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逊曾经说过:“事物的自然发展趋势就是，自由逐渐退让，政府步步紧逼。”200年后，詹姆斯·布坎南因终身致力于以学术研究证明杰斐逊的洞见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布坎南与戈登·塔洛克对该理论的发展一起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这个理论建立在一个基本论点之上:官僚和政治家与所有其他人一样自利。但是很多学者的确不相信这一点，因此教科书告诉我们说，私人经济当中的人是自利的，而政府行为则是为了公共利益。注意到这个句子中的文字游戏了吗?前面说的是“私人经济当中的人”，而后面说的是“政府行为”。从说个人转换到说集体搅乱了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政府不会做任何事，是政府中的某些人在做事。为什么一个大学毕业之后进人微软的人是自利的，而他那进入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当公务员的寝室室友就突然被利他主义所激励，开始为公共利益而做事呢?
事实证明，这个简单的经济学假设:与其他人一样，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也在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有很强的解释力。相比公民教材中假设公务员追求公共利益的过于简单化的解释模式，公共选择理论对投票、院外活动、赤字开支、腐败、政府扩张以及议员和院外活动家在提案限制上的对抗的解释要有力得多。另外，公共选择理论也解释了为什么自利行为在竞争性的市场上有正面的影响，而在政治过程中却是有害的。
政治家和官员们的行为当然是在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是“收益集中而成本分散”。意思是任何政府计划的收益都是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成本却分散到所有人身上。对ADM公司的乙醇项目补贴就是一个例子。如果ADM每年从这个项目中获得2亿美元补贴，那么每个美国人就会承担大约1美元的成本。你知道这件事吗?也许不知道。现在你知道了，你会写信给你的众议员抱怨吗?也许不会。你会飞到华盛顿，把你的参议员叫出来吃个便饭，给他1000美元捐款，让他不要给乙醇补贴项目投票吗?当然不会。但是ADM主席安德烈斯会做这些事，而且会做得更多。想一想吧:为了从联邦政府得到2亿美元的补贴你会花多少钱?我敢打赌，如果不得不花1. 99亿美元的话，你也会花的。那么国会议员会听谁的?是那些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给安德烈斯的利润支付1美元的普通美国人，还是那个正在反复研究补贴议案投票人名单的安德烈斯?
当然，如果只是乙醇的话，就无关紧要了。但是绝大多数联邦计划都是以这种方式来运作的。几十亿美元的补贴给了农民，而这些农民只占美国人口的;相当于每位纳税人要支付好几十美金。农业补贴的成本问题还有微妙之处。它的成本还要包括食品价格的上升，而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为此付出了代价。
每年有数以十亿计的美元花在华盛顿，就是为了争取得到国会每年要花掉的上万亿的纳税人的钱。
1987年科罗拉多州《杜兰戈导报》刊登了一篇广告，极力兜售安尼玛斯一拉普拉塔大坝水利工程，让很多企图把自己的手伸进联邦预算的隐藏算计一下子暴露了出来:“我们为什么应该支持安尼玛斯一拉普拉塔工程:因为是别人买单!我们得到水，我们得到水库，别人得到账单。”
经济学家称这种过程为寻租，或者寻求转移支付。有些个人和企业创造财富。他们生产粮食或者制造别人愿意购买的东西，或者提供有用的服务。其他一些人则发现，跑到华盛顿或者州首府、市政厅去寻求补贴、关税、配额，或者对竞争对手进行限制要更容易一些。这就是用政治手段得到财富，而且可悲的是，它的增长比经济手段的增长更快。
当然，在万亿美元规模的政府像圣诞老人一样普遍派发礼物的现代世界里，越来越难区分生产者和转移寻求者、捕食动物和被捕食动物了。国家试图迷惑我们，就像墨西哥的三张牌戏的发牌员一样，悄无声息地拿走我们的钱，然后敲锣打鼓地把其中的一部分还给我们。我们所有人都一方面在不停地咒骂征税，另一方面却要求医疗保障，要求补贴公共交通、补贴农业、补贴免费国家公园，等等。巴斯夏在19世纪对此进行了解释:“国家就是一个每个人都想靠其他人的开支生活的神话。”从整体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输家，但是很难知道在当前环境下谁是净输家谁是净赢家。
在他的书《民主硬化症》当中，新闻记者乔纳森·罗施描述了寻求转移支付的过程:
