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知识可以分享，也只有知识可以裂变成财富。
本周四书分别为：
《
高更：后印象派巨匠的艺术人生》《法思想史》《西方自由主义的衰落》《津巴多普通心理学》。
作者写得很有激情：
除了高更，没有哪一位画家能够如此浪荡漂泊，并且能够如此在造型的语言中融入旅行精神以及旅行带来的文化冲突。这种双重必要性使得他像其喜爱的诗人一样——写《海风》的马拉美、吟《醉舟》的兰波，以及最为重要的，痴迷于克里奥性（créolité)的《恶之花》作者波德莱尔。
直到地球的尽头，高更也依旧是一名水手。从开始的布列塔尼到其安葬的马克萨斯群岛，从马提尼克岛到丹麦，铺开了一个广阔的不断游移的领地地图，既像是地理上的也是心源上的，既是外部也是内部的。环境的改变会影响人的全部。在出发前往塔希提的前夕，高更仍想着诱惑他在阿旺桥画派的年轻追随者们，他写信给他们中最有天赋以及最能充分享受不受束缚的生活的埃米尔·贝尔纳（Emile Bernard)：“我想要的是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未知角落。”任何渴望了解高更的人都必须从接受他不断离开的意义开始——那种成为陌生自己，尽可能地接触与其离开的社会充分不同的新天地的渴望。旅行的时光，让“未想”和“未见”成为有形。自我更新，成为他者，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行话来说，并不一定需要他牺牲对法国的爱，更不强迫他否认非常西式的幻想，以及对事业成功的渴望。总而言之，一切呼唤着旅行中固有的“未知”，呼唤着他对生活的品味，以及他那偏轨的世界里的异国情调，甚至市场本身——市场最终引导着他的布列塔尼传奇和大洋洲的野蛮。然而，忽视高更对于遇见他者的渴望，就像是在对他进行错误的后殖民主义审判一般。虽然他从未放弃过巴黎，最终只有死亡才切断了两者之间的联系，然而越来越沉浸的大洋洲生活，使得与他者的相遇成为可能……
然而，三十多年来，最有害的理想主义逐渐将其触角伸向了高更的形象，他被荒谬地妖魔化了。总而言之，人们希望这个奸诈之徒、这个巧言令色的操纵者可以是一个圣人。有些人指责他，因为他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并且对妻子和5个孩子的命运冷漠无情。另一些人则指责他性别歧视，他用“淫秽的”裸体罗列出被他虐待的女人们。人们对他凭借花言巧语把众多波利尼西亚少女骗上床感到愤怒，而忘了塔希提居高不下的死亡率以及当地允许女人从13岁开始解放自己。
高更一如既往得自由自在，他的画作也同样无拘无束。马克萨斯岛时期的作品因其粗犷和明显的不加修饰而令人惊讶。显然，高更试图通过改变轮廓来进行革新。他将线条变得比粗犷还要简单，而色彩则偶尔闪耀着前所未有的光芒。身体摆脱了一切拉斐尔式的优雅。如果人物脸上没有一直浸淫着的柔和忧伤，那么给人的印象将更加野蛮。高更的天堂难以掩饰腐蚀其的坏疽。在离这座火山岛的黑色沙滩如此遥远的粉色长滩上，立着前毕加索式的沉默浴者或是骑马的人。无论是受害人还是施害者，没有人能跳脱历史……然后某些人物的双性特征，以及女性之美，必须被视为是对一种更自由生活的固执认同。
1903年5月8日，高更逝世……他的身后之名得以诞生……1905年和1906年间的首批回顾展意义非凡。此时，毕加索、马蒂斯、德兰(Derain)以及整个德国表现主义都开始行动，并以他们的方式运用着“野蛮”的艺术神话。相当长时间之后，塔希提的艺术家们也以行动对高更的绘画做出回应。他的绘画既滋生于塔希提艺术，又未曾断离与西方文化的羁绊，亦没有逃避这种大洋洲岛国境遇的双重性。我们必须对高更的谄媚者保持高度警惕，他们中最极端者通常与陈旧和片面为伍。面对后殖民原始主义的诱惑，高更在20世纪时真正的审美和存在之选择趋于被遗忘。这本书即是为对抗遗忘而著。
《献给查尔斯·拉瓦尔（后给尤金·卡雷拉）的自画像》
1886
年或
1888
年
布面油画
46.5
×
38.6
厘米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1887
年
布面油画
87
×
69
厘米
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美术馆
1888年
布面油画
44
×
55
厘米
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
1892年
布面油画
72.7
×
44.5
厘米
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
1894年
布面油画
116
×
81
厘米
私人收藏
1902年
布面油画
131.3
×
89.5
厘米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适合学生读，可以免做读书笔记，因为这本书就像一本读书笔记，“只有骨头没有肉”，干巴巴的。
