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新闻的关系是极为复杂多维的，涉及到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作为理论研究和规律层面的探讨，我们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也无这样的必要。下面，我将选择“技术与新闻业的整体演进关系、技术与新闻活动主要方式之间的关系、技术与新闻媒介形态更新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与新闻观念之间的关系”等四个问题，揭示技术主导律的主要内容。
（一）技术进步主导新闻业态的更新
如果以近代西方新闻业的诞生为起点，观察技术特别是传播技术演进与新闻业态变化之间的关系，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技术进化主导着新闻业态的变化和发展。每当一种新的具有某种程度革命性的传播技术出现，在不久之后就有可能造成一种新型媒介形态的诞生，进而造成一种新的新闻业态的出现和成长，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整个新闻业态的结构。一种革命性新闻生产传播技术的诞生，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新闻业态的生成，意味着新闻业态的时代性转换。
从技术角度看，近代新闻业的诞生，本身就是技术发展的产物（当然不只是技术因素造成的）。没有近代印刷术，就没有印刷新闻，也就不会有印刷新闻业。没有不断改进的印刷术，没有电报、电话技术的发明，没有铁路等交通技术的创造，很难想象会有现代大众化新闻业的不断成长和发展，“技术发展也是19世纪报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1814年快速印刷机和1829年铅板浇铸术相继问世。从1872年开始，采用蒸汽机为动力的工业化卷筒印刷机取代了单张纸印刷机，使得报刊的大量发行成为可能。”（吴璟薇，2017：64）没有电报技术的发明，很难想象通讯社的出现，“19世纪30年代电报和莫尔斯码的发明成为通讯社产生的重要推动力”（吴璟薇，2017：88）。“19世纪中期，电报网的迅速扩张使哈瓦斯通讯社与欧洲其他通讯社展开竞争”（陈继静，2017：141），而国际电缆、越洋海底电缆的技术使用，使通讯社的新闻生产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同样，没有这些技术向全球的蔓延扩散，也很难想象现代新闻业从欧美向全球各地的不断延伸和扩展。当广播技术、电视技术诞生后，广播新闻业、电视新闻业也就相继诞生了。以计算机技术、卫星技术、互联网技术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技术的诞生与运用，创造了今天正在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新闻业、新兴媒体新闻业。当不同技术在历史的积淀扬弃中，以整合、融合的方式新生时，全媒体新闻业态、融合新闻业态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事实上，人们已经看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给传统新闻业带来了结构性危机，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新闻业时代（后新闻业时代）。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智能时代已经开启，它必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实际上，智能技术、智能媒介已经进入新闻活动领域，一定范围内的智能化新闻生产、新闻传播、新闻收受、新闻控制管理已经成为事实，机器新闻、算法新闻已经成为业学两界的热门话题。可以说，一定程度的人工智能已经迈开了改变现实新闻业态的步伐。诚如有学者指出的，“未来传媒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沿性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技术进步不仅形塑了整个传媒业的业态面貌，也在微观上重塑了传媒产业的业务链。”（喻国明，张文豪，2016）“从传媒和传播的角度看，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从简单的信息工具和传播渠道上升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媒体也在不断利用新技术进行着尝试和探索。”（崔保国，2016）“新闻业正在进入一个技术导向的时代，出现了数据新闻、机器人新闻、自动化新闻、算法新闻等新的实践类型。”（白红义，2018）所有这些观察、分析与阐述，都在一致表明，新闻传媒领域高度关注前沿技术、人工智能与新闻业态变革、发展的关系（张志安，刘杰，2017）。我们相信，伴随人工智能技术以及智能媒介的发展，一种新型的智能新闻业态也一定会出现，会进一步改变革新目前的新闻业态。
