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传播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问学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主要研究方向：新闻理论与实务、传播效果。曾任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制片人，参与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创办及香港回归等多次重大直播报道。
5月17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费彝民楼A座418室迎来“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的第四季第19期（总第89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传播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周勇教授应邀担任此次午餐会的主讲嘉宾，以《由“时间”向“空间”的转向：技术视野下中国电视传播逻辑的嬗变》为题，与参会的老师、同学共同分享了他的博士论文。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辰瑶副教授主持讲座，向周勇教授赠送“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前三季的文集，并在互动环节与新闻传播学院丁和根教授、胡翼青教授以及现场博士生和周勇教授展开热烈的对话。
周勇教授的论文基于“传播偏向论”的理论视角，对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历程进行再度审视，重点探究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的技术逻辑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如何对电视传播活动产生影响，进而为中国电视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发展进路提供一定的启发性思考。（注：转引自周勇教授的博士论文摘要）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选题，与其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前期从业于中央电视台新闻部门见证中国电视最辉煌时代的经历有关。而在现在关注这一话题，则又呼应了电视在当下新媒体环境下在所有传统媒体里似乎正遭遇着最大的阻力与挑战的大形势。
周勇教授提及，1996年中央电视台即开办其门户网站——央视网。当时中央确定六家代表性媒体正式接触网络，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等。但到目前为止，在新媒体转型的道路上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整个电视业均存在问题，这其中可能存有结构性矛盾和思维逻辑上的制约要素，这是整个论文的思考前提。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好出了系列丛书，其中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传播的偏向》给周老师的研究提供了思维方法。媒介环境学派及媒介技术论对媒介技术对媒介形态、社会形态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周勇教授从这个视角思考中国电视的问题，拉起一条中国电视的纵向历史线，从中发现了思维逻辑线的变化，进而发现尽管电视形态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思维逻辑线却没有跟上。央视网的组织结构系统和传统电视的频道制、栏目制的整个结构系统依然类似。这不仅是内容生产或新媒体技术应用的问题，传统媒体有雄厚的资金积累，可以掌握先进的技术，但先进的技术并没有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这可能跟思维逻辑有很大关系。