作者是西方知名的媒体记者，曾写过一本有关印度的书，我当时看了，觉得很好。
但今天看这本与我是同龄人写的书，觉得除了文字流利，没什么思想，即便他见多识广。
我摘录部分
《前言》
吧：
一群学生正驱车高速驶向柏林。华兹华斯在谈论法国大革命时写道：“生命的黎明是乐园，青春才是真正的天堂。”诗人的所思所感刚好捕捉到我们当时的心绪。那是1989年，在冷战时代核阴影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想要一睹这个时代符合自然法则的消亡，这种诱惑难以抵挡。身为学生，我们没有通知任何人就离开了学校：刚一听闻民主德国已经打开了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东西柏林正合为一体，旋即踏上了旅程。四个小时后，我们登上了从英国多佛港到比利时泽布吕赫港的渡轮。不到十八个小时，我们三个男生和两个女生，就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老年人，德国人、外国人一起，凿开了这堵墙。挥舞着凿子和长镐，我们也为这场历史性破坏运动的狂欢节做出了微不足道的贡献，和此前素未谋面、今后也不会再见的人之间建立起了友谊。一群西柏林人拥抱着我们，和我们分享他们的香槟。还有什么能比陌生人的香槟更适合庆祝这个新时代呢？两天后我们返回英国，全程宿醉未醒，惊讶的是居然避开了一路的超速罚单，每个人还揣着一小块柏林墙的碎片。我把它当作是此番出行的纪念品。我的导师留意到了我的旷课，不过他在听完我的理由后宽慰了许多。
“我觉得这比其他情况好多了，”他在我把那一小片纪念品拿给他看时说道，“你玩得开心吗？”
我们被乐观情绪所感染。作为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专业(PPE)的学生，我感到自己掌握着开启当下时刻历史意义的钥匙。批评者把PPE专业称为“破烂教育”。他们说得或许有道理。但在那一刻，深夜时写作的论文中描述的危机似乎一并冒出来了。PPE还有一个不太贬义的同义词，叫作现代经学(Modern Greats)，这个名称相较于牛津大学久负盛名的古典人文学科学位。从内容上讲，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与牛津经济学乏味的逻辑之间几乎难以找寻到可类比之处，但是它们都自负地认为西方思想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至少在这一点上，古代人和现代人之间不会发生争执。我们把它称为进步，或者说“进步论”——这种信仰是现代西方最接近宗教的东西。
柏林墙倒塌前不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历史的终结》。“我们可能目睹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而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和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这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他这般写道。尽管我并不赞同福山对于理想社会的看法，但我和他同样感到释然。一个巨大的障碍已从我们的未来中清除出去。20世纪尸横遍野的欧洲中心不会再度上演核武器武装的不同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短兵相接。分崩离析的欧洲大陆即将统一，而英国也不再置身事外。边境逐步开放。全球视野让人神往。一个单极世界即将来临。尽管20世纪尚未过去，历史却终于展开笑颜。这是通向21世纪的良好开端。
将近三十年过去，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大选获胜后不久，我来到莫斯科，受邀参加一个关于“多中心世界秩序”的会议——这是俄罗斯对于“后美国世界”的表述。会议由普里马科夫研究所主办，该研究所以20世纪90年代担任俄罗斯外交部长和总理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名字命名，1999年，弗拉基米尔·普京接替他担任总理。当我和我的朋友们在柏林墙的废墟上手舞足蹈时，忧心忡忡的普京正在130英里外德累斯顿的克格勃办公室（这个城市当时仍属于民主德国管辖）目睹着他的世界分崩离析。后来他把苏联的解体描述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多极化”这个词最早由普里马科夫提出，不过它似乎未能抵挡美国后冷战时期所向披靡的海洋霸权。