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技术演进不仅使人类新闻活动从“前新闻业”状态进入新闻业态，而且使新闻业在技术进步中不断显现出新的业态形式。显然，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整合，是人类新闻业能够不断更新发展的直接动力。
（二）技术演进主导新闻活动方式
新闻活动是人类交流新闻信息的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现象，人类新闻活动的历史演进过程，总体上是一个从初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演变的过程，是一个从前新闻业向新闻业、再由新闻业向后新闻业演进的过程。在近代新闻业诞生之后，在新闻职业成为一种社会职业之后，人类新闻活动逐步分离出不同的活动方式。就一个社会系统而言，在区分意义上，不同社会主体在新闻活动中充当着不同的角色，诸如新闻信源主体、传播主体、收受主体、控制主体、影响主体。在如此多样的新闻活动角色中，每一种角色都有自身的功能地位，他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时空流转中形成一定社会整体的新闻活动图景。在这些角色当中，传播主体、收受主体、控制主体具有相对比较核心而稳定的角色身份，对整个新闻活动的展开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因此，我将重点讨论技术演进与这些角色新闻活动方式之间的基本关系。
首先，技术主导新闻传播主体的新闻活动方式。传播主体的新闻活动，核心是生产传播新闻的活动，因而，活动方式就是生产传播新闻的方式，也就是“如何” 生产传播新闻的方式、方法。显然，技术主导律在这里的直接体现就是：技术主导着传播主体新闻生产传播的方式方法。其实，深入一点看，技术先是决定、影响着新闻生产传播主体本身的构成方式，之后才是决定、影响着新闻生产传播的具体方式方法。
我们可以从新闻传播主体角度将人类新闻活动划分为三个大的时代：民众个体为主体的时代、职业新闻传播主体为主体的时代、职业新闻传播主体与非职业新闻传播主体共同主体的时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传播主体演进轨迹？如果从技术角度看，就可以说，这是技术特别是传播技术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当人类还没有发明创造出能够进行大众化传播的技术时，就只能依赖人类作为生物体本身进行传播，依赖一定范围内的文字进行传播，人类也就只能成为狭小时空范围内的私人化的传播主体；当能够进行大众化传播的技术发明创造出来后，就会形成大众化的新闻传播主体；当能够让所有人进行大众化传播的技术发明创造出来后，那也就自然会形成“人人都是传播主体”，人人都可向整个社会大众进行传播的景象，从而使大众化新闻传播主体进入多元结构的时代。显然，人类能够成为什么形态或什么类型的传播主体，主导性的影响因素是技术。同样，人类在整体上能够形成怎样的新闻生产传播主体结构方式，也是由技术主导的。正是在今天这样的网络技术支持下，才会形成各种身份（个人身份、小众身份、大众身份以及诸多身份的一体化）的传播主体结构。
技术进步对新闻传播主体的构成方式有着根本的作用，而技术对新闻生产传播方式的主导作用，就更为直接明了。人类不断进化升级的需要，是所有技术发明创造最重要的动力源泉。而每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又会激发新闻生产者、传播者探索的欲望和兴趣，成为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的重要动力要素。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新闻生产传播技术，就会有什么样的新闻生产传播方式，就会有什么样具体的新闻生产传播方法。
时代性的技术革命会带来时代性的整体变革，造就具有不同时代个性或时代特色的总体新闻生产传播方式。在宏观历史尺度上，一定历史时期人类以什么样的主导方式展开新闻活动，始终与该历史时期的生产传播技术水平相适应。当人类只能依赖口语技术展开交流时，也就只能用口语方式生产传播新闻，当人类能够用文字书写技术展开交流时，也就有了新闻的书写生产传播方式；当人类进入印刷技术时代，也就逐步有了印刷新闻生产传播方式，当人类有了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等技术之后，相应的新闻生产传播也就进入了电报电话时代、广播电视时代；当人类进入互联网技术时代、智能技术时代，就会自然形成互联网时代、智能时代的新闻生产传播方式。按照这样的历史逻辑，只要有新的革命性技术生成，就必然会有新的不同以往的新闻生产传播方式出现。
