感真实存在的符号。”
“春梦”与“斗争”亦可作如是观。
在当下叙事文学热衷于讲故事、“非虚构”的年代,韩东执着于他的元叙事与非戏剧化的小说形式探索。比较熟悉韩东小说的读者,会比较了解他创作的非戏剧化倾向——叙事往往是连贯的,浓墨重彩的戏剧化情节则会被尽量避免。叙事者与“我”的合一貌似画蛇添足,譬如2022年发表于《钟山》的《一个人》,即使提到“我”的部分与主线情节可以说毫无关系,“我”依旧会赫然亮相。“我”的存在,在韩东小说里成为一种带有元叙事意味的标识,顽强地扭转着读者的阅读习惯,让读者停留在回忆与虚构之间不知所措。韩东以这种方式解构着各种审美意识形态神话。
从元叙事的角度看,韩东在不同小说里对同一事件的“反复书写”,其实是解离着自传小说中叙事者与“我”的身份同一性,从而解构了读者对于第一人称小说“自传”性质的想象。以“春梦”为例,韩东不是要在写作中剖析、找寻自我或曰“追思往昔”,而是如埃尔诺所说——“我无意写自己的生活,从自己体验过的感觉和东西出发,希望能揭示一些真实存在的、反映人类境遇的现实。”与《我和你》中对这一故事较为冷静的书写不同,“春梦”看似是一次对“心结”的浓烈展示,一种对“心魔”的豁然解脱,但即使是小说中的朱尔(即“我”)也处在叙事者的冷峻目光中,朱尔即是六一,六一也是朱尔。可以说,对同一事件的再次书写,韩东置换了完全不同的描述角度,故事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故事了,小说结尾朱尔给六一的信,甚至有了一重反讽意味。朱尔在一场并未发生在现实中的梦后大病一场,痊愈后他写了封信给六一,即小说最后一个第一人称部分(也是小说的结束),在找邮局的路上,他“手上捏着那封轻重合适的信,甚至感觉到了某种愉快。这就是生之愉悦吧,劫后余生的生”,这里的“劫后余生”既有对六一莫名的感激,也有“墙里秋千墙外道”的多情。在这场带有解析色彩的梦后,他决定以信的形式最后一次介入六一生活,作为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的正式告别。
朱尔并没有从那场梦里醒来。
带着悲悯与冷峻相互交织的复杂心情,叙事者将这句话嵌入到朱尔心怀“生之愉悦”去投递信件的路上——“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都越过他跑到前头去了,朱尔就像一个很老的老人那样被万物抛在了后面。”我们在此强烈感受到韩东那与埃尔诺相似的创作关怀,后者以第一人称小说意在“将‘我’放在更广阔的现实中,放在某种文化、境遇和痛苦中”,譬如,生命不可避免的黄昏与人类充沛而难以寄托的惘然。
本刊特约评论
张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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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南京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学院戏文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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