普京重拾这个概念，并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创造。作为全球必不可少的政治力量，美国从未热衷于“多极化”的想法。这就是华盛顿的自信，它甚至蔑视“多边主义”这个术语。一如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所说的那样：“它音节太多，还以‘主义’结尾。”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前身即克格勃）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和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出席了我在莫斯科参加的这场会议。尽管会议氛围严肃，但俄罗斯应该举杯欢庆。几个月前，在该研究所给我发出邀请后，我转头便忘了此事。11月9日，美国总统大选后的次日早晨，当我试图理解即将到来的新世界时，回想起了这个邀请。这天距离柏林墙倒塌恰好整整二十七年，这个巧合不禁令人毛骨悚然。物极必反。美国刚刚选举出了一位崇尚修墙的总统。1989年，当普京审视着他轰然倒塌的世界时，我们正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疾驰，而唐纳德·特朗普正在推出一款棋盘游戏，名叫“特朗普游戏”。游戏拥有自制的纸币，以财富积累为规则，与“大富翁”游戏惊人地相似——唯一的不同之处是骰子上的数字6被字母T取代。不出所料，这款游戏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没有记录表明特朗普对于柏林墙的倒塌发表过任何正面或负面的看法。无论如何，所有这些似乎都已成为陈年旧事。美国居然选出了一个崇尚俄罗斯从政方式的人。他的竞选甚至有可能得益于莫斯科的援助。俄罗斯人还会欣然接受我迟到的参会函吗？他们居然接受了。
接下来的会议就像是一门如何用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的速成课。我毕竟学过历史专业（尽管我希望自己现在能够更具怀疑精神地看待历史），我为我们的俄罗斯东道主如此频繁且充满敬意地提及维也纳会议而感到震惊。维也纳会议召开于1814至1815年，它正式宣告了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并且开启了近一个世纪的稳定局面，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确立新秩序的，是由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以及最重要的俄国组成的四国同盟。特朗普的胜利为俄罗斯在多中心世界重新回归大国的历史地位开启了一线希望。多中心世界里，每个国家都欣然承诺不会做任何破坏其他国家内部合法性的事情。不再谈论民主的不可或缺，或是美国领导下的全球秩序。这正是普京所渴望的。至于克里米亚——普京在2014年出兵克里米亚，触发了由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的“蜘蛛网”——它融入祖国如今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克里米亚只是恢复到它1954年之前的状态，当年莫斯科在行政上相继放宽政策，把它让与当时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奥巴马执政期间的国务卿约翰·克里谴责俄罗斯，声称从现已独立的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是对历史的侵犯。他说：“没有国家会在21世纪还像19世纪那样，制造完全欺诈性的借口入侵另一个国家。”但这就是世界运作的常见方式。美国在21世纪对伊拉克做了同样的事。在莫斯科的眼中，历史已经复归，没有什么必然会发生，尤其是自由民主。其他地区，如安卡拉、开罗、加拉加斯，甚至布达佩斯，它们和俄罗斯一样对西方的观念怀有敌意，一如西方本土与日俱增的叛教者。他们错了吗？
