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西安碑林边上，怅惘中难以告别百年老宅 | 口述史

全现在 ，全球青年精品资讯平台

作者 | 高敏

编辑 | 措雪

深藏于古城文脉中的这些老院子，也藏着一团团历史的云烟。时代在变迁，城市要发展，这些家族与历史的记忆，该如何被安置？

屋外的广播从早响到晚。曹汀心神不宁，不想吃饭，也睡不好。她家的老房子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从曾任碑林博物馆馆长的爷爷曹仲谦算起，先后已住了四代人了。眼看着，在她手里，这处老宅子的命运可能要改变了。

曹汀家的这处老房子位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旁的安居巷，至今，外观仍保留着清末民初的原貌。2020年初疫情期间，楼房里的居民都憋得慌，曹汀和老伴却乐得自在。他们把桌椅挪到院子里，写字看书喝茶，对着院里刚发芽的石榴树、香樟树晒太阳，这是他们上世纪90年代回西安后从未有过的清净时光。

经过几十年浮沉，曹家早已没了当年的风光，如今曹汀和老伴替父母守着这处院子，俩人拿着每个月4000块的退休金，修修补补老宅子，接送外孙上下学，休息时就在阁楼上练字、画画，闲了出去逛逛老街。这片街区离西安钟楼不到500米，走到老城墙下只要几分钟，碑林博物馆就在巷口。

他们早就过惯了这种生活。但如今，碑林周边的老街区要被改造了。街道办和区住建局的人来找过，说曹家小楼会保护起来，但曹汀迷茫了：“怎么保护呢？如果房子保护起来了，我们住在里面的人又怎么办？”她望着门口一棵高出大门好几米、亭亭如盖的女贞树出神，这棵树从院里移出来时，树干才只有手指粗细，如今已是一棵大树了。

在西安这座老城，以碑林博物馆为中心，东至开通巷，西至南大街，南至明城墙，北至东木头市的这片街区，被称为老西安的“文脉”，与曹家类似的多座清末民初时期的传统民居，散落其间。历史风烟中，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些曾经气派的深宅大院，如今日渐破败、凋敝，成了旧物。

近几年来，得益于一系列改造开发和短视频平台的传播效应，古城西安成了“网红”城市，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流量和游客。据公开资料，与2013年游客刚刚突破一亿人次相比，2018年西安共接待游客超2.5亿，旅游收入也随之飙升至2555亿，是2013年的三倍多。

“大唐芙蓉园”、“大唐不夜城”等仿古园林和街区，逐渐取代古城墙、兵马俑、大雁塔，在“网红经济”下，成为西安在短视频时代的新名片。

而在老城的中心地带，藏有四千多方石刻文物，碑刻历史跨度长达两千余年的碑林博物馆，其周边街区一直被视作西安老城区的“味道”所在，近年来也被纳入了改造范围。

2017年初，陕西省政府、西安市政府提出了碑林扩建，拟对碑林所在街区进行同步改造。2019年8月16日，“碑林博物馆改造扩建工程项目”启动了对周边房屋的征收，征收范围北至东木头市，南至三学街，东至柏树林，西至安居巷，涉及住户约1300余户，这块被划定的区域，位于汇集了“西安府学、咸宁县学、长安县学”的三学街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

2020年12月末，这一街区临街的店铺都在清仓甩卖，居民们在收拾房屋，已拆除的建筑周围盖起了围墙。周边的老住户，有的离开多年，仍然心系老宅；有的在2019年已经搬迁，但仍耿耿于怀，时时回来；也有的仍旧住在待拆的老街上，不愿离去。

对于正大步向前的西安来说，这些房子或许是老朽的旧物，但在老住户们看来，他们的老屋，不仅是一处房产，也嵌着整个家族的荣辱与兴衰。这里既有历史的缩影，也是家族的记忆。家住碑林旁边的他们，如今与老房子站在一起，也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中间。

以下是三位碑林老住户的口述。

| 高启纶：房子注定留不住，但历史在我脑子里和文字里

（80岁，原本做工人，38岁自修做了中医）

父亲高又明19岁便加入陕西同盟会，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骨干之一，革命期间，他曾任军械官，负责制造地雷、炸弹等军火，孙中山先生曾亲题“博爱”二字赠予父亲，作为嘉奖。