从社会维度观察，技术会改变新闻生产的社会结构方式。在人类没有发明创造出大众化的新闻生产传播技术之前，人类就只能依赖面对面为主的口语化的新闻生产传播方式，新闻传收自然被限制在相对狭小的时空范围；而在人类发明创造出能够进行大众化新闻生产传播的技术之后，也就自然产生了大众化为主的新闻生产传播方式，新闻传收的规模、范围、效率因而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当人类发明创造出原则上人人都可运用的大众化传播技术，也就意味着人类大众化新闻生产传播方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状态，传播自由进入了新的境界；这正是今天人们看到的景象，职业新闻与非职业新闻的共同生产传播，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人类新闻生产传播的基本社会方式，这给人类新闻生产传播方式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
对于职业化的机构新闻、组织新闻来说，技术不仅会改变新闻生产传播的整体运行方式、组织方式，也会对媒体机构本身的组织结构方式带来新的要求。不同的技术支持不同的新闻生产传播方式，也内在要求不同的组织结构方式和运行方式。印刷新闻的生产传播与广播电视新闻的生产传播，从采制到刊播，大的逻辑程序是相似的，但在具体的生产组织结构上、运行方式上、工具环节上还是有差别的。至于这些传统新闻生产机构，与网络新闻组织特别是融合媒体组织机构就有更大的区别了，传统新闻生产更偏向于流水线式的环环相扣，而网络新闻生产更偏向于共时性的协调配合，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新闻组织机构背后的技术支持、技术结构方式是不一样的，其展开新闻生产的思维方式、实践观念也是不一样的。技术对新闻生产活动的主导作用，体现在上述诸多宏观的、中观的层面，即技术影响着新闻业的整体面貌，决定着媒介形态的演变，主导着整体的新闻生产传播方式，但技术对新闻生产传播的最终作用，还是要落实在新闻生产传播的各个环节，体现在新闻产品形式之上，即技术会改变新闻采写编评、制作播出主持等一系列环节的具体方式方法，更会直接决定新闻的具体表现形态。
新闻采写编评等的基本方式方法当然会有一些稳定的要素，会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基本规范，但新的相关技术的发明创造，必然引发相关中介工具、中介技术的更新变化，从而引发采写编评等具体操作程序、操作方法、实现方式等的变化。比如，不管技术如何变化，到新闻现场采访是采集新闻信息永远必须的、任何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方式方法，但一代又一代新的技术的诞生，使得有些采访可以更方便地进行，有了电话，就可以使用电话采访，有了电子邮件，就可以用电子邮件采访，有了微信，就可以用微信方式采访；更重要的是，有些过去无法实现的采访，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变得易如反掌（微摄影、传感器、无人机等技术），可以使记者更为方便、更为快捷地获得更为深刻周全的新闻信息。总体而言，每当一个新的技术时代到来，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新闻生产传播各个具体环节的操作方式和方法。有些变化更新不只是新方式、新方法的运用，而是带有一定的革命性变革。
新闻的具体表现形态，同样会受到相应技术的影响。只会说话、不会其他的人类，那就只能有口语新闻，若能写字，就会有书写新闻。有了电报技术、照相技术，就有电报新闻、图片新闻。有了印刷技术、广播技术、电视技术，就会出现印刷新闻、广播新闻、电视新闻。有了网络技术、新兴媒介技术，就会诞生网络新闻，各种社交媒介新闻。具体的新闻形态、呈现方式，必将伴随智能技术的发展展现出新的面貌，“从技术发展趋势来看，未来的媒体将出现人-机一体的新闻报道体系，机器的作用，不仅仅是自动获取数据并进行填充，还将体现在：引导新闻线索的发现、驱动新闻深度或广度的延伸、提炼与揭示新闻内在规律、对内容的传播效 果进行预判等方面。”（彭兰，2016）未来的新闻样态具体会有哪些，我们难以准确预料，但可以断定的是，只要有新的媒介技术的出现，就可能有新的新闻样态的出现。
其次，技术影响新闻收受方式。社会大众以怎样的方式、方法接触新闻媒介、收受新闻信息、使用新闻信息，都与技术因素高度相关。
从历史演进过程看，技术决定着人类收受新闻的主导方式。当人类只能用口语传播新闻时，那就只能用耳朵收受新闻；当人类可以用书写文字的方式、印刷文字的方式传播新闻时，那就意味着可以通过阅读书信式新闻、报纸式新闻的方式收受新闻；当人类能够以大众化的广播方式、电视方式传播新闻时，那就意味着人类可以通过收音机、电视机收听、收看新闻；当人类可以用互联网方式传播新闻时，当人类可以把所有的符号系统整合、感觉系统统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人类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方式，可以通过将读、听、看整合在一起的方式、以统合全觉的方式收受新闻；当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相关智能技术运用到新闻生产传播中时，人们收受新闻的方式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可以定制新闻，可以个性化“被”分发推送新闻，可以全天候地收受新闻。一言以蔽之，有什么样的终端，就有什么样直接的新闻收受方式，而每一种终端，都是由一套技术作为支持的。
