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2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355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从冶金看石峁和寨沟遗址的考古发现”。文研院邀访学者、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建立主持。
本次讲座，梅建军老师的演讲内容包含两大部分。首先，围绕石峁遗址出土的小件铜器和石范进行讲解，并在此基础上阐释这些出土文物对理解冶金术在中国中原地区兴起的意义。其次，阐述铸铜陶范在陕北地区发现的重要意义，并作几点延伸的思考和讨论。虽然这两部分内容并无直接的关联性，但是其对于冶金术在中国的出现和传播均具有关键性的价值，因此放置在一起加以考察与讨论。
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东山之上的石峁遗址，总面积超过五平方公里，是我国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文化遗址。最初因出土大量玉器引发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通过考古发掘后的外城东门遗迹和皇城台建筑遗迹可知，石峁遗址的规模十分宏大。在皇城台大平台及其石墙上发现有石雕像，墙体中发现有玉器，并且2022年以来在皇城台上新发现了贵族墓地，墓室结构为竖穴土坑，棺椁材质为石板棺椁。此外，石峁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骨器和小件铜器。
早在2016年时，梅建军老师便和陈坤龙老师等人合作了一篇文章与几位合作者在“中国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题名为《陕西石峁遗址新出铜器和铸铜遗物的科学分析及其学术意义》的报告。他们通过科学检测发现，在新出的2件铜器中，铜刀的材质为铜锡砷合金，并含有少量的铅和铁，而铜镞的材质为铜砷合金。并且在4件石范残块中，从残存的痕迹看，其中3件所铸的器物应包括环首铜刀和铜刀，而另一件所铸的器物可能为有銎铜斧。
另外，梅建军老师还对11件石峁遗址征集铜器的材质进行了检测，发现这些铜器主要是砷铜和含砷铜器占主导地位（7件），另有2件红铜器物；2件锡青铜的存在也同样值得注意。就器物的形制和功能而言，显然都是个人身体的装饰品。这批铜器与玉器共出，多件铜器上有清晰可辨的织物痕迹和朱砂颜料痕迹，与陶寺遗址所见相似，或许是某种共有文化特征或取向的反映。
在此基础上，梅建军老师指出了石峁遗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及意义：一方面，这为揭示中国北方早期铜器的形制和技术特征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为研究中国早期冶铸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证；另一方面，也为探索早期冶金术在中国的传播路线提供了关键的连接点，进而为阐明石峁遗址在中国早期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梅建军老师列举了学界关于石峁遗址的不同论点及争鸣。首先是苏荣誉老师对石峁铜器和石范关于中原早期铜器生产的研究发现的评论。一是，通过比较石峁出土的铜刀和环首刀石范，苏老师认为铜刀和石范环首刀具有本土传统，年代与中原商代器相若。二是，他还认为“冶铜术西来说”有很多无法解释的问题，指出还没有证据认定石峁具有铸铜工业，说其对中原早期铜器生产发生影响言之过早。三是，鉴于南美早期冶金的独立性，在苏老师看来，毋宁认为中原冶金技术的独立起源，是基于新石器时代发达的制陶工艺、高超的攻玉技术以及对玉的火试而独立产生的发明。
其次是牛津大学的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对石峁和二里头关系的论述。罗森教授对青铜工业在中国中原地区的兴起提出了新的见解，她认为青铜技术的传播路线是自北向南，从欧亚草原传至中国的西北地区，再至中国北方地区包括石峁遗址，最后传播到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因为气候的变化，掌握青铜技艺之人往南方迁徙，从石峁迁至陶寺，再从陶寺迁至二里头。简言之，冶金术最初发生在欧亚草原地带，依次传入至中国的西北地区、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
再次是陕西考古研究院的孙周勇等学者于2018年在《亚洲考古研究》（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上发表的文章，题为《中国北方黄土高原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城邦中心：石峁的兴衰》。他们在文中列举了对石峁遗址征集出土铜器的检测分析，发现绝大多数的器物都是红铜，只有一件是砷铜。
