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写道：“没有人能够看到全部的真实。一个性别、一种文化，或者一个学科，哪怕超越了自身的边界，它的贡献仍然是有限的，仍然需要等待其他人一起还原一个更丰满的真实。”作为《77街的神龛》的作者，薛茗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她怀着巨大的平等心，想要找寻这样的一种真实，人类学只是她的载体，在这之上，她提倡的是一种我们与万物的相处之道——在阅读物的传记时保持谨慎，在发掘人的故事时怀有自省与谦卑。
《77街的神龛》，作者：薛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9月。
反思个体与“他者”的关系
“我经常问自己，我们的‘优质社会’究竟比那些‘野蛮人’好在哪儿？我越是了解他们的习俗，越是觉得我们真的没有权利蔑视他们。”这是19世纪80年代，后来有着“美国现代人类学之父”之称的弗朗茨·博厄斯在写给未婚妻玛丽的信里的一段话。
1883年，博厄斯拿着凑来的钱坐船来到了加拿大北部的巴芬岛，在这里待了15个月，目的是探究自然环境对因纽特人生活与迁移的影响。当他实地来到巴芬岛，才意识到，现实与自己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相去甚远，后者更多是纸上谈兵。当身处零下40多度的冰天雪地中，博厄斯学习到，唯一能够避免面部冻伤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的当地向导随时看着自己的鼻子——当皮肤颜色出现异常时，第一时间发出警告。在这里，他懂得了，在严酷环境中，需要同伴的相互“关照”，才能安全抵达目的地。
正是这样的经验，让他有了信中的感慨，也对某些文化中心主义产生了警惕。并在此后的研究中指出，如果脱离个体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历史，草率主观地给“文化”排序，那么所谓的研究早已背离科学的宗旨，成了塑造意识形态的工具。
这个故事被人类学家薛茗记录在了新书《77街的佛龛》的第一章中。18万字的这本新书不算厚，却有着好几条可以理解和阅读的脉络，比如既可以把它看成是人类学本身发展的一种变迁和呈现，也可以看作是博物馆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但这两条线我更愿意看作是这本书的载体和肉身，肉身很美，可我更爱它的元神，即——140年过去了，人类学家们似乎仍在当年博厄斯留下的脉络中，努力探寻和反思着个体与“他者”的关系，努力找寻答案，努力扩大个体的心量，努力学会更加谦卑地认识自己。而我也愿意，把薛茗的新书，看成是百余年来，这样一种探索的问询与记录，其中遍布着复杂的思考。
“77街”指的是纽约上西区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南侧、靠近曼哈顿77街的人类学展厅，这里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人类学博物馆之一，也是薛茗现在工作的地方。薛茗在书中选取了“77街”几件对她来说有代表性或适合作为载体的物品去讲述它们的故事，用文字体现出它们的精神内涵，展现物背后的流动性。
这其中，对她来说最熟悉的当属第三章所描述的热贡唐卡的故事。2009年，薛茗第一次来到热贡进行田野工作，并在之后结识了女画师伦措，后来还将其一幅作品作为藏品带回了“77街”。在疫情期间，围绕这幅唐卡策划的展览也在“77街”悄然开幕，薛茗发现，不同的人在谈论这幅作品时，关注点完全不同。有人会关注勉唐画派在热贡的发展，有人会问画师在作画时会不会念咒，有人对矿石研磨出的颜料感兴趣，也有人关注的是伦措本人作为女性画师的独特身份，更多的人是感叹，自然历史博物馆还会展出唐卡。
仅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侧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每个人从自身出发看待事物的不同侧重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他者？又如何在这样的探寻中找寻生命的奥义反过头来审视自我？在刚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薛茗曾引用高更的一幅油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向自己的系主任解释自己选择人类学的初衷。她说，人类学研究就是通过了解“他者”来解决这些元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愈发感到这些问题的方向可能错了，或许应该是她笔下的这些被研究者应该反过来问人类学家——“你从哪里来？你是谁？你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即便是一幅唐卡的产出，背后也交织着各种复杂的路径与问题，我们没办法只是把它看作一幅简单的商品。画唐卡需要安静和专注，伦措每天吃完早饭，就要坐到画布前一直画到日落，画10天休息一天。这是她在画院当学徒时养成的作息，如今自己带徒弟了也不曾更改。
正在作画的伦措。《77街的神龛》作者摄(2018)。
“伦措的徒弟们总是很佩服，师父能够在画布前坐那么久，居然不觉得乏味。伦措说，当她去描画度母或观音的肖像时，她内心感到无比的喜悦，那种喜悦，就好像是一个孩子看到了自己妈妈一样。她记得师父曾反复说，画佛是一种缘分，只有上辈子有功德的人才会转世成为唐卡画师。那些佛神形象，就好比一面镜子，能够映照出画师的品格——只有保持纯粹的心，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笔下的神佛才能庄严慈悲。”
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规律自律有节制的生活，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修行，和现代主流的生活节奏与方式背道而驰，而唯有此，才能积累下来一点点东西。“作为‘学徒’，我跟随他们一起体验河谷的四季更替，人生的跌宕起伏。大哥和嫂子、伦措，还有许多和他们一样的画师，都是我的师父。他们带我去理解一幅唐卡的价值，教会我习得一门‘手艺’的意义与责任。”
但另一方面，画师也必须要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当唐卡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神圣”的宗教活动和“市场”的经济活动交织在一起时，薛茗并不会将其简单看作是商业文化对传统的染污，这背后需要探究的是“人”和“神”如何相处、如何共同应对日新月异的社会。
伦措绘制的《冥想观音》唐卡，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馆藏。
打破边界，倾听他者
越是体验得多，思考得越深入，我们越会发现，许多思想和事物的边界与线条如果过于明了，反而会阻碍了我们与他者的相互理解。就像“圣物”与“商品”的边界并不像唐卡画面上的线条那样平稳清晰。一方面，学术研究会不断使用标签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以便于描述和归纳，另一方面，这些标签无异于建立了一种边界，作为研究者如何不是为了重申边界，如何不断突破自我的局限，如何不将自己凌驾于他者之上，同时还能尽量还原出一个相对的真实？这里面都是巨大的考验。所以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写道：“没有人能够看到全部的真实。一个性别、一种文化，或者一个学科，哪怕超越了自身的边界，它的贡献仍然是有限的，仍然需要等待其他人一起还原一个更丰满的真实。”
而薛茗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她怀着巨大的平等心，想要找寻这样的一种真实，人类学只是她的载体，在这之上，她提倡的是一种我们与万物的相处之道——在阅读物的传记时保持谨慎，在发掘人的故事时怀有自省与谦卑。
这样的找寻是一生的探索，我们只能不断打破边界，努力理解和倾听他者，尽可能接近某种“真实”。聆听需要时间，观看需要时间，理解也需要时间。但，我也赞同薛茗在书的最后所言，“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有答案。我们永远在寻找答案。”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姜妍；编辑：刘亚光 李永博；校对：薛京宁。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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