在美国，只有几个阶级的人有权力拿走你的钱，如果 你没有保护好的话。第一个是犯罪阶级，就是那些打碎玻 璃进入你的汽车或者抢劫你的房子(或者在你的天花板 上打洞)的人，他们是经济体的寄生虫中很古老意义上 的成员:他们只有在你没有积极反抗的时候才拿走你的财 富。这一类人对社会来说成本很高，不仅是因为他们拿走 的东西，而且是因为为了防备他们我们不得不付出的高昂 成本。我们被迫购买门锁、警报器、铁门、保安、警察、 保险等服务和商品…… 然而，罪犯不是唯一玩这个再分配游戏的群体。在某 种条件下，合法的、非犯罪的转移支付很可能拿走你的 钱。你需要法律的帮助，也就是说，你需要说服政治家或 者法院干预你的生活。
他继续论述道，于是，社会当中的每个集团都到政府那里要求帮助惩罚它的竞争对手:企业寻求关税保护，工会要求最低工资法(该法律让雇用高工资的熟练工人比雇用非熟练工人更加合算)，邮政工人要求国会禁止私营邮递的竞争，公司寻求更巧妙、更绕弯子的管制来让竟争对手受到的伤害超过自己。而且由于每一项这样规定的受益都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当其成本传递出来让大多数消费者或纳税人承担的时候，少数人就因为大多数人买单而获利，这些获利者会回报那些促成转移支付的政治家。
另一个政府变得过于庞大的原因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萝丝·弗里德曼所称的“现状的暴政”。意思是说，当一个新的政府计划被提出的时候，它必然导致激烈的争论(至少大计划如农业补贴或者医疗保障是这样。大量小的项目都是在没有争论和极少争论的情况下就悄悄被塞进了预算，而其中的一些项目在几年之后变得非常庞大)。但是一旦得到通过，对这个计划的争论就会僵旗息鼓。从那以后，国会只是每年审议一下需要对它增加多少预算，而不会有任何关于这个计划是不是应该继续存在的争论。一些改革如“零基预算”和“日落立法”被认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它们并没有多少效果。1979年，当联邦政府准备关掉“民用太空版”项目时，他们发现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停止一个政府部门的运转—因为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甚至克林顿总统的“国家绩效审查”—这个被宣传为“重新设计政府”的项目—都说:“联邦政府看上去不能放弃已经无效的部分。它知道如何增加机构，但是不知道如何减少机构。”但是你无论花多长时间来搜索克林顿的预算，也找不到一项削减某个计划的动议。
现状的暴政的一个要素是华盛顿人所说的“铁三角”，正是这铁三角保护了每一个政府部门和项目。铁三角包括审查项目的国会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执行这些项目的官员，以及从中获利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就像一个旋转门:一名国会工作人员拟了一份提案，然后找到行政部门让他们执行，随后找到私人企业或机构得到一大笔美元，然后代表与管制相关的利益集团找国会的同僚们游说。或者一个企业的院外游说家给国会议员献金，成立一个新的管制机构，然后他就被任命为这个机构的成员—还有谁比他更了解这个问题呢?
如果官僚和政治家们像其他人一样是自利的，他们在政府中会怎么做呢?当然，毫无疑问他们有时会为了公共利益而服务。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应该去做正当的事情。但政府的激励机制可并不那么好。在私人经济中，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你必须吸引客户;否则你也许会破产、丢掉工作或者让投资打水漂儿。企业因此如履薄冰，竭力寻找更好的服务消费者的方式。但是政府官僚并没有客户。他们并不是通过更多地满足消费者来挣更多的钱，而是通过扩大自己的部门来争取更多的钱和权力。什么能让官僚利益“最大化”?是官僚!他们的激励是想办法雇用更多的人、扩大权力，从而花更多的纳税人的钱。如果你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而你的部门能够去处理，那么国会也许就会再给你10亿美元、一个副手和另一个部门供你支配。即使没发现新问题，你也可以宣传说，你在处理的问题正在恶化，因此你需要更多的拨款和权力。另一方面，如果你把问题解决了，例如改善了孩子们的考试成绩或者让所有享受福利的人得到了工作，那么国会或者你所在的州参议会就可能会认为你不再需要更多的拨款了。甚至还会决定裁掉你的部门，尽管这常常是无法做到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如果对解决问题进行惩罚的话，还能指望有多少问题会被解决呢?