本书中我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要声明的是，没有什么是预先设定的。如果一个人的成长轨迹伴随着民主的崛起、市场经济的传播以及全世界对《世界人权宣言》表现出的认可（即使其中大部分只是口头上的支持——就像他们说的，伪善是恶人对善行所表示的敬意），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已经够麻烦了。这场辩论不是很久以前就解决了吗？人类自由的前进之路不是势不可挡吗？难道不是全世界都渴望成为西方人吗？对此，我们不再有任何信心。相信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会被动地采纳我们的发展模式无疑是相当傲慢的。那些依旧相信西方模式必然会取得胜利的人可能要反躬自问，促成其价值观的是否只是信念，而非事实。我们必须对我们所学的从未质疑的东西持怀疑态度。我们的理智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经受考验。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对自《大宪章》以来西方历史的半宗教化解读。2015年，英国在兰尼米德为其举行了签署八百周年的纪念活动。通过限制国王的权力，《大宪章》为后世著名的“无代表，不纳税”开创了先例。这份简短的中世纪文献在之后几百年的迷雾中湮没无声——莎士比亚在其剧作《约翰王》中甚至没有提到过它。然而，自17世纪，反对斯图亚特王朝专制统治的英国人重新发现《大宪章》，并将其带往美国的十三个殖民地，此后它演变成西方自由主义的创始神话。正如研究《大宪章》的历史学家丹·琼斯(Dan Jones)所描述的那样，从现在来看，1215这一年被视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元年”。美国的开国元勋援引它，视其为灵感的来源，世界各地的反殖民运动援引它，现在轮到英国人自己庆祝它。《世界人权宣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问世时，埃莉诺·罗斯福说它“很可能成为全世界所有人的国际大宪章”。而这份由约翰王和叛乱贵族之间签订的条约仅维持了两个月，它赋予贵族一些牢不可破的特权，并且限制了妇女和犹太人的权利，这些事实应该让我们有所反思。《大宪章》不是一个通向自由的跳板，而是一个势力暂时被削弱的国王和他难以驾驭的贵族之间签订的一个思路混乱的权宜之计。它很快就失效了。今天它受到珍视的程度（其中一份副本位列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独立宣言》的旁边）衡量出我们有多健忘。如果西方自由主义的智性基础(intellectual basis)是怀疑主义，那么我们应该学会不辜负这个概念的意义。
我们应该特别警惕历史的海妖之歌。乔治·桑塔亚那有句著名的话：“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把历史看作是一种有其自我思想的独立力量，这种观念会把我们哄得昏昏欲睡。已故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伦纳说：“把历史看成一种偶发事件，这种设想超出了人类精神所能承受的范围。”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拥有一种线性的历史观，认为时间总是能把我们带到一个更快乐的地方。希腊人称之为目的论。对于基督徒来说，它是基督的再度降临和最后的审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它是伴随着国家的消亡而到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欧洲民族主义者来说，它是掌控住自己民族的命运。对于大西洋两岸乔治王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党人及其在西方世界的现代继承人而言，人类自由的进步归结于个人自由的进步。在1989年，大多数人都信奉最后这个观念。其他观念要么已经死亡，要么退居历史的深处。
如今，信奉民族命运的专制统治思潮正在大举卷土重来。
西方自由主义四面楚歌。
更重要的是，非西方的历史图景虽然在殖民统治期间黯然失色，却从未被遗忘，它们正在日益迫切地确认起彼此的关联。尽管有很大不同，但中国和印度的传统都相信循环的历史观。如今他们依然如此。物质条件可能会改善，但是人类的道德状况是不变的。历史不会引导我们走向精神或政治的大团圆结局。对于人口几乎占到九成的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大多数人现在终于开始追赶上西方的物质优势，而人类的道德进步却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历史不会终结，它是人类愚蠢和纠正的永恒重复。由此可见，如何组织社会并没有唯一的模式。除了那些宗教信徒，谁能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呢？
