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冯裕强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拙文《
集体化时期工分稀释化视域下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以广西容县华六大队为例
》有幸刊发于《开放时代》2024年第6期，对于本人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因为我深知《开放时代》在学术界的知名度和地位极高，对论文质量要求非常严格。
拙文与发表于《现代哲学》2018年第6期的《工分制以及工分的稀释化——以广西华杨大队第十生产队为例》是研究工分制的上下篇。《工分制以及工分的稀释化——以广西华杨大队第十生产队为例》主要探讨在集体经济时期工分制在生产队的具体实施以及工分是如何被直接稀释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工分不仅仅是一堆数据，还涉及人民公社的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工分”就是人民公社的“货币”。拙文正是在前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从公共产品的角度来论述工分的间接稀释问题。
本课题的问题意识是基于学术界不少学者对人民公社的批判：人民公社制度是一种平均主义、养懒汉和低效率的制度。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以上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李怀印就认为除了正式制度，农村还有很多非正式制度在制约和激励着村民的言行。看到高级知识分子争论，不免有好奇心想一探究竟。当我在苦思应从哪个角度来研究人民公社时，我的导师建议我从工分这一独特层面入手进行探索。因为在人民公社时期，人们几乎每天都在挣工分，生产队通过工分来管理和调节生产，并用工分来分配劳动成果，工分在人民公社制度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能把工分的“暗箱”实事求是地揭开，人民公社的许多事情也就明了了。
在华六村收集到的部分工分账册
于我而言，本课题的研究要比想象中困难得多。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挑战。由于我本硕博阶段主要学习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具备人类学或者社会学方面的学科背景，所以要开展研究，必须“恶补”相关的理论知识。
另外，要研究工分制度，当年生产队的工分统计表就不可或缺。如果找不到具体的工分数据和相关账册资料，所谓研究也只能是隔靴搔痒，触及不到核心问题，所以首要任务是找到一个保存有相关资料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然而，中国有几百万个自然村，到哪里寻找合适的田野点？如果随机选取，它是否具有代表性？选的村庄是否还保存着以前的历史资料？如果有，保存的资料是否齐全？如果选取的是偏远村落，我能否顺利进入？甚至，以自己微弱的能力最终又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确定的。如果选取错误，将面临从头开始的风险。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家乡——广西贵港。
2016年暑假，我到贵港市档案馆查阅档案。由于档案馆管理森严，一般不让外人随意查阅，且查档时间极短，导致我虽然花了大量时间，搜集到的与主题相关的材料却不多。于是，我暂停到档案馆查档，改到市农业局、市志办公室、市图书馆和市委的党史办公室等单位访求资料，但最后收获的大多都是官方资料，对研究并无实质性作用。无奈之下，只好回到老家，寄希望于原生产大队还保存有当时账册之类的档案。通过访谈以前的队长、会计、社员等人员，发现以前的账册已经被烧了，老人们的回忆也只是从大体上描述当时的生产状况，而且极其碎片化。这些都不利于本研究的开展。面对种种困境，我不得不放弃家乡，另寻田野点。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转机出现在一次与大学同学的闲聊。在玉林市委党史办公室工作的林玉龙同学听说我在找人民公社的资料，便建议我到容县试试，并提供了一套《玉林市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丛书》，其中第四辑《互助合作萍踪》介绍了容县专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情况。这些资料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因为只有在当时做得比较好的合作社，官方才会进行宣传；而且，既然党史办公室能编这套资料，当地必然保存大量历史档案。因此，在学校开了介绍信后，便只身前往容县查找资料。根据在家乡摸查的经验，至今还保留有相关档案的单位，大概率只有档案馆了，所以到容县后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档案馆。
中共玉林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互助合作萍踪》，2005年
在去之前，我一直担心会不会遇到和之前在家乡查档一样的情况，即很多档案不让查阅或限时查阅。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容县档案馆的领导在查看了本人的介绍信后，表示支持我的课题研究并同意查阅相关档案。通过初步查阅，我发现档案馆保存了大量的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统计表》和《年终收益分配表》等资料。
在查阅档案过程中，我得到档案馆工作人员张海芳女士的大力帮助。她在了解了我的需求后，非常热心地向我介绍了一位在石寨镇卫生院工作的陈桂珍医生，因为她经常进村给老年人体检、看病，和各村村干部都非常熟悉，或许她能帮到我。幸运的是，陈医生是一位爱心人士，经常组织爱心团队慰问困难群众，不仅给我提供了住处还提供了石寨镇各村支书的联系方式。通过电话咨询，了解到华六村可能还保存有当年的档案资料。随后，在同学何梓莹的陪同下，我与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会计进行了初次访谈，并在村资料室中找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不少票据和阶级档案等重要资料，而且该大队还有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正是人民公社的见证者，是本课题非常合适的访谈对象。至2017年1月，本课题的田野点才基本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