总体来看，人类收受新闻是一个越来越方便的过程，是由相对单一方式向全面立体方式进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让收受者靠近新闻现场、身临其境的过程，是收受主体主动性、积极性、自由性不断提升的过程。
再次，技术影响着新闻的管理控制方式。每个国家、每一社会都会对新闻传播进行控制管理，并会采用各种各样的具体方式，诸如法律的、行政等的、纪律的、伦理道德的等。但这不是此处关注的问题。我所关注的问题是，新闻控制管理，总要受到一定技术的影响，总要运用一些能够对新闻生产传播、新闻收受行为形成制约限制的技术。需要预先说明的是，我在这里不讨论这种约束限制的正当性或合理性问题。
新闻管理控制的直接对象是新闻传播主体，主要表现为对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的管控，也就是对新闻生产传播的管控。从技术角度看，就是对生产传播技术使用方式的管控。新闻活动是由传收两大环节构成的过程，因而，新闻管控会自然延伸到新闻收受环节，延伸到对收受技术使用的管理控制，尤其在无法管控新闻传播主体的情况下，就只能直接管控收受主体的新闻接收行为、技术使用行为。
从历史向度上看，新闻控制管理过程，是一个伴随技术发展而不断调整管控方式的过程。新闻管控会始终关注新闻生产传播技术、新闻收受技术的最新状况。新闻管控总会依据不同媒介形态的技术特点而采取一些特殊的方式方法。因而，人们不仅会看到针对所有新闻媒介形态的统一性的新闻管理控制规范（法律、政策等），也会看到分门别类的、针对每一种媒介形态的新闻管控规范，如针对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以及各种不同新兴媒介形式的具体管理办法。从原则上说，每当一种新的新闻生产传播技术得到运用，就会有新的相关新闻管控方式被制定和使用。
具体一些看，新闻管控，会限制、禁止对一些技术的使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限制新闻生产传播主体对一些技术产品、技术手段的使用，特别是限制一些技术在特定情境中的使用，什么时候可以运用什么技术工具，往往会在法律规范或专业伦理规范中做出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是限制新闻收受主体对一些信息接收设备、手段的使用。总而言之，技术管控是新闻管理控制的重要内容，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管控会变得难度越来越大。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伴随整个社会法治水平、民主程度和道德水平的提高，技术管控会越来越加宽松。
新闻管控，不只是规范控制，即不仅仅是对传播主体和收受主体技术使用提出约束和限制，新闻管控机构也会在技术层面上展开直接的干预活动，会采用与新闻生产、新闻收受相关的一些技术，形成对传播内容、方式的直接限制，可称之为技术管理、技术控制。比如，管理控制机构，会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对传播主体的传播活动进行实时监控，会使用一些技术设备过滤相关内容的传播，也会在收受终端中安装一些技术设备，从而也就实际限制了社会大众对相关新闻或其他信息的收受。因而，新闻管理控制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明创造运用相关新技术的过程。当人们获得自由运用技术的时候，同时也是必然受到技术使用约束限制的时刻。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都会通过政治方式、制度方式、技术方式，对各种技术的运用甚至是技术的发明创造做出控制和约束。这自然不限于媒介技术，而是关涉整体的技术系统，或各个社会领域的技术现象。
综上所述，在技术与新闻活动方式之间，技术主导新闻传播主体的新闻生产方式，主导新闻收受主体的新闻收受方式，主导新闻控制主体的新闻控制方式。原则上说，有什么样的技术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新闻活动方式。但对此不能做绝对理解。一定得明白，技术决定的是新闻活动的方式，并非是新闻活动的本质。一定社会的新闻活动以怎样的方式展开，并不完全是由技术决定的，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技术发展主导新闻媒介形态的更新