从1958年北京台开播，到1978年番号改为中央电视台（由现在的北京电视台承接原“北京电视台”的番号），中国电视在1978年之后得到真正发展，经过80年代的积累期、90年代的爆发期，以1993年《东方时空》开播为标志，电视开始走上强势媒体甚至第一媒体的位置。到2000年代中后期问题开始凸显，新技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影响整个媒介生态，包括组织结构。周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历史概念，而非隶属某种媒体，但每一次媒体的变化都会给旧有的媒体生存方式和思维逻辑带来很大变化。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的生存逻辑基本以广告为主，中国电视在辉煌期保持着两位数的广告收入的增长。到2014年下半年情况发生变化，整体广告收入出现负增长，而且这一趋势到今天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扭转，这也是电视业界感到恐慌的原因，关于电视业终结的声音十多年来一直没有消失过，尽管直到现在电视业依然生存发展着。
七、八年前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提出者卡茨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其间提出电视终结的观点，理由是电视是一种共享型媒体，作为家庭文化共享的凝聚媒体而存在，但这种共享方式在被打破。周教授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卡茨的论断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从实践层面来看，电视代表的媒介形态虽然遭遇变化和困难，但还不至于像预期的那样悲观。因为电视视听传播形态，尤其是视觉方面是后现代文化蓬勃发展的领域。现在新媒体领域中视频内容的创意、传播愈加火热，从业者不断切入视频生产和传播领域，这恰恰是电视的主要工作。因此周勇教授认为应当首先从概念上界定电视，才能讨论电视是否消亡的问题。就内涵而言，电视的视听传播部分不仅不会死，生命力还会更加旺盛。但在外延层面上，固有的传统生存模式会发生变化。
周老师多年前在美国访学时有学者提出“新闻业并不会死，但新闻的商业模式出了问题”。电视业现在可能也是这样。这促使周老师思考这一现象的解释路径。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给其一个思考视角，特别是其中提出的时间和空间概念。
传播的偏向主要就是围绕时间、空间的讨论，研究主导性的媒介怎样依赖时间或空间，《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提到各种媒介形态，在取向上有的偏向时间，有的偏向空间。伊尼斯、麦克卢汉的这类书比较晦涩，一是和国内学术著作的翻译质量有关，二是和本人的写作风格有关，尤其是伊尼斯，基本是思想的闪光点特别多，但没有特别的阐述。麦克卢汉说伊尼斯的每句话就像一个小图书馆，后面的文献索引、参考文献可以用作扩充阅读。伊尼斯的思想到了今天在具体的现象解释上未必能直接借用，但其关于时间和空间观念的提出具有现实的意义。伊尼斯做研究时广播业刚刚冒头，因此著作中提及一两句关于广播的问题，但是没有详细展开，他认为广播是偏重时间的媒介。回看其对时间的定义，会发现有一些相矛盾的地方，因写作有其特定语境，但伊尼斯提出的时间与空间概念、媒介形态对时间与空间两种要素的影响的思维方法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电视在其发展逻辑中，特别是在互联网出现后，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逻辑转变，但是电视界没有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过去电视生存的基本逻辑主要依赖于时间，如生存闭环里很少直接售卖内容赚钱，主要靠广告。广告靠受众桥接，受众靠特定时间段中注意力资源的投入来凝聚，因此最后化为一个数据——收视率，收视率被整体打包售卖来对电视的投入做出回报。电视业跟收视率所绑定的是一个恒定的时间概念，因此生成时段资源，电视业通过对时段资源的不断开掘来获取经济回报。电视内容因而靠时段体现价值，时段资源背后是受众的注意力资源，受众的注意力资源又售卖给广告商。这就是传统的思维逻辑。当我们看电视业传统的生存方式时会发现这种“转瞬即逝”、“线性传播”，这就是电视作为传播媒介的基本特征，它实际上表现为一种以时间资源为特征的媒介。但是新媒体使得电视作为时间资源的价值在瓦解，而空间的价值在上升。
传统电视在时间维度上的基本特征有二：一是内容价值基于时效，追求时效和速度，不断地通过现场直播、现场报道来实现时间效率的最大化，这曾经是电子媒介最大的优势。二是传播价值基于线性传播中的时间经济，由时段资源置换出广告资源，置换出经济的回报，并由此带来这种模式面临的现代困境。