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我父亲回到陕西，定居西安，后被杨虎城聘为参议。父亲也是实业家，“九一八”事变前后，他与友人集资创办了西安集成三酸厂、阿房宫电影院、西安中国国货公司等，来发展民族经济，也为西北地区的军械制造、印染、造纸等工业发展提供原料。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为陕甘宁边区提供医药等物资，并积极加入共产党的工作，如资助樊中黎在西安从事抗日工作，带其拜访知名人士宣传抗日主张，资助进步刊物《沙河》的出版等。1951年病逝，终年65岁。

我家里这院房子是1931年买来的，共五院房，当时从东木头市19号到23号都属于高家的房产，门楼看着极其普通，进了二门子，一棵金银花树缠绕在刻有“勤俭持家”字样的门楣上，再往里走，庭院横向向东扩充为五间，十分宽阔。

二门子一进去，是木结构的照壁，沿着两边铺着青石板的走廊进入，有一个非常大的鱼缸，里面养着金鱼和睡莲，鱼缸下是一个大石墩子，那是我们儿时游戏的好地方，捉迷藏时躲在下面，从底下猛地伸手，能抓得到来取水的鸽子。

东边就是父亲的书房，名为“师佛轩”，窗户是西式的，光线充足，有穿堂风，是父亲接待来客的地方，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依稀记得有于右任、周伯敏、景梅九等人常来做客，与父亲叙旧、鉴赏书画，也商议如何振奋民族工商业。

上房是家里生活起居的场所，他的发妻住在东屋，屋里的阁楼用来安置父亲收藏的字画、古玩和书籍。

我上小学时，第一次打开了通往后院的大门，才发现是好大一方天地，院里杂草丛生，槐花正开得繁盛，甚至有老鹰在上头盘旋，我还抓到过兔子。后院东西与邻居家后院相隔一堵墙，南边与孔庙（现碑林博物馆）相邻。此后，我和发小时常在这里玩耍，种些西红柿、胡萝卜，但都长不大。

碑林这一带学校林立，仅我家周边，就有开通巷小学、王柳巷小学、西师附小、三学街小学等，我五岁（1956年）起在东南小学读书，当时教育很先进，老师教我们五线谱、用美声唱英文歌，还教我们“公民”是什么，也领我们排京剧，演《智取生辰纲》的绿林好汉故事。现在我还记得音乐老师第一次在黑板上板书五线谱，调皮的同学说像豆芽菜，老师会一边弹奏手风琴一边教我们唱歌。

孔庙与后院一墙之隔，树很多，就成了我儿时和伙伴休闲乘凉的好去处。其实，它对周围的人来讲，也是一个文化聚集地，每年的祭孔活动在里面举行，各种展览会也在里面举办，等到上学了，学校组织的历史学习、文明教育，便把我们带到展厅去参观，当时的石碑还没用玻璃罩罩起来，谁都可以进去拓碑。我很是自豪自己家就住碑林旁边。

像我家这样的传统民居院落，从东边的柏树林到西边的安居巷，大约有50多户。我家的左邻右舍，也多是传统的大院，这跟北京的四合院不同，都是三进的深宅，分门楼、前院、庭院和后院，多为土木结构。大户人家们的大门内都有照壁，二道门内也设有屏门，平日门不开走两侧，只有大事、喜事，或大人物来访时才打开中门，这是内宅和外宅的分界，也是历史传统。

与我家后院一墙之隔的，是26、27号的李家，李家老辈是近代巨商，购置的是清朝官员的府邸，后花园有太湖石垒起的假山，是难得的保存完好的老宅，在2020年被拆了。30号的窦自强家，是杨虎城赠送的院子，前院是清朝建筑，后边是民国时期所建，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很罕见，也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民居。

早在九十年代就说这一带要拆迁改造，我就从1995年起收集家族和周边老宅的资料，想着记载下这段历史，也是一种保护。我把收集到的资料在纸上写成文章，不会电脑打字，我就叫来大学生房客，帮我一字一字敲下，给报纸投稿，也整理印刷成册。

