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条信息,都代表了不同的利益。
所以,本号读者首先需要心中明晰,我们共同的敌人,一定是病毒和真正的病毒源,而不是武汉的同胞。
同样,在当前形势下,
必须坚定不移地团结在国家力量周围,共同抗击病毒。
理智,是危机状态下,考验人心的重要标准。
人的一生几乎都会和情绪作战,能够战胜情绪,拨开迷雾,看清本质,便已是很大的成功。
武汉疫情烟云下,是华夏民族的数场战役,分别是:
1,一带一路贸易与太平洋贸易权的较量。
2,国家力量与所谓西方民主的舆情较量。
3,中医系统与西方医药利益集团的较量。
荆州,曾经是兵家必争之地,武汉是九省通衢之枢纽,在中国的战略发展规划中,武汉具备最佳的货运集散地和运输条件。
全世界最躺着赚钱的生意,就是收过路费和保护费,过去美国强制要求中国和美国走太平洋贸易,就意味着货运必须
给美国抽税,所以
在过去,港口码头,永远是财富聚集的地方。
但是仅仅海洋贸易,还不能完全解释过去数十年的被动,因为早在600年前,郑和的海洋贸易,既带动了港口的繁荣,也让内陆的土地阶级贸易照样熠熠生辉。
那是因为内陆地区通过大运河产生强大的财富吸附效应,同时港口码头对南海贸易产生了财富吸附效应。
因此,在高铁还没有完全建设完毕的时代,海洋贸易的核心特征,是
太平洋贸易。
郑和船队远洋全世界的时候,船队可以沿着海岸线行走,这意味着
从刘家港出发的远洋贸易船队,可以空船出发,沿途买卖,一路赚钱到东非。
但是和美国的贸易,则必须走太平洋。
整个太平洋上的贸易补给点非常稀少,沿途也无法进行贸易,所以,
中国必须建造超大型远洋货轮,满仓出发,再满仓回,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所以,太平洋贸易的港口码头经济,本质是为欧美服务的。
现在,中国调转枪头,就是革了欧美的利益命脉,走一带一路。
这个历史基础,是
高铁代替了过去的运河
。
那么,中国就需要一个
非太平洋贸易性质的“港口码头”,来作为新的货运集散中心。
于是,
湖北武汉,重新开始履行荆州的千年使命。
武汉的常住人口有 1100 多万,其中,流动人口超过 500 万。
大部分人口流动,都是前往广东省。
这意味着,
以前,武汉大量的劳动力人口,是为太平洋贸易服务的。
但是到了己亥年( 2019 年),这个局面发生了变化,即:
武汉人口回流人数,和流出产生了持平,这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资本,企业,人才,开始选择留在武汉。
留在武汉,表面上看是就业机会多,使得人才逐渐回流,其实是武汉的整体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本投放,都已经开始逐渐到位,并且扫清了很多原有障碍。
当大量的人口开始回流,落地发展,必然会对武汉有更多的要求,包括食物供应、水资源供应、基础设施建设等,在人口快速集中,且相关配套还在路上的时候,往往容易产生疫情。
上世纪 80 年代,上海市甲肝开始流行,当时共有 29 万人患病。
80年代,正是上海全面起飞的开始,随后甲流被控制,上海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