不过，对西方进步观念最致命的威胁来自内部。唐纳德·特朗普，以及欧洲国家的首脑，他们并未引发民主自由主义的危机。他们是一种征兆。这种说法可能难以理解，尤其是对美国自由主义者来说，特朗普的获胜动摇了他们的世界观，但他们仍旧坚信事情最终会变好。许多人都安慰自己说，特朗普的胜利是一场意外，它是美国大多数白人的垂死挣扎，还有普京的唆使，历史将在短暂的中断后回归到正常轨道。我多么希望他们是对的，但我恐怕他们是错的。自千禧年以来，特别是过去十年，全世界有不下二十五个民主政体遭遇失败，其中三个在欧洲（俄罗斯、土耳其和匈牙利）。在除突尼斯以外的所有地区，阿拉伯之春被夏日热浪吞噬殆尽。
西方的自由民主女神是不是输了？
弗朗西斯·福山告诉我：“民主究竟是在进行市场修正，还是经历全球性萧条，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西方中产阶级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酝酿强烈抵触的情绪。他们是迅速融合的全球经济中最大的输家之一，这一趋势仍将持续数十年。在英国，我们称他们为“被抛下的人”。在法国，他们是“中间层”(
couches moyennes
)。在美国，他们是“被压榨的中产阶级”。一个更恰切的术语是“不稳定型无产者”——指那些长期生活在经济不稳定境况之下的人。这群人的人口占比正在增长。因此，他们的焦虑感也在日渐增加。美国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有句名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会弄清楚他所言是否正确。
“请你不要对我进行精神分析。”办公室门口的一个学生说道。这是心理学教授经常要面对的抗拒和职业性风险。但是，学生并不需要担心被精神分析，原因有二。其一，并不是所有的心理学家都能诊断和处理心理问题，事实上，在心理学教授中能这样做的只占少数；其二，只有少数心理学家是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一词指的是一种高度专业化且相对少见的治疗形式。
广而言之，心理学家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类别：
1.实验心理学家(experimental psychologists)
2.心理学教师(teachers of psychology)
3.应用心理学家(applied psychologists)
不过，这三个群体存在一些重叠，因为很多心理学家在他们的工作中扮演着多重角色。
几乎所有的精神科医生都治疗心理障碍，但只有一部分心理学家可以治疗精神障碍，它们之间的相似点也仅限于此。精神病学(psychiatry)属于医学专业，而不是心理学的一部分。精神科医生取得的是医学博士学位，接受过心理及行为问题治疗特别是药物治疗的专门训练。因此，精神科医生有行医和处方权，他们倾向于治疗患有较严重精神障碍的病人(如精神分裂症），并会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待病人，把他们看作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与精神病学相比，心理学涵盖的范围更广，它包括人类的所有行为与心理过程，从大脑功能到社会互动，从心理健康到精神障碍。大多数心理学家在研究生期间的训练重点是研究方法，以及对心理学特定领域的深入研究。另外，虽然心理学家通常都拥有博士学位，但他们接受的并非医学训练，因此他们一般没有处方权。但是近年来，美国的一些州通过了立法，允许合格的心理学家开某些处方药，但必须完成一些高级培训和认证(APA，2014)。总之，心理学家从事的领域非常广泛，并且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人。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家会把人们看作需要帮助的来访者，而非病人。
现在你知道精神病学不是心理学了。
你每天查看的星座运程，以及已被彻底揭穿是骗局的占星术均在此列(Schick＆Vaughn，2001）。笔迹学（一种进行笔迹分析的伪科学）、算命或者能让人花钱购物的潜意识信息这些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所有这些都属于伪心理学的范畴：伪装成科学真理但实际都是毫无依据的心理学信念。
我们对脑有哪些了解？简单来说，它的大小与花椰菜差不多，重量大约是1.4千克，表面呈灰粉色并有褶皱。除了这些简单的事实之外，脑还具有复杂的结构和惊人的能力。脑有1000亿个神经元（神经细胞），每个神经元又与10000多个神经元连接，这使得人类的脑成为已知的最复杂的结构。与它相比，现有的最大型的计算机看起来也是相当原始的。
