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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编译｜19世纪波士顿的文化组织：在美国创造高雅文化的组织基础

Political理论志 · 公众号 · · 2021-03-11 09:30

正文

19世纪波士顿的文化组织：在美国创造高雅文化的组织基础

编者按 ：

本文以 19 世纪美国波士顿的美术博物馆和波士顿交响乐团为例，分析了将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区分开来的组织基础。在精英社区中，文化资本家通过建立起由精英作为受托人的非营利性的文化组织，以达到垄断文化，并将其合法化和神圣化的目的，由此制造出一种制度上的高雅文化。因此，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区分既是一种仪式分类，又是赋予这一分类意义的组织系统。

学人简介：

Paul DiMaggio, 纽约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

DiMaggio, Paul. 1982.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Boston: the crea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base for high culture in America.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4:33-50.

专题：

3.8-3.14 组织学专题（四）

Paul DiMaggio教授

引言

当前在社会学和政治学对文化的讨论中存在着对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二分的预判。然而，两种文化既不能用艺术作品的内在属性来定义，也不能简单地参照其公众的阶级特征来定义。在美国，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区分出现于1850-1900年。在此之前，波士顿的文化较少区分艺术和娱乐、文化和商业，各种风格的艺术杂乱组合很常见。直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私营或半私营、非营利性的文化机构和商业性的大众文化产业——形成，才出现了现代形式的高雅/流行文化的二分。

前者在城市精英地位社区中，由艺术专业人员管理的非营利性公司传播，并由有钱有势的受托人密切管理；后者在新兴的、相对无个性的区域性和全国性市场中，由企业家赞助，向任何愿意购买它的人传播。二者的区分形式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有了高雅文化公众和流行文化公众的社会分野。

本文以波士顿为例，因为波士顿在19世纪是美国文化最活跃的中心，这里的精英构成了当时城市上层阶级中最明确的地位群体。

艺术的神圣化、对高雅文化及其反面的定义、分类的制度化都由“文化资本家”所致。文化资本家有两层含义：他们的财富来自于管理营利性工业企业；他们将部分利润投资在建立和维持有区分度的文化组织上。为了制造一种制度上的高雅文化，波士顿的上层阶级必须完成三个项目：组织（entrepreneurship），分类（classification）和构造（framing）。

组织指创造一个精英可以控制和统治的组织形式。分类指在艺术和娱乐之间建立起的强有力且清晰的边界，精英和部分中产阶级能够基于他们的文化储备进行欣赏的高雅文化的定义，以及国家和其他阶级对分类合法性的承认。构造指关于欣赏的新礼节的发展以及观众和艺术作品之间的新关系。本文的重点是第一个过程。

镀金时代以前的组织模式

内战结束之时，波士顿的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边界尚未划出。这并非是因为富人对艺术不感兴趣或缺乏关于优秀艺术本质的理论，而是因为传播艺术的组织模式还不足以定义和保持这些高雅艺术：营利性企业、合作性企业和社团组织这三种传播审美体验的主要模式都有些缺陷。

营利企业的问题在于市场使得文化没有区分：文化的展示者将各风格的文化混杂起来，以接触到最广泛的观众。合作性企业中，每个成员都有投票权，共享企业的利润，并从中选出一位领导人。这种组织形式无法保证每个成员的完全忠诚，这些成员会为了支持自己而在各种场合演奏各样的音乐。志愿协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封闭式协会，以促进参与成员的目标，而非整个社区的目标。它们无法为高雅文化提供组织基础是因为，在19世纪末期，它们无法声称是为了整个社区说话，即使它们选择这么做。

但是精英地位群体的文化必须被垄断，它必须被合法化和神圣化。波士顿的文化资本家必须找到一种形式满足以下所有目标：每种艺术形式的单一组织基础；声称为社区服务的机构（即使它们将社区定义为仅包括精英和中上层阶级）；艺术家与观众之间、表演者与公众之间的足够的社会距离，此距离足以将一件艺术品定义为神圣的神秘化。