追溯电视的历史会发现，早期电视就存在对直播地无意识探索，1936年BBC作为世界上第一家电视台开播，当时由于技术的局限，摄录一体的设备还没有出现，只能被动直播，通过直播给人很新鲜的观影感受。但是设备笨重，影响常态下的新闻报道的灵活性，速度慢，深入现场有局限。直到1952年美国安培公司生产出世界上第一台磁带录像机，电视才有了录制的设备。上世纪70年代摄录一体化设备开始出现，大大提升了电视采制的效率。现在电视台采用的设备主要由索尼、松下两家电视厂商提供，而摄录一体化的录影设备、生产方式最早由索尼公司推出。随着卫星通讯技术的出现，时效性进一步增强，设备带来了采制的效率，可以快速到达现场，播放新闻。卫星的出现进一步拓展了时效的内涵，一方面把时效推到零时差的程度，另一方面基于传播空间的扩展提升了时效价值。如阿波罗号登月的电视直播，1980年CNN作为世界上第一家以国际新闻报道为特征的电视媒体的出现（借助刚刚出现的卫星直播技术，CNN创始人特纳可以介入电视领域，做前人未能做好的国际新闻），以及广电总局早些年的村村通工程，在偏远的中国山村安装卫星锅。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但是中国电视观众的覆盖率尚在97.4%左右，未达到100%，因为偏远地区存在电视信号接收的问题，所以广电总局推进村村通工程，通过卫星直播技术把遥远的山村和世界联系起来。
直播技术对很多重大事件的报道具有促进作用，因此第一个层面是基于时效的内容价值。如2008年用电视直播技术拍摄奥运火炬登顶珠峰的全过程。当时登山队员身后跟着两个西藏登山学校的学生，他们接受了几个月高山摄像基本知识的培训，所背的小型化摄像机后面跟着卫星直播的设备，有一个卫星信号发射器，可以实时直播整个登顶的过程。现在无线4G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直播可以借助更灵便的方式，通过很小型的设备就可以深入现场快速发射信息。2012年7月21号，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特大暴雨，并导致77人死亡。北京电视台进行现场报道的时候长驱镜头基本已经瘫痪，靠4G回旋技术，基于手机加无线通讯技术到达现场。2011年北京电视台就想做暴雨直播，因为北京冬天可以连续100多天不下雨，但是到了夏天7月中旬左右的时候可以暴雨连连，有时甚至将街道上的公共汽车淹没顶。但是暴雨一来，等直播人员想出去的时候，所有的转播车都被堵在路上出不去了。到了2012年的时候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很大原因就是4G回传技术的出现，当时是3G回传技术。技术的不断演进，以及向民间的扩散，使得电视技术不再像过去那样拥有很高的门槛，在印尼海啸事件、伦敦地铁爆炸事件，包括现在的很多事件的报道中得到体现，内容生产伴生的是技术的更加灵便化、普及化和门槛的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就内容层面而言，传统电视对时效的追求已经到了极限，现在基本上是无所不在的零时差的现场直播，包括2016年开始兴盛的网络直播。当然现在网络直播有很多问题，包括内容的低俗化等等。
以上基于深层逻辑的分析可以看到时间经济的价值和培养黄金时段的收视习惯的意义。电视讲究时段编排，因为每一个时段都有收视率，每一个时间点上的收视率都意味着广告的收入，通过分钟收视率的计算编排相应的内容，获得每一个时间点上的价值回报。最近《人民的名义》收视率破5破8，电视界都觉得是近年来少见的奇迹，破5破8背后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广告收入的提升，每一个时段都有其价值，所以才会有黄金时段（prime time）的概念，以及黄金时段的激烈争夺。电视界的忧虑也恰恰在此。
一方面，电视的日均收视时长在下降，由过去的日均160分钟以上，下行到现在的160分钟以下，甚至150分钟以下，这是一个很大的掉落。而且不同年龄段的日均收视时长变化差异较大，变化最明显的是年轻群体，中老年群体相对恒定一些，但是投入在互联网上的时间在相应地增加。另一方面，24小时不间断的播出，导致黄金时段的扩大，出现次黄金时段，甚至对垃圾时段的利用，电视台想把每一个时段资源都利用上。但一天毕竟只有24小时，而且其中的有效时间很少，0点-6点的有效时间几乎为零，6点之后的上午、下午、晚间10点后基本都是垃圾时段。电视的解决手段是扩充电视频道，使得电视的时间溢出了钟表的时间，即生成若干个24小时。20世纪末21世纪初电视出现了一轮疯狂的跑马圈地，即频道的扩张，现在每个台基本都有十几个频道，中央电视台的开路频道有15个，各省台基本也维持这个数量，此外还有闭路频道。