在宏观意义上，技术本身既是人类需要的产物，同时又在不断创造着人类的需要，改变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方式。人们愈发广泛地承认，现代技术是现代文化得以建立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文化的未来无疑将被技术控制和决定。”（舒尔曼，1951/1995：1）事实上，麦克卢汉说过意义更为广泛的话，“一切媒介都要重新塑造它们所触及的一切生活形态。”（麦克卢汉，1964/2000：86）新闻业的发展，最典型地表现在新闻媒介形态的不断变迁上。每当一种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媒介形态生成，就会有相应形态的新闻业态出现。而媒介形态背后的核心支持是技术。技术发展决定新闻媒介形态的演进是一条基本规律。因此，人们常常以媒介技术、媒介形态为标准，对新闻活动史进行时代性的划分。
首先，在媒介形态本身的构成上，技术要素是媒介形态的核心或灵魂要素。一种媒介形态主要有三大要素构成——技术、介质、符号。技术要素是更为重要的要素，处于核心地位。正是技术要素决定了媒介形态相应的个性化介质需求，从而也决定了一种媒介形态能够承载的特有的个性化符号系统。印刷技术诉求的是能够承载印刷符号的介质，电子技术诉求的是能够承载各种类型电子讯号的介质。
媒介形态的要素构成方式，意味着每一种媒介形态都有一种或多种技术组合做支持，同样也意味着每一种新闻形态或新闻样态背后都隐藏着不同技术的支持。印刷新闻隐藏的是各种印刷技术、印刷介质加工技术，广播电视新闻背后隐藏的是各种广播电子技术。如今，各种新的不同以往的新闻形态、新闻样式背后都有一定的媒介形态、媒介技术的支持。比如，VR/AR新闻背后有VR/AR技术，传感器新闻背后有传感器技术，无人机新闻背后是无人机技术，大数据新闻背后是大数据技术，机器新闻背后是相关的智能技术，算法新闻背后有算法技术。可以想象，当人机协同、人机合一的技术达到某种程度，人类很可能不再需要外在携带的媒介终端，或者至少会创造出比现在的手机、穿戴设备更为自由方便的端口；当万物皆媒进一步成为现实，互联网、物联网、人联网整体融合的时刻到来，如今的媒介形态将很有可能会失去它们特殊媒介形态功能，与生活世界中其他物品作为媒介形态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媒介形态的演进方向，只能是越来越有利于和有益于人们使用的方向，因而，媒介技术也只会向如此的方向发展，即向更具人性魅力的方向演进。
其次，在媒介形态演进上，技术要素是媒介形态得以生成更新的根本动力。这可以说是技术与媒介形态之间最重要的关系。人类新闻活动的历史现象完全说明，有什么样的交往交流技术，就会有什么样的媒介形态。每当有新的变革性的技术特别是传播技术诞生，相应的新的媒介形态就会出现。因而，在历史视野中，新闻活动的历史规律，就蕴涵在媒介形态的历史演变之中，人们甚至将新闻活动的历史发展规律，简化为新闻媒介形态之间的关系变化规律。显然，这里的实质问题是技术特别是传播技术的演进规律。可以说，技术特别是传播技术的演进与媒介形态的演进是基本一致的；而且，相对媒介形态来说，技术总是优先的，是动力性的要素，媒介形态不过是相关技术的显现形式。媒介形态的演进是现象性的，技术的演进才是更为本质的东西。
技术对媒介形态演进的动力作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它们的对应性上，即有什么媒介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媒介形态。印刷技术对应的是印刷媒介形态，传统电子媒介技术对应的是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介形态，网络技术对应的是网络媒介形态，融合媒体对应的是融合媒介形态，人工智能技术对应的是智能媒介形态。另一方便表现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技术更新了，媒介形态就会更新，因而，技术的更新速度，决定着媒介形态的演进速度，技术的质变意味着媒介形态的质变。
再次，技术的历史发展主导着媒介形态的历史结构。每当一种新的媒介技术特别是那种影响广泛的新兴技术面世，既有的媒介形态结构就会逐步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按照这样的事实逻辑，新兴传播技术改变媒介形态结构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传播技术更新换代加速提升的过程，也是不同媒介形态不断扬弃、更新叠加的过程。
技术发明创造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代表性或主导性技术，而前代技术往往与后代技术相叠加，或者前代技术被后代技术吸纳改造。总而言之，代际之间，总会形成新的技术生态结构，继续演变发展。这种技术累积的结构方式，决定着媒介形态的结构方式。当传统媒介技术与新兴媒介技术同时存在时，新旧媒介生态就会共处一个时代，形成复杂的媒介生态结构，这正是当前人类所处的媒介生态景象。但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总会拥有自身的主导媒介技术，从而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每一时代，总会拥有自身主导的媒介形态。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够用某一种媒介形态标示一个新闻业时代的主导性特征。