看上去解决办法很明显，应该改变激励机制，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政府的服务并没有竞争者，因此很难判定政府工作完成得好坏。假如每年有更多的人寄信，是不是就说明联邦邮局服务客户的工作做得好呢?不一定，因为它的客户是被拴住的，并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想寄一封信，他们就必须通过联邦邮局(除非他们愿意付至少10倍的价钱给私营快递服务)。只要任何机构通过强制，即通过法定价格来挣钱，就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衡量它在服务客户上是否成功。与此同时，体制内的特殊利益集团，如政客、政府管理人员、工会等会为了这些战利品而争夺不休，并对任何企图评估他们生产能力和效率的努力都坚决抵制。
想知道在国家政权当中的人的自利本能是什么样的，只需要打开任何一天的报纸就可以了。你可以看看联邦雇员的退休金系统要比国民社保系统好上多少，看看国会议员退休可以拿到200万美元退休金的报道。请注意，如果国会和总统暂时停止联邦政府的运作，他们自己仍然可以继续拿到薪水，而普通的联邦雇员则不得不等待。
政治学家詹姆斯·佩恩查阅了14个不同的财政拨款听证会和委员会会议记录，这些听证会和委员会是国会议员们为审议对哪个项目进行拨款以及拨款多少而召开的。他发现，总共1060名听证证人中，有1014人赞成拨款提案，仅有7人反对(其他人没有清楚表明赞成还是反对)。换言之，一半的听证会上只有一个人反对计划，另一半则无人反对。议员办公室的国会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向议员要求拨款的人与反对拨款计划的人的比例是“几千比一”。
不管一个议员新上任的时候是多么反对花钱，只要拨款要求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停地送到他面前，最后总会奏效。他会说，我们必须让开支降下来，但是这个项目是必要的。研究的确表明，一个议员在国会里呆得越久，他就越倾向于支持花钱。这就是为什么佩恩称华盛顿为“拨款文化”。在这里，你需要付出超人的努力才能想起大众的利益，投票反对那些拨款计划，这些计划将让拜访过你办公室或者在你的委员会上听证的人受益。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一群睿智的意大利学者开始对政府及其财政系统的规律进行了研究。其中的一位，阿米卡列·布维阿尼尝试着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一个政府试图从人民那里最大限度地把钱拿走，它会怎么做呢?他概括了政府会采用的十一种策略，都很值得研究:
1.使用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把税收藏在商品价格背后。
2.通货膨胀。国家通过通胀减少每个人现金的价值。
3.借款。通过政府债来推迟必要的征税。
4.礼品与奢侈品税。这是对接受礼品或者购买一些特殊的商品征收的税目，是为了减轻人们对征税的怒气。
5.“临时”税。不知为何，当紧急状况消失的时候它也从来不被取消。
6.为缓和社会冲突而征税。主要通过对那些不受欢迎的群体征高额税收，例如对富人、吸烟者或者获得暴利和意外收入的人。
7.威胁如果减税就会产生社会崩溃或者减少垄断的政府服务。
8.提高总体税收负担的时候，故意让营业税或所得税以较小的累进额度逐渐递增，而不是在一年当中突然增加。
9.对那些事先无法预测自己税负的人征税，这样就让纳税人无法知道他付了多少税。
10.让预算变得复杂无比，超出公众的理解能力，以掩盖预算的炮制过程。
11.使用通用的开支名目，如“教育”、“国防”等等，让外面的人难以评佑预算的各个部分。
从这个单子当中发现了什么吗?美国政府使用了上面所有的这些诡计—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是一样。这就难免让冷嘲热讽的观察者得出结论:政府实际上是在竭力榨取纳税人的钱，能榨取多少就榨取多少，而不是征收刚好够它的基本职能需要的钱。
所有这些都说明，政府的本能就是扩张，获得更多的职能，把更多的权力裸在手中，从公民手里抽取更多的钱。看起来杰斐逊是对的:“自然发展的趋势就是自由不断让步，政府步步进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