最新的研究则是2022年陈坤龙老师等人发表在《考古》上的成果。陈老师等人对石峁遗址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显示，石峁文化晚期的14件样品中，红铜和锡青铜各6件，另有砷铜和铅锑铜各1件。红铜样品中多含有少量的合金元素，其中以砷最为常见，4件样品检测到砷，且有2件样品的砷含量高于1%。在各类铜合金中，合金元素含量相对较低。石峁文化晚期铜器这种多见红铜、合金化程度不高的材质特点，与西北和中原地区的早期铜器具有相似之处。
这一研究还指出，石峁文化晚期铜器的矿料来源情况较为复杂，与二里头遗址不同时期利用的铜（铅）金属资源的主要产区均有所区别。相较而言，其铅同位素比值与河西走廊早期铜器和冶炼遗物更为接近。因此，陈老师等人倾向于认为多数石峁文化晚期铜器的金属物料可能来自西北地区。
截至目前，河套地区尚未见该时期本土化冶金生产，尤其是铜冶炼生产的直接证据。河套地区与河西走廊地带的联络通道虽已打通，但两地的交流似乎仅停留于冶金产品的流通，却未实现冶金技术的转移。西安老牛坡和商洛东龙山等遗址出现铜器的年代均可早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东龙山遗址H188还曾出土铜渣，证实当地已存在与铜器制造相关的生产活动。老牛坡遗址冶炼炉渣虽然可能已晚至商代时期，但其利用多金属矿料“点炼”砷铜的技术却与西城驿遗址类似。简言之，经关中至中原这条交流路线，在早期冶金技术东向扩散的过程中可能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由此，陈坤龙老师等人认为冶金术的传播路线应当为自西向东、途经关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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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铜器
这显示出中国西北地区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互动或联系
随后，在上述学界争鸣的基础上，梅建军老师总结了石峁遗址与中国早期冶金术的关系。他认为，就现有石峁遗址出土和采集发现的铜器而言，石峁仍是早期铜器传播网络中的重要环节，起到了接连齐家、夏家店下层、陶寺和二里头的作用。石峁遗址出土的石范的年代属于朱开沟文化时期，石峁文化时期是否存在铸铜生产的确存疑。苏荣誉老师的评论得到证实。从这个视角看，陈坤龙老师提出的关中地区可能是冶铜术本身传播的路径也有可取之处。另外，由倒钩铜矛的发现所展现出的欧亚草原文化对中国早期铜器发展的影响仍缺乏清晰的图景，这些倒钩铜矛在已有的考古学文化框架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尚未清晰。
接下来，讲座进入第二个部分，梅建军老师对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进行了重点阐释。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心地区，是一处商代晚期李家崖文化聚落遗址，具有规模大、等级高、要素全、铜器点密集等特点，凸显出北方黄土梁峁地带中心聚落典型的“多峁一体”特征。
梅建军老师对寨沟遗址所见的大型夯土建筑（寨塬盖）、大型贵族墓地，以及出土的器物青铜器（如大型铜钺和铜铲、燕形镶绿松石器、蛇首匕、骨柶）展开了讲解，尤其着重介绍了寨沟遗址鱼塔梁地点出土的铸铜陶范（少量出自耕土层，大多出自夯土墙基槽填土之中）。2012年在寨沟村的鱼塔梁地点采集到1件陶范残块；2022年至2023年，陕西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鱼塔梁发掘获得了42件铸铜陶范残块，表明该地或存有铸铜作坊。
针对寨沟遗址出土的众多铸铜陶范，如何理解其在陕北地区发现的意义实为至为关键。对此，梅建军老师提出了如下更为细致的问题：第一，这是否意味着陕北在商代晚期已经采用组合陶范法生产青铜容器、工具和武器？第二，铸铜作坊是否存在？如果存在铸铜作坊的话，那么这一地区铸铜技术的特征和来源是什么？铸铜生产的分布、规模和水准是怎样的？铸铜产品的种类有哪些（如北方风格的工具和兵器）？最后，铸铜生产持续的时间有多长、影响范围有多大？
上述问题关乎到一个更大的层面，即晋陕高原是否存在独立的文化选择与创造。梅建军老师借用早些年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北方系青铜器”——予以阐释。他指出，作为中国中草原和欧亚草原之间的农牧交错地带，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很可能因其特定的生态和人文环境而形成有独到立特征的物质文化，这种文化既反映了跟南北两方面的联系，也有独立自主的新创造。这种创造甚至会传播开去，影响到周邻的文化。我们在“北方系青铜器”中便看到了这样的“区域性创新”的特征。例如，在寨沟遗址中就发现了极具区域特点的金耳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