当然，一个时代的主导性媒介形态可能是几种，而非仅仅一种。我们看到，不管是在全球意义上，还是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整体的新闻图景是由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共同塑造的，并不是仅仅由新兴媒介塑造的，有学者甚至认为，“新闻——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仍然要通过这些最‘古老’的采集与制作方式生产出来。被互联网所改变的，远远不是新闻生产最核心、最有价值的部分。”（常江，何仁亿，2018）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由于人类发展的不平衡、不同步，媒介形态结构在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在历史性和共时性的表现上都有所差异。
进一步说，新旧技术的基本历史关系，决定了媒介形态之间的基本历史结构关系。技术演进是持续性的。如果这一判断是大致不错的，那就意味着媒介形态的更新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不大会走回头路，只会采用越来越先进、高效、方便的技术和媒介。法国媒介学家雷吉斯·德布雷不无夸张地说道：
归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不复返的。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最具有颠覆性的革命是没有人鼓吹、没有人策划甚至没有人宣布过的。它们既没有领袖也有旗帜，悄悄地踮起脚尖，默默无闻地往前走：活塞，电流，数字化（德布雷，赵汀阳，2014：25-26）。
显然，德布雷特别强调了技术演进发展的自主性和自发性，以及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历史进化性。就真实的历史来看，技术演进不是简单的替代过程，媒介形态的演进同样不是简单的替代过程，后继技术、后继媒介形态不是凭空而生的，总有对前代技术、前代媒介的继承，技术及其相应媒介生态的演进总体上是一个叠加的过程、扬弃的过程。“新媒介决不会自发地和孤立地出现——它们都是从旧媒介的形态变化中逐渐脱胎出来的。当比较新的形式出现时，比较旧的形式就 会去适应并且继续进化而不是死亡”，“新出现的传播媒介会增加原先各种形式的主要特点。”（菲德勒，1997/2000：24-25）每当新的媒介诞生，进入原有的媒介生态结构，它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原有的结构方式以及不同媒介功能的表现方式，“一种媒介进入信息生态环境里以后，将改变另一种媒介的习性”（洛根，2010/2016：132）。
媒介发展显然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替代过程。即使人类新闻传播进入后新闻业时代，有了更加神奇的传播媒介出现，也不会彻底抛弃既存的所有新闻传播媒介，只能是一种扬弃式发展的过程。这并不是说，媒介之间的结构关系不会变化，也不是说媒介之间的地位作用关系不会变化，恰恰相反，新的传播媒介的诞生，必然要以更新换代的方式、扬弃的方式，改变传播媒介的结构关系，改变它们之间的地位、作用关系，不断在历史长河中建构新的媒介生态。事实上，每当技术提升一级，就意味着人类离开自然的本然状态远了一步，即使在形式上再相似，那也是技术或媒介中介化以后的相似，而非与原初状态的相似，“技术是人对自然或环境的反应—反作用。它建构出一个新的自然，一种介于人和原初自然之间的‘超自然世界’” （吴国盛，2008：266）。人类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本质上离自然越来越远，离“天人合一”的境界越来越远，这对人类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只有未来的历史才能说得明白，我们现在所做的各种判断，表达的不过是各自的信念和希望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某一技术被历史发展彻底淘汰了，不再使用，与其相应的媒介形态也会被彻底淘汰。如果某一技术被新的技术吸纳、更新、替代，一些要素沉淀在新技术之中，与新技术相应的媒介形态也会一并吸纳、承继过往相关媒介形态的一些要素。事实上，过往的一些传播技术已经基本不用了，比如传统的一些印刷技术、电报技术、传统的海底电缆技术等已经出局了，它们支持的媒介运行方式自然也消亡了。今天的新闻传媒生态结构，不可能再回到传统新闻业时代了，传统的大众化传播结构已经动摇了并正在形成新的结构。
最后，在媒介功能上，技术要素对不同媒介形态的功能构成及其功能发挥有着重要的基础作用和影响。不同的媒介形态可以产生和发挥相同的或相似的功能，但不同的媒介形态，又各有自身的属性特点，因而总会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属性。不管是共同的、相似的功能还是特殊的、个别的功能，本质上都与支持它们的技术属性有关。一定意义上说，一种媒介形态的功能属性、功能构成以及功能发挥，都是支持这种媒介形态的技术属性、技术功能的体现。