你出生时的神经元数量远多于你现在的神经元数量。有些神经元自出生后就没有被使用过，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神经元就被修剪掉了（别担心，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到青春期，神经元的数量就稳定下来了；在整个成年期，这个数字基本保持不变，因为每天都有神经元凋亡，也会有新的神经元生成(Gage，2003)。
当然，进化是一个情绪化的术语，因此很多人曲解了它的真正含义。例如，一些人相信达尔文的理论认为人类“起源于猴子”。但是不管是达尔文还是其他进化科学家都没有说过类似的话。相反，他们说猴子和人类在几百万年之前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两种说法差异是很大的。进化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物种已经分化，每一个都发展出了不同的适应性特征。人类发展出了一个专门适应语言的脑(Buss et al.， 1998) 。
教养方式在儿童的发展和行为表现中扮演重要作用可能已经不足为奇了，但是近期表观遗传学的研究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新的科学解释。该领域的早期研究关注大鼠对新生幼鼠的母性行为。一些母鼠会很积极地舔舐它们的幼鼠，而另一些母鼠则很少这样做（这是养育行为中的常见变异）。那些经常被母鼠梳理毛发或舔舐的幼鼠成长为轻松随和的成年鼠，而那些很少被舔舐的幼鼠则更加焦虑、容易紧张，甚至更有攻击性。对这些大鼠的表观遗传序列的进一步检查发现早期的毛发梳理和舔舐会使得某些基因有更多的表达，这些基因有助于关闭应激反应。因此，当被细心母鼠养大的大鼠遭遇正常的应激事件时，它们的身体能更有效地处理这些应激，更快地恢复正常状态，而那些由不那么细心的母鼠养大的大鼠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好(Francis et al.，1999，Weaver et al.，2004)。
大鼠的生理机制与人类的非常相似。不管是大鼠还是人类，应激反应持续的时间越长，心血管系统遭受的潜在损伤就越大。因此，应激和心脏疾病之间就有明确的联系。对于人类，早在20年前我们就知道抚触婴儿可以减少健康婴儿和高危婴儿的焦虑和应激激素的生成(Field，1995)。这两个例子中的表观遗传机制可能是相同的：大鼠的舔舐和梳理行为这类生理刺激可能和抚触婴儿类似，都可以促进更有效的应激反应系统的发展。
这些发现也展示了父母对婴儿（啮齿动物或人类）的早期养育具有适应性。由细心的母亲在富足的环境（充足的食物、危险很少）中抚养长大的婴儿能够发展出适应良好的应激反应系统来应对一个安全的抚养环境：这就好像如果妈妈说环境是安全的，那么婴儿也没有什么需要焦虑不安的。其背后的实质就是——母亲的行为影响了幼崽的表观遗传组，增加了幼崽的生存机会。然而，焦虑可能有助于个体在更具威胁性的环境（例如，缺乏食物的环境）中生存，因此由粗心母亲养大的容易焦虑的大鼠可能更适应高挑战的环境。高焦虑使我们保持了对潜在危险和捕食者的警觉。
当然，焦虑并不总是一种优势，人类的养育行为也并不总是对婴儿和儿童有利的。对儿童的虐待和疏于照顾就是令人担忧的例证。对大鼠的研究是否表明虐待和忽视可能会提升儿童罹患焦虑和应激相关疾病的风险？最近对人类的研究表明：那些童年期受到虐待的自杀个体的脑部尸检报告发现他们的大脑发生了一些与长期应激相关的改变。而童年期没有受虐待的自杀个体的脑显示出正常的应激反应模式(McGowan et al.，2009)。童年经历确实会造成某些表观遗传修饰，它们会影响脑的发育。
运动、营养和毒素也能影响基因表达（打开或关闭）的过程
。一项研究发现每周两小时的有氧运动持续6个月之后可以让与肥胖和二型糖尿病有关的基因不再表达(Ronn and others，2013)。定期锻炼有助于限制与慢性炎症相关的基因表达，慢性炎症与多种疾病存在联系，包括哮喘、心脏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牙周疾病、慢性疼痛、关节炎、痴呆和多种癌症(Ntanasis-Stathopoulos and others，2013)。
海马(hippocampus)是我们的记忆系统，它在500年前因为形状像海洋动物海马而得名。脑的每一侧都有一个海马，一共有两个海马。海马的一个任务是帮助我们记住物体的位置，例如，你把车子停在了一个大停车场的哪个位置(Squire，2007)。海马似乎会随经验的增加而长大。一项针对伦敦出租车司机的研究发现，出租车司机的海马比不开出租车的普通人更大，而且司机的经验越多，他的海马就越大(Maguire et al.，2003)。