基于时间的经营模式由此产生问题：一是时间瓶颈，当电视达到零时差，时效价值无法向前推进。二是传播优势的失灵，及时性不再是稀缺资源，电视直播不再独占优势，遭遇互联网和兄弟媒体的竞争，包括民间的自媒体等等。周老师提到“网红”主播机场闹事的新闻，该“网红”乘机迟到，登机口刚刚关闭不让登机，她掏出手机开始直播，导致17万粉丝谩骂机场，尽管事实上是乘机者的问题。所以无处不在的直播已经使得电视传统的时效优势开始不再成为稀缺资源。再加上电视绑定时间定点收看的方式导致黄金时段的萎缩、电视观众的分流。
周老师经常在课堂上了解学生的电视收看习惯，现在的学生普遍反映说不看电视，但看过某一个具体节目，因此周老师将之表述为，观众不在电视机前看电视了，但观众依然收看电视生产的内容。这给电视台带来的最致命的影响是黄金时段对受众注意力资源凝聚的失效，从而使得广告的投资相应减少。另一个影响是频道资源生产过剩。2016年深圳电视台法治频道停播，就像之前报纸关张一样，传媒界内外哀鸿遍野。周勇教授认为这恰恰是过去大规模扩张、跑马圈地粗放式经营的后果，现在更需要的是凝聚力量挤干水分。频道资源过多以后，产能的增加并未带来相应的收入增加，导致边际效益开始递减。现在电视上精品节目少，因为生产力量被分散，电视台人人超负荷繁忙，每天承担着填补大量的频道空档的任务，没有精力集中做好东西，生产的产品很粗劣，由此导致的是投入产出比的降低。反观广播，规模不是很大，但是效率很高。如北京交通广播，一个频率的广告年收入大概四个多亿，对应的员工一共100人，人数长期控制在这个数量左右。而中央电视台每年广告收入大概200多个亿，员工则将近2万人，产能的过剩导致效率的低下。此外，受众定点收看习惯的破坏，也导致广告份额的走低。以上均为基于时间产生的问题。
新媒体环境下，电视向空间转向的逻辑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周勇教授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空间的非线性，二是空间的连接价值。
电视由时间的线性向空间的非线性的转化，与之相应的是时间资源的有限性让位于空间资源的无限性。因此电视产品生产过程中，思维要相应转向为重视空间要素和空间逻辑。总结时间维度下的传统电视的特征，主要基于两个指标，一是内容价值，二是传播价值，空间维度下也主要基于这两个，只不过前者不再基于时效，后者不再基于线性传播的时间经济。
1、空间维度的价值追求
就内容价值而言，电视技术和视觉传播技术的发展重心由对时效的追求转为对空间体验的追求。VR、AR、MR等基于虚拟现实的视觉技术的新变化让我们对视觉传播的接受由看转化为体验，即所谓沉浸式的传播，空间性的价值由此开始凸显。比如虽然大家说电视是传统“老”媒体，但其实电视代表的视觉技术在不断更新，区别只在于这种技术是为电视台服务还是为其他的视觉传播机构服务。各种各样的特殊视角在不断的扩展人们对于空间的体验，如九三阅兵中看到的主观镜头，如绑在坦克履带上的、装在坦克驾驶室里的、装在飞机驾驶员附近位置的各种各样的特定视角的镜头的出现，扩展了人们的空间体验，使得人们体验到即使亲临现场也不一定能看到的效果。虚拟现实技术从2016年开始出现大爆发，近两年的“两会”都是各种媒介新技术的集中大展览，前年虚拟技术开始出现，尽管VR当时还不成熟，去年VR开始大规模应用到媒介生产的实践中，包括像运动相机。
技术给女记者带来行业的春天。过去的拍摄工作因为设备的笨重、劳动的强度给女性设置了进入的门槛，现在技术带来设备的小型化、便携式、易操作，带来操作的越来越智能化、傻瓜化，从业者主要做好内容选取的工作。技术的典型代表是VR技术、全景照相技术，包括中央电视台在两会期间的云直播技术，俗称小水滴，其实是一个大广角镜头。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曾经在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两会会议中心安置了十几路信号，通过云平台将信号24小时不间断地输送。操作和内容都很简单，就是24小时里不间断的告诉观众这些地方正在发生什么，甚至不需要专人拍摄，只要将线路架好，机器、摄像头架在那儿就可以了。2015年，每一路信号收看的人都以百万人次计，很多人都会有事没事通过手机终端看一眼。这在过去电视台基于时间的线性传播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每一个时段资源都是如此的宝贵。当时间转向空间，信息容量大大增加，因为技术的变化使得内容价值的空间性特征、电视产品作为空间产品的特征凸显。