不同媒介形态有着不同的功能侧重或功能偏向，这与不同技术有着不同功能偏向是内在关联的。传统的书写技术，主要是一种小范围的交流技术，它所支持的书写媒介形态也只能实现小范围的传播，因而，它的社会传播功能就是相当有限的;但印刷技术就不同了，作为一种机械复制技术，本身就意味着它所支持的媒介进行规模化生产与传播的可能，意味着满足规模化信息需求的可能，意味着大众化传播的可能，这是由印刷技术本身潜在的功能决定的，也是其最具革命性的属性和功能。广播技术支持的广播媒介，超越了文字阅读能力对人们的限制，使得那些不识字的普通社会大众可以直接收听相关信息，从而使广播成了识字率相对比较低下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电视技术支持的电视媒介，能够直接呈现事物的动态面目、感性形象，从而使人们能够直接看到生动鲜活的现场事态，与生活世界的真实离得最近，这就超越了报纸、广播的一些约束和限制，成为社会大众更为喜闻乐见的媒介形态。当今层出不穷的新兴媒介形态，拥有过往传统媒介形态难以具备的功能，最典型的就是智能媒介，它们甚至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相对自主的新闻生产（包括信息采集、信息的加工制作、传播等），这都与智能媒介形态背后的智能技术直接相关。没有智能技术的支持，智能媒介的新闻写作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超级计算技术，个性化的新闻分发、传播就是不可能的。如此等等，都在说明，不同的媒介形态有着不同的媒介功能偏向，而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不同的技术支持有着不同的功能偏向。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不同媒介形态的操作使用、功能发挥，都与背后的技术支持具有一定的关联度。有些媒介形态需要机构化、组织化的操作使用，比如传统的报纸、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媒介的生产，就得通过报社、电台、电视台的整体运作才能实现其功能作用；而有些媒介形态，不仅机构组织可以操作使用，私人个体也可操作使用，比如在当前媒介环境中，个体通过操作运用一些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兴媒介同样可以进行大众化的传播。这都与支持这些媒介形态的技术特征高度相关。当然，我们需要明白，表面上个人化的新闻生产传播行为，背后却有着具体的媒介平台支持。这再次说明，人是关系性的存在，个人的新闻生产传播行为，离开一定的社会化新闻生产传播平台、中介或生产关系，在早已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
媒介功能的产生与发挥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技术只是对媒介功能的产生与发挥具有潜在的作用和影响。比如，不管是传统媒介还是新兴媒介都可能产生民主功能，但能否实现这样的功能，不只是由支持它们的技术决定的，还依赖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但就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相比，新兴媒介更易发挥民主功能、自由表达功能，这与支持它们的不同技术高度相关，与技术本身的属性与运用方式高度相关。传统媒介技术支持的是传统媒介平台，它们通常是组织化的、机构化的方式，任何个体不可能获得按照自身意愿支配使用如此媒介的机会，但依托新兴媒介技术的网络媒介、社交化媒介，能够充分支持个体的自主性使用方式，从技术角度决定了人们有更大的可能冲破种种约束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自主自由传播。也正因为如此，在新兴媒介环境中，才会出现技术民主主义、技术乌托邦主义的种种表现。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在媒介形态的要素构成、演进更新、功能属性等方面都具有主导性的地位和作用，但我们必须清醒的是，媒介形态的形成与演进，并不只是单纯技术因素的结果，一种媒介形态的形成特别是使用，原则上是所有社会因素共同影响作用的结果，有人甚至说，“媒介演变不是由技术决定的，信息技术只是手段，人类生存的欲望和认知事物的迫切追求，才是媒介演变的决定因素”（刘建明，2018）。这是更为深层的分析，是关于技术、媒介与人们欲望、需要关系的分析。确实，一种技术支持的媒介形态，能否得到广泛的使用，以怎样的方式使用，主要使用在什么样的社会领域，不仅仅是由媒介形态本身及其背后的技术支持决定的，同时是由其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因素决定的，舒德森说的很好，“在诸种社会因素中选择一种并将其不假思索地视为‘唯一’或‘首要’的因素，会让研究者陷入最基本的事实错误。”（常江，何仁亿，2018）这是我们在讨论技术与新闻业发展、技术与媒介形态演进、技术与媒介功能关系等等问题上必须要有的总体性的方法论观念。