传播高雅文化的形式是非营利性团体，由一个永续存在的受托人的董事会管理，该董事会将多数艺术决定权委托给专业艺术家。此类团体有五种特质：

首先，组织是19世纪精英组织事务的熟悉且成功的工具。

其次，通过将治理决策委托给承诺提供资金支持的受托人，非营利组织有效地使博物馆和乐团免受市场压力。

第三，通过将控制权交由高度整合的社会和金融精英，非营利性团体使其控制者得以统治，而不受国家或其他社会阶层的干扰。

第四，受托人能够争取更多精英支持，这可以为定义艺术和发展辅助机构这一漫长的过程提供稳定性。

第五，这些团体的目标模糊，波士顿文化组织的委员会章程允许它们的使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重新定义，并使他们的管理者能够宣称（并相信）他们追求的是社区主义的目标，即使他们将艺术制度化，使波士顿的绝大多数公民越来越少地接触到精英文化。

文化资本主义的背景

这种组织形式在这个时间出现是因为1870年的波士顿与50年前的相比，人口更多，更加富有。这给社区的稳定性和精英文化权威带来了挑战。内战结束时，波士顿移民组织起来，在政治领域挑战本地的精英；本土民粹主义者对波士顿上层制度进行政治攻击，于是波士顿的领导者从政治领域撤出，建立非营利组织体系，使得他们即使失去了政治组织，也能对社区保有一些控制。

然而，波士顿上层阶级既没有足够的规模构成大规模艺术组织的公众，也不满足于将其文化成就只留给自己，而且他们也有教育社区的愿望。这时期中产阶级崛起，他们在经济上和社会上接近工人阶级，因此想要在文化上将自己与工人阶级区分开，所以中产阶级构成了波士顿早期高雅文化的天然观众。

文化组织：美术博物馆和波士顿交响乐团

美术博物馆建立时承诺解决其他机构的藏品问题，由波士顿各方相关人士商讨建立。为博物馆筹集资金的第一次呼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其原因之一是，尽管它建在私有的土地上，在表面上它是一个社区主义和教育的场所。

相反，波士顿交响乐团在早期由Higginson一人运作，不得不从其他各由其精英圈子支持的竞争者中夺取波士顿的乐坛。Higginson是Lee公司创立者之子，认同在波士顿建立交响乐团，以低价演奏优秀音乐作品的理念。为成立只演奏优秀音乐的永久性乐团，他克服了两个挑战：建立对整个波士顿优秀音乐的控制；对乐团成员执行内部纪律。他要求乐团的音乐家不能再为其他音乐协会的指挥家演奏，这使得其他的工资较低交响乐团无法与其竞争。Higginson需要确保他的音乐家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在波士顿交响乐团中，并接受他的权威是不可侵犯的。因此，他与演奏家签订独家合同，并威胁要以引进欧洲演奏家的方式来打破罢工。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乐团里逐渐有了与波士顿关系不大的新人。他们大部分是欧洲人，有更高的技术成就，对他忠心耿耿。

上层阶级作为一个形成组织的阶级

美术博物馆和波士顿交响乐团都是嵌入在社会阶级的组织，是紧密联系着的自觉的社会群体的产物。这个群体通过其成员之间基于亲属关系、商业、俱乐部生活和参与广泛的慈善团体的多重联系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乍一看Higginson成立交响乐团是个人主义的行为，但是仔细考察可以发现，他在波士顿上层社会结构中的中心位置使得他能够成功（他曾在哈佛上学，懂音乐，后娶科学家之女，为哈佛成员，是很多俱乐部的成员），因为要做到这些，委员会要与其他音乐协会的支持者和较成熟的本地音乐家的赞助人妥协。

结论

美术博物馆和波士顿交响乐团是由且仅由波士顿上层阶级制造出来。波士顿上层阶级作为一个地位群体，追求排他性，追求一种他们可以自己垄断的文化的定义。然而，他们也是一个互相联系的社会阶级，也关心建立对他们统治的人的霸权。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将这些文化机构误读为向大众灌输精英理念的努力。其实这些上层阶级知道，群众不可能在他们实际上被禁止进入的机构中实现社会化。但他们对教育的关注并不只是为了装点门面或公关，而是因为秘密的或只有内行才懂的文化不可能使他们的地位合法化，他们需要至少部分地分享这些文化。起初，美术博物馆重视教育；后来，他们更加重视艺术品原作，放弃了所有的复制品以及他们更广泛的社会使命，转而追求审美主义和精英客户。

美术博物馆、波士顿交响乐团和美国各地类似组织的成立为高雅文化的理想建立了一个基础，高雅文化理想可以基于此实现制度上的具体化。阶级与文化之间的联盟是以组织为中介来定义的，与组织无法分离。因此，“高雅文化/流行文化”这一分类需在双重意义上理解：它既是一种仪式分类，又是赋予这一分类意义的组织系统。

政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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