就传播价值而言，过去是基于时间的线性的单一的一级传播，现在是基于空间的非线性的多级的传播。过去电视的传播主要是我播你看，尽管也讲究互动，但是所谓的观众热线基本上都是经过筛选、通过把关的，所有念出的短信都是被挑选出来的，甚至还有所谓“托儿”在里面，这种互动非常有限。而且传播基本上是一次完成，一把结算，以收视率作为最终结算依据。实际上有些节目可能事后产生的效果很长远，即互联网经常讲的长尾效应，但是在电视界这种传播评估模式下不可能被计算进去。周老师以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和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为例，说明传统媒体下的作品在网络新媒体多级传播的特征下会生成传播效果的不断延伸扩散和传播价值的不断扩大。例如《舌尖上的中国》，在互联网的多级扩散反推到电视台，电视台在重播的时候把它安排到更好的时段，又再回到互联网，形成一种扩散的效应。
基于互联网产品的视觉传播的特点是碎片化，周老师不同意将碎片化简单归因于流量和技术，他认为碎片化的基本逻辑是打破了时间序列的约束，视频产品重新作为一个产品而存在，即重新回到节目的时代。电视曾经历过从节目时代到栏目时代，再到频道时代的变化，通过这种变化实现了集约化生产，使得频道和时段的价值进一步凸显和凝聚。但现在可能要翻转逻辑，电视的单个产品可能更受人们重视，非线性的传播方式可能更受人们欢迎，因为不用受时间序列的约束，可以精准的选择需要看到的东西。
2、产品意义重构的基本方式
时间的序列被打破之后，另一个问题生成，即怎样重新结构产品的意义。周老师在这里提出制造语境的概念。文化研究学派代表人物霍尔在编码与解码理论中提出，文本的意义不在于它生产出来的时刻，而在于它和社会互动的那个时刻。文本被受众看到的时候才有意义，这说明语境的重要性。霍尔所提到的对抗式解读、妥协式解读在互联网上是广泛存在的，如航母style，当重大新闻最后变成网络上的一个style式的狂欢，这实际上是一个妥协式解读过程，既有对主流价值文化的认同，又有新的意义解读。有些情况下甚至还有反向解读，这说明碎片化导致我们所规定的传统的语境被打破，而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语境。在视觉传播领域，互联网迄今依然不是视频产品的生产主体，生产主体依然是电视台为代表的专业机构，但互联网是语境的制造者，是视觉产品意义价值最终最大的生成平台，由此吸引了更大规模的受众群体，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回报。这也是电视台感到苦闷的地方，做出了好的产品，收益却被别人收走。在原有的严格限定的时间序列线性传播的语境下，所有的产品回报都通过收视率获得，但现在这个闭环被打破了，产品流到互联网平台上，电视的广告回报没有得到更好的体现，而互联网平台通过制造语境、产生意义，吸引了更多的受众。所以“今日头条”说“我们不生产内容，我们只是内容的搬运工”。
在碎片化的传播方式下，视觉传播出现如下变化：传播越来越简洁，倾向于把思想凝结为符号，让符号变成形象，用格式化的句式和形象来传达信息，由此各种各样的格式化的语词信息出现，承担视觉符号的作用，承载着很多的意义。如当年红衫军的符号、阿扁下台大量发动网络舆论的视觉信息，都很简单。广州市花都区的城管掐女商贩事件中，网友转述此事时用了一句话“对不起孩子，妈妈不能抱你”，这样的话语充分表明了对整个事件的意义的界定。在互联网传播中，要生成多级传播，事件的剪辑需要简洁和多义性，需要对意义不再做那么严格的框定。传统上，电视本身就是一个多义性的文本，但是随着电视的越发主流化，当下视觉文本生产过程中，专业机构往往灌注了太多的主流意义的束缚。这种束缚导致它在形态、话语上显得越来越单一。这恰恰限制了文本的意义的扩散。多义性的文本才能引发多种解读，周老师以《红楼梦》为例，解释为何这么伟大的著作能流行，就如鲁迅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解读，这恰恰是现代的视觉文本在进行多极化扩散时，在文本结构上的基本特征，即多义性。这给文本的再次多级传播奠定了基础，大量的互联网上的文本接收者反过来也作为传播者出现。
互联网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生成的步骤就是再造语境，它通过集体记忆，通过蝴蝶效应，使得一个文本不断的扩散，和不同的语境结合之后甚至产生远远不同于本身的意义。前几年网络上流行一句话：“元芳，你怎么看？”这句话最早出自深夜播出的电视剧，后来之所以变成网络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是因为厦门一桩学生跳楼事件，当地官方说是自杀，而有人质疑，一个网友在网上贴出此事最后加了一句“元芳，你怎么看？”这句话后来就变成调侃、质疑的标准句式。这就是文本的意义生成，互联网给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语境，使得原有文本的意义重新建构。