除了空间记忆外，海马对记忆存储也起到关键作用。例如，亨利·莫莱森(Henry Molaison)的悲惨故事证明了这一点。亨利·莫莱森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H.M. (为了保护他的隐私，在他生前，别人都用首字母来称呼他）。1953年，当时H.M.二十刚出头，为了治疗已经威胁到他生命的频繁发作的癫痫，他接受了一项激进的、实验性的脑手术（Hilts，1995)。这项手术切除了他的脑两侧的大部分海马，成功减少了癫痫发作的次数。不幸的是，这项手术也产生了一个不可预测的、灾难性的副作用：手术之后，新的经历在事情发生之后就会立即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但他对手术之前的事情的记忆完好无损。在他的余生中，当他试图回忆1953年之后的事情时，得到的是一片空白。他甚至不能记住每天照顾他的人。直到2008年去世之前，他还相信自己活在1953年。这个故事以及其他确凿证据表明，虽然海马不是记忆存储的地方，但是它对于创造新的记忆至关重要。
另一个边缘系统的组成部分是杏仁核(amygdala)，它的名字也来自于它的形状，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杏仁”。和其他脑结构一样，杏仁核也有两个，位于双侧海马的前面。
为了了解杏仁核的功能，海因里希·克鲁弗(Heinrich Klüver)和保罗·布西(Paul Bucy)(1939)设计了一项经典的实验，采用外科手术切断了脾气暴躁的恒河猴的双侧杏仁核之间的连接。术后，这些动物变得非常温顺，连克鲁弗和布西都感到非常吃惊。他们的发现首次清晰地证明了杏仁核在恐惧和攻击性中的作用。当我们感到威胁时，这个脑结构会变得特别活跃，它在我们应对恐惧时起着关键作用。
近期的研究拓展了我们对杏仁核的认识。例如，杏仁核会和海马协同工作，这样对先前经验的记忆就会帮助我们矫正当前的情绪反应(Roozendaal et al.，2009)。例如，一个曾在车祸中受伤的人可能会对其他司机做出的一个小小的威胁（例如，尾随）表现得反应过度。这可以解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一些负向触发反应。当男性和女性观看性唤起图片时，杏仁核也会活跃起来（男性的活跃程度更高）(Hamann，2005)，这表明杏仁核不仅参与了消极情绪反应，也参与了积极情绪加工。杏仁核还被认为是在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中起作用的几个脑结构之一，例如，孤独症个体的杏仁核通常较大(Baron-Cohen et al.，2000)。
虽然我们人类为我们的“大”脑感到自豪，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脑并不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脑。所有大型动物的脑都很大——事实上相比于智力，脑的大小与体型的关系更密切。有褶皱的皮层也不是人类特有的。所有大型动物的皮层都是卷曲盘绕的。也许这伤害了你的自尊，但请放轻松一点，相对于我们的体重来说，我们的大脑皮层要比其他拥有脑的生物大得多。虽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人类的脑会如此大，以及它是怎么变得这么大的（Buss，2008；Pennisi，2006)，但相比于其他动物，人类的独特性在于我们的脑的运作方式而不是大小。值得一提的是，女性的脑比男性拥有更多的褶皱，而男性的脑平均而言比女性更大（Luders et al.，2004)。
你更愿意解一道数学题还是创作一幅画？写一篇学术文章还是编一个故事？根据流行科学的说法，你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揭示了你是一个“左脑人”还是一个“右脑人”。并且，他们还会鼓励你根据这个信息进行职业选择。这些说法科学吗？
裂脑人研究和脑双侧加工信息的差异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媒体声称左脑是逻辑脑，右脑是情绪脑。这很容易使人得出错误的结论：你的朋友贾马尔偏好分析，他的生活主要依靠左脑；而贾马尔的妻子巴布对别人的情绪更加敏感，她主要依靠右脑来处理生活经历。
伪科学家对此一见钟情，知道这一定会成为一种时尚，他们开设了很多工作坊来帮助那些分析型的人开发他们的“右脑”。在你加入这个特殊潮流之前，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人们完全属于这一类或那一类这种想法很符合大众的口味，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神经科学的近期发现能够告诉我们左右脑是如何互动的，以及人们是否具有左脑优势或右脑优势。那么，为了获得这个流行观念的真相，我们需要提出和回答哪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