2019年一期改造的时候，高家老宅拆了，我八十岁了，也要过日子，没法子，便搬了出来。房子注定留不住，但那些历史都在我脑子里、书本里和文字里，这是我能留住的东西，我现在只担心街区将来的建设和保护要怎么做。

| 窦晓卉：想留个念想，但希望不要成仿古的山寨建筑，那就不是保护了

（61岁，退休前在可口可乐某公司任工会主席）

要说老宅子，得从我爷爷窦自强和杨虎城的渊源讲起。

爷爷出生在陕西省韩城县坡头村，为了谋生，青年时在韩城河渎村做私塾先生，白天教书，晚上就住在黄河滩上一座庙里靠北边的房子里。杨虎城当时遭军阀追赶，他敲开了爷爷的房门，请求进去躲一躲。

爷爷将他藏进庙门上面的斗拱里，躲过了当晚的追赶，此后又将他藏在黄河岸边土崖中部的一个废弃地洞里，每天用绳子把饭吊下去。二十多天后，他又帮助杨虎城逃出了韩城。

1925年，杨虎城把我爷爷接到西安，购入了这座位于东木头市街108号原晚清官员的三进院赠给他，并把他招入军中，作为亲信，前后干过秘书、中校军需科长，也出任过陕西省财政特派员公署会计、西安包裹征稽所所长等职务，直到“西安事变”后，受到牵连，退出军职赋闲。

后来，爷爷转向商界，在马坊门开了一间利群商店，靠卖布头起家，生意逐渐做大，也在西安的开通巷、东大街、建国门外、马坊门等地，置办了约10院房产，租出去赚钱，家底逐渐深厚。

抗美援朝时，政府号召捐飞机，爷爷拿了两大桶银元去捐献；1956年政府号召发展经济，爷爷将埋在利群商店地下的4000块银元交出来支援建设，这件事还被当年的《西安日报》报道过。

窦家当时是东木头市有名望的大家族，爷爷很好客，老家不断有人来，来做客的，他每天给每人一块银元花销，供着吃喝，离开时再送一块银元；来投靠的，看着有资质的，都资助他们读书上学。家里常年从早到晚开着流水席，来人就管饭，家里逢年过节开着流水席，来人就管饭，总是人头攒动。

当时后院除了两排房子，还有近一亩的空地，那是我们的后花园，大家在里面种菜种树，还养鹅。解放后，爷爷奶奶积极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各项活动。大跃进时，就在我家后院架了三个大炉子，日夜不停地炼钢铁，为了方便拉煤进院，还特地把前院的门槛锯掉。后来又办集体食堂，整个东木头市的人都来我家后院吃大锅饭。后来街道要创收，爷爷干脆把后院腾出来，给他们开了化工厂，生产肥皂和洗衣粉，一直持续到“文革”前。

每次有运动，我爷爷都很紧张，就捐钱、捐物，等到所有东西几乎都捐完后，还是没能逃过“文革”，我家被定为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过去半个世纪了，但我始终记得，我早上从奶奶住的上房醒来，外面突然喊了一声“窦自强，滚出来”，一帮人闯进家里，从此再无安宁。

我当时五六岁，还不懂大人在干什么，还跟着红小兵满院跑，直到一个下雨天，我在门后看到奶奶跪在上房的石阶下，头上顶着太师椅，上头还在一块块加砖，我非常害怕，可又不敢哭，偷偷跑到后院的厨房才哭了出来，那是我第一次对当时的运动感到害怕。

家里的金丝楠木家具和古董字画都被一扫而空，我家一家七口带了一床被子被撵出家门，挤在母亲工作的纺织厂的宿舍里，再没回过老屋住。爷爷奶奶还在老屋，1968年，两位老人先后离世。

窦家老宅坐南朝北，是一座三进三开、中西结合的清末民初建筑。院子大门是被漆成黑色的榆木大门，门洞呈向外的八字形，门厅两侧是呈倒八字形撇山影壁，有招财纳气之意，这些在西安的传统民居中是罕见的。

过了厅房，就是二进院，这是民国时期的建筑，分为东西厦房和主人居住的上房，是很有代表性的民国时期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上房门两侧的爱奥尼柱、门楣、窗台、窗楣都是用糯米、石灰、粘土做的西方风格建筑，而柱头又雕有海棠花、蝴蝶、大象等中国元素。这种建筑特点，与杨虎城公馆的建筑风格如出一辙。