1、与受众连接方式的更迭
受众流失是当下电视台遇到的较大的麻烦，受众流失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文本本身，另一方面在于电视台和受众之间的连接问题。过去的受众是被动的，只能定点收看，所以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是中国电视报，各省还有当地的广播电视报，受众需要知道播出时间，随着电视节目走。但是现在受众不再和电视台有效连接在一起了，因此当央视CNTV的版面编排还是传统电视的思路，点击的层级从频道到栏目，再到具体节目，就会显得不合时宜。曾有新媒体研究者指出，一个文件夹如果经过五六次点击才能到达文件，这一文件能被找到、使用的几率几乎为零。同理，电视台网站的一个信息需要经过多层的超文本链接、多层的点击才能找到的话，能够到达受众的几率也微乎其微。现在互联网争夺的重心恰恰在信息的入口，最为典型的是今日头条App，而连以搜索为核心功能的百度都在借受众用其入口搜索信息来做新闻推送。因此为了实现与受众的有效连接，信息的整体编排思路和呈现方式都将发生变化，从基于时段的有效编排，转到基于空间价值的精准推送，产品营销的逻辑也从注重时间转到注重空间。例如多频呈现时的版面编排的技巧，减少滚屏数、视觉编排上突出重点信息，均体现了基于空间的思维，不再像过去基于时段的思维，讲究峰谷的技巧、前后的连接。
2、空间的多元交互
空间的多远交互，即阅读场景的制造。场景是黏住用户的重要因素。在卡茨所说的“电视完蛋了”的意义上，客厅不再被电视所占据，客厅对家庭的凝聚作用在消失，传统的客厅文化被颠覆。但事实上新的情况开始出现，重回客厅的新概念在生成。习惯独享之后，客厅又慢慢变成了人们的一个新场景，成为接收信息的入口和终端。电视不再仅仅播电视节目，而是变成了互联网信息的入口，场景被重新塑造。过去电视无法利用的碎片化的时间现在被利用起来，注意力的频繁切换体现了场景的重要性，这种情景可以借鉴媒介环境学派在新媒体时代的代表性人物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理论来解释，他强调场景的作用，具体可见其著作《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当然基于互文的方式，文本会不断地在互联网上生成新的意义。如视频产品上的弹幕方式会构成多重交织的互文关系，这必然会造成内容生产意义的再结构和再呈现。再如春晚，曾经有一度大家有一个强烈的呼声，将春晚取消，但最近这些年这类声音慢慢微弱下去，这和新媒体的作用有很大关系，即春晚变成了一个介质，变成了一个多文本交织的逻辑起点。大家通过春晚聚合在一个场景之下，众人讨论，甚至吐槽，甚至抢红包，春晚变成了基于空间的互文文本，用户黏性也恰恰由此产生。电视开始由终端变成入口，人们通过电视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因而可以提出重回客厅。
总体来讲，大众媒介作为一种技术产物，始终在努力打破时空限制，这也是媒介环境学派所倡导的媒介是人的延伸。电视曾经在一度以时间为基本的思维逻辑，但是现在开始向空间转向。周勇教授认为，这种空间思维的转向会在很大程度上给电视以新生的机会，特别是当我们结合当下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向视觉转化的基本逻辑时，这一前景显得更加的清晰。周老师始终认为，视觉产品的价值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视觉产品的呈现方式、传播逻辑可能要发生变化。这将会构成我们在新的媒介平台上，基于新的媒介技术、新的视觉传播的新语态，甚至是广播电视核心教材的编写，可能放到视觉传播的更大的环境、更大的话语体系下也会更好。这也恰好对应的是我们的媒介、我们的时代的变化。所以这种变化的时间空间观念体现了媒介技术对社会文化、媒介文化的影响。电视最辉煌的时候，人类对电视的评价是电视是人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通过自己知道的影像来展现对人类历史的追忆。周勇教授认为，在未来的时代里，视觉和视觉文化依然会起到这样的作用，也许电视这个词会变，但是电视所代表的核心精神、核心气质是不会变的。
最后周勇教授给现场听众推荐了国内译者在媒介环境学领域的译作，特别是何道宽的作品，给听众展示了媒介环境学派从伊尼斯到麦克卢汉，再到梅罗维茨、莱文森，包括最近的学者的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