（四）技术变革影响新闻观念的变化
技术不仅决定媒介形态的演进与更新，技术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闻意识、新闻观念、新闻思维方式的演进与变革。需要预先说明的是，技术与新闻观念之间、与新闻思维方式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更不是单一的因果关系。具体新闻观念的诞生、演进与更新，取决于多种社会因素，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情境，并不是有了什么技术就会立即产生什么样的新闻观念，或者有了什么样的观念，就会促成什么样的技术。但技术确实是新闻观念诞生与形成的重要条件，更是新闻观念得以演进与更新的重要动力，正如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1994/2007：6）所说，“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知识观念和真理观念，改变深藏于内心的思维习惯”。
首先，技术是新闻观念诞生或形成的重要条件。作为生产力系统中的标志性要素，技术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方式。每当技术发生时代性的进步，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整体结构都会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也自然会引发精神生产的变革、思维方式的变革。麦克卢汉说，“撇开所有的价值观，我们必须 认识到当今我们的电气技术已经对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感知方式和行为习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麦克卢汉，1962/2014：96）。当人类进入网络时代，作为技术的互联网与各种新兴技术，正在改变着工业时代的社会结构，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精神生产方式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革。
纵观人类新闻活动史，特别是现代社会以来的新闻事业史、产业史，有一条相对比较清晰的历史线索，这就是伴随技术特别是媒介技术的演进，相应的媒介形态诞生了，相关的新闻机构组织出现了，有关的职业甚至专业也逐步成为事实了，其中蕴涵或隐藏着各种新的意识和观念。从新闻角度看，则可以说与媒介技术、与相关媒介形态相应的新闻意识、新闻观念、新闻思维也诞生了。如此媒介技术与新闻观念之间的宏观关系在现代西方新闻业的演进过程中是比较明显的。在中国，有人通过研究，也做出过这样总体的历史性判断，“现代印刷技术、邮政系统、电报网络，以及铁路、电话、摄影术、电影等现代科技在中国的兴起，改变了信息传播的环境，为现代的新闻业和新闻观念奠定了基础”（涂凌波，2016：88）。
具体一点说，不管西方东方，人们看到的基本情况是，有了印刷技术，就会有印刷新闻，就会有印刷新闻观念，有了广播电视技术，就会有广播电视媒介，就会有广播电视新闻观念。有不同水平的印刷技术、广播电视技术，就会有不同水平的媒介形态，就会有不同样式、不同水平的新闻生产传播规模，其中新闻意识、观念、思维也会有所不同。有了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以及各种新兴技术，就会形成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一系列新兴媒介新闻形态，就会有与它们相应的一系列具体的新闻观念的诞生。当今，有了更为先进的智能技术，就会诞生更为先进的智能媒介，就会生产传播智能新闻，智能新闻观念的出现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在技术、媒介形态、新闻样态与新闻观念之间，可能不是简单的、必然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原则上的互动关系。但是，有一点恐怕是比较确定的，这就是，没有相关的技术，很难会有后果意义上的新闻观念诞生，这一基本逻辑应该说是相对稳定的。试想，如果没有当年的电报通讯技术，新闻的“倒金字塔思维”直到新闻的倒金字塔写作结构，可能很难成为重要的新闻思维模式。如果没有电报技术，马克思就不大可能提出用“时间消灭空间”的传播观念。同样，如果没有当今的虚拟技术、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新兴媒介技术及相关的传播方式，各种新兴的新闻形态、新闻观念，诸如虚拟新闻（观念）、游戏新闻（观念）、微博新闻（观念）、微信新闻（观念）、大数据新闻、传感器新闻、智能新闻（观念）等，都是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