沿着上房和东厦房之间的通道往里走，就是后院，这里早已杂草丛生、断壁残垣，只有墙脊和侧壁上残留的砖雕，能看出当年的精美。古地道入口也在后院，这个地道在日本飞机轰炸西安时，作为防空洞保护了东木头市街道好多的百姓。

这处老房子对我来说，是家的一个传承，也是历史的传承，爷爷窦自强与杨虎城的关系，以及与他们相关的历史，应该被保留下来，作为“西安事变”相关联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好的，我们能有多大利益呢？主要是想房子能被保护好，给我们留个念想，这些古老的院子我们无力保护和维修，也担心它无人问津最后日渐破旧；但是怎么保护也是个问题，如果全搞成仿古的“山寨”建筑，那就不是保护了。

| 曹汀：我们从没想过去别处住，也没地方可去

（64岁，退休前做财会工作）

爷爷曹仲谦生于1880年，是前清秀才，也曾赴日本留学。他当过七年的碑林博物馆馆长。抗日战争时，他是碑林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干事，日军在西安大轰炸时，他主事了碑林藏石的工作，将《开成石经》等珍贵文物用泥草裹起来掩埋，直到解放后才挖出，这些碑得以保存。

我家这栋老式的二层小楼，是爷爷在民国初期建的，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楼下会客起居，楼上藏书，还有一层地下室，保存完整，冬暖夏凉。房子本来是木门木窗，堂屋两边屏风上都是木雕刻画，每一幅都是一个故事，原本雕花中都镶着彩玉和象牙，“文革”时都被抠掉了。

1945年开始，爷爷出任碑林博物馆馆长，前后任期共七年，从1953年起，他又担任了西安市文史馆副馆长六年。爷爷不爱建房子做生意，只爱考古和收藏，家里曾有许多古玩字画，听小姑姑说起，这其中就有文征明的字和曹雪芹的画，以及他的藏书，全部藏于楼上。1959年，爷爷去世那一年，将家里的18000册线装本藏书捐给了西安市文史馆，现在想来，幸亏当时捐出去，也保护了起来，不然可能都会在“文革”中被毁。

我从没见过爷爷，1956年出生在新疆，1963年才头一次回到老屋。那时父母在新疆忙工作，我和弟弟被送回西安奶奶处照顾，当时老屋还算气派，有花园有照壁，家具完好，堂屋这里桌子上摆着佛像，奶奶每天礼佛吃素，院子里栽着好多棵甜石榴树、枣树、香椿树，有的是小鸟叼来的种子落地长成的。

我在碑林附近上西师附小，直到1966年文革后才被接回新疆。记得当时我们是独门独院，也将一些房子租给外人住，有一家河南逃荒来的人，父母带着五六个娃住下，奶奶也没收房租。我们被奶奶看得严，很少有机会去街上玩，总是在院子里和河南家的小娃一起玩。我偶尔会去巷口的碑林博物馆，那时候馆里的院子满是树，房子和人都没现在多，我们就去里面玩捉迷藏，也看看碑上的字。

我家在长安学巷和安居巷交会处，大门对着安居巷开，印象最深的，是巷头有一家小人书摊，只要有一分钱，就能坐在那看上几本连环画，我一看看半天。还记得那时要搞爱国卫生运动，学生要抓苍蝇，我就追着苍蝇玩，把它们拍死后，用针扎起来存在火柴盒里，再交给老师。

当时我不到10岁，很多记忆都模糊掉了，只有一些场景比较清晰，都是在“文革”前后。1965年家里闯进来一群人抄家，我家没什么财产，他们把家具全部搬空，抠掉屏风上的装饰，砸了砚台，字画烧的烧，拿的拿，什么也没剩。奶奶也让我烧过一些字画，当时就在楼梯旁的小火房，烟很大，又呛又糊眼睛，我就站在凳子上，用棒子挑着烧。最后我和弟弟、奶奶被赶到地下室住，床都没有，只能睡在门板上。

1966年我和弟弟被接回新疆，奶奶过了几年也在西安去世了，等到再回这房子，便是1990年了，父亲离休回乡，我也成家了，带着孩子回来，便一直在老屋住到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