1、有人认为电视台常常请一些不专业的“专家”来讨论社会现象，甚至出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情况，这是出于经济压力还是社会责任的考量呢？
首先电视台确实有经济压力，可能会有经济利益的考量，但在新媒体集体唱衰传统媒体的大语境下，大家可以辩证地来看这种唱衰。当今电视尚未摸索出当广告收入下滑、基于收视率的生存方式遇到问题时，价值生成的新的路径。所以，电视台在生产逻辑上还有一些固有的认识就是要提供冲突性的故事话语，因此嘉宾一定要有特色，无论形象还是话语。国内众多的真人秀唱歌节目有一点共通，就是歌手不仅仅是因为歌唱的好而一路被选中，冲到最后的一定是有特色的，比如男声女唱，背后的故事等等，当然这些特色一旦用烂了大家也觉得烦了。
另外，这和电视台的生产节奏有关。电视工作的任务量大，追求时效，要求快速反应，因此万金油式的专家是最方便的，他们无所不谈，深谙电视传播的门道，配合整个节目的制作。该领域最顶尖的专家则难以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电视台会培养出一批电视知识分子。所以美国学界会认为上电视的都不是圈内最好的学者，而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则不同。当然如果嘉宾在节目中走出边界、胡说八道也会有问题。
（丁和根教授补充：还有第四点，电视相较于报纸是较浅层的文化，报纸更偏向思想性、知识性，而在电视上露脸的都是会讲故事的，但是很通俗，因为大众喜欢。讲得太深奥，人家就不再请了。
王辰瑶副教授：我觉得电视机镜头前的表达和普通场景的表达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一个人有没有能力在电视机前展演自己实际上是一个专业，很多学者不具备这个专业。）
对，电视带有很强的表演性。我也不认为嘉宾的内容是绝对的胡说八道，像南京大学颜世安教授的水平很高也上电视。电视上有一些嘉宾说的层次未必那么高，但以中央电视台的平台让他胡说八道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有些话可能是在具体的语境下说的，结果被人截出来了。有些则属于言论多元化，电视有维护主流价值观、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任务，某种程度上屏蔽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也不能说是说假话，只能说代表着意识形态的一种方向、一种观点。这可能恰恰也是电视的短板，电视是大众媒介中维系主流价值观的一种媒体，它所规定的语境和互联网不太一样，脱离了这个语境放到互联网上就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解读。
2、电视从时间产品到空间产品的转向是视觉的转向，在我的理解中，这种转向最主要的一是权力场域的转向，二是研究电视作为媒介与日常生活的关联。您谈到现在慢慢进入沉浸式的体验式的场景式的转向，我的疑问是能不能看成对身体在场的渴望？我个人理解除了视觉的转向之外，能否理解成还有听觉的转向，像我们说带着耳机听音乐、听广播是伴随性的收听，我们很少说伴随性的收看，因为收看是很钳制人的行为方式的，但是收听是伴随性的。电视兼具收看收听功能，能否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电视与日常生活的关联？
第一，视听其实是一体的，只是将收听视为默认的存在。第二，我们的在场、体验、情感的输出，其实是一种情境，技术构建了我们产生体验的情境。
（补充问：但我个人感觉和格式化是背离的，我个人感觉是撒播的传播方式？）
看是一个客体，是一个抽离的东西，而体验是沉浸在其中，和情境是合二为一的。所以现在整个电影工业、影像工业都在发生变化，我们过去所熟知的推拉摇移的东西都在变，也许现在就不需要推拉摇移了，也许眼睛就可以帮助你推拉摇移了，这时创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在里面渗透，受众如何和影像产品作有机的衔接，产生新的意义的解读，都挺值得研究。
（补充问：为什么总是说图像转向，而不是说收听转向？）
图像转向其实是十九世纪的哲学家们、社会学家们开始提出来的，当时影像时代开始到来，有一个经典文献《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图像时代的到来，使得影像的制造和传播不再为少数人所独有，而是为大众所分享，成为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时人们开始用图像思维来思考，而不是用文字的思维方式。这可能是当时提出图像转向的出发逻辑。我们现在所说的视听、图像在逻辑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声音就是图像转向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它分开研究，从来没有单独存在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单独存在的图像。
3、我们都认可电视的核心气质即视觉文化的价值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有未来的，但是新的移动设备可以利用电视的产品，但电视又如何突破自身庞大的装置所带来的束缚，实现类似移动设备利用移动资源来获得盈利？
这是传统电视在转型中的大的问题，我不认为技术是其中的难点。随着经济实力的抬升，新媒体在技术方面的投入绝不比传统电视小，包括对技术前沿的触摸，视频网站里80%的投入都在技术包括带宽等等的维系。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思维逻辑，电视如何摆脱基于传统架构所形成的思维逻辑。这并不是因为技术的束缚，而是因为思维逻辑。举个例子，中央电视台在做新媒体时，新媒体每一轮技术的转型、变革带来的直接后果都是增加一个新的部门，扩充一摊人马，这摊人马和原有的并未有机融合。有一个部门曾经请我参加一个研讨会，说我们要办网络春晚，我认为既有的、投入那么大的春晚毕竟属于文化上的精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通过新媒体渠道将产品更好的推销出去，更好地实现价值最大化，而不是自己弄一堆草根，毕竟新媒体从业者的专业水平较之传统母体从业者的专业水平要差一些，做出的往往是低劣的产品，大量的内容的抬升并未抬升它的经济效益。比如人民网、新华网出的评论，大家都认为出自新华社、出自人民日报社，但实际上就是新媒体部门自己放的网络视频，比原有的把关体系的质量差得多。这是传统媒体在转型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有机融合的问题，怎样打造一个统一的平台，而不是大家各干各的。
4、电视作为专业的媒介机构，它的专业性体现在技术设备、生产的产品内容、人员配备和组织机构的专业等方面，伴随着技术的扩散，它过去表现出来的这种专业性将会何去何从？能否理解这不是一种终结，而是溶解，消解在其他的媒体里，或者全民化的语境里？
我认为你说的有道理，关于专业化的问题辰瑶老师有过很深入的研究，我在这里就不多谈。你说的溶解这个词，我认为它也没溶解，一定还有它的主体性，只是它会变。在现在这个时代，电视在技术上的垄断其实已经不太可能，技术的门槛越来越低，技术的竞争也不再是一个很高门槛的竞争，其实更多是资金的竞争。但是专业化内容生产中有一些方面专业化机构还是有优势存在。比如昨天我往机场的路上，我的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大学同学联系我提及一件事，说照相机里的摄像功能的开发，特别像5D2开机就能拍摄动态图像，确实带来了你刚才说的门槛的下移，提高了全民的影像的素养，但是我认为将这些镜头应用到什么样的内容上去，恰恰是专业生产的优势。正如纽约时报当年的老板、已经去世的苏兹贝格所说，“当你购买《纽约时报》时，你买的不是新闻，而是判断。”因为互联网上充斥了大量的信息，包括一堆垃圾，但是没有多少人有时间、精力、能力做内容的判断，所以说买《纽约时报》买的不是信息而是判断。我认为在视频生产领域依然是这样的，你能够有很好的技术设备、你能够有基本的影像技能，但是你未必能够有专业化的组织、生产能力，以及专业化的内容选择和判断的能力，这大概是专业机构的优势。至于产品在什么样的平台播出并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内容价值得到有效的体现。这可能是电视台要解决的问题。电视台依然有专业的生产能力，但是由于和观众不能实现有效的连接，价值变现不能得到有效实现。
（王辰瑶副教授：今年我写了一篇小文章，标题是“从技术创新到内容创新”，我的感觉是我们今天下午谈得非常有意义的一点是，实际上现在无论是电视也好报纸也好，面临的是重新专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一定意味着消解了很多东西、打破了很多东西、抛弃了很多东西，但是又有很多元素重新组合，在这过程中才会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也会带来观念的转变，如我们怎样去抛弃一些原有的观念，重建一组新的观念群，这其实是最难的。）
过去认为具有专业水平的东西，现在已经大众化了，但在这其中新的要求专业化的技能开始冒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