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十大谜案，就别说读懂了钱锺书

几乎所有关于钱锺书的报道，

都会提到一件事：

“钱锺书考清华大学时，

数学只考了15分，

但被清华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了。”

钱锺书当真是被破格录取的吗？

非也。

1928年，罗家伦当选清华校长后，

立马创建新规——入学考试制度。

在就职典礼上，罗家伦多次强调：

“入学考试一定要严格而公平。”

钱锺书考取清华的时间是1929年，

素来清正廉明的罗家伦，

怎会因一个学生就破坏自己刚刚创建的规矩呢。

▲钱锺书与父亲钱基博

那钱锺书到底是怎么进的清华呢？

《清华通讯》刊登过一篇文章，

讲述了那个年代清华的录取标准：

“凡是国、英、算三门主科中，

有一科目在85分以上，可录取。

各科平均分数及格，可录取。”

就是说，只要有一科考了85分以上，或者三科平均分超过60分，就可被录取。

钱锺书的考试成绩是——数学15分，国文特优，英文满分。

不仅有两科成绩超过了85分，

三科均分也远远超过了60分，

在那届174名新生中名列第57名。

他被录取，是因为达到了录取标准。

学者钱文忠写《季羡林的学生时代》时，

去查阅了清华以前的档案，

发现1930年季羡林考清华时，

数学只考了4分，但同样被录取了。

这也证明了此项“录取标准”确实存在。

所以，钱锺书能考上清华，

并不是因为他爸爸钱基博走了后门，

也不是因为罗家伦特别宠爱钱锺书。

只能说那时的清华在招录人才时，

制度设计得比较合理，

不会因为你偏科就把你一棒子打死。

钱锺书的记忆力有多好？

我先讲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是《文史参考》的记载：

听说钱锺书记忆力惊人，

曹禺一直不太相信。

一天，在清华校园的咖啡馆，

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了，便对他说：

“钱锺书就坐在那里，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

吴组缃就走过去请钱锺书帮忙。

钱锺书也不推辞，提笔一挥而就。

曹禺接过一看：“竟然有40多本。”

不但写了书名，还写了内容特征。

他立马五体投地：“实在是佩服。”

第二个故事，是黄永玉讲的：

1960年代，黄永玉奉命写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涉及了“凤凰涅槃”的典故。

他翻遍了《辞源》《辞海》《佛学大辞典》，

皆找不到“凤凰涅槃”的出处。

他只好去求教钱锺书。

钱锺书说：“这样吧！

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

你去翻翻中文本简明大不列颠全书，

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

黄永玉一翻，立马就找到了。

钱锺书就是这么“无所不晓”，

“他的记忆力就像照相机一样。”

所以大家都称他为“过目不忘的天才”。

▲ 钱锺书清华大学毕业证

钱锺书的超强记忆能力是天生的吗？

非也。

那他“百科全书式的脑子”是怎么炼成的？

第一：看书多。

钱锺书在清华读书四年，

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去过。

他的时间都用在哪里了？

清华图书馆。

他“横扫了整个清华图书馆”。

他在牛津大学留学时，

天天像蠹虫一样泡在图书馆，

所以陪他留学的夫人杨绛，

把牛津图书馆称为“饱蠹楼”。

1939年，钱锺书赴蓝田师范学院任教，

同行的老师邹文海回忆道：

“行程一个月里，没有一站顺利通过，

我的心境愈来愈恶劣。

但锺书君却依旧怡然自得，

拿着书，手不释卷地看了一个月。

我很好奇，想知道是什么书这么吸引他。

走过去一看，发现他看的竟是英文字典。”

钱锺书就是这样，无论走到哪都书不离手。

只要一书在手，就可以怡然自得。

第二：做笔记。

钱锺书无论看什么书都要做笔记。

杨绛写过一篇《钱锺书是怎样做读书笔记的》：

“锺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

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

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

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

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后才能发现。”

他做的读书笔记实在是太多了，

以至于每次搬家时，

总是很多木箱、纸箱、麻袋相随。

只是很遗憾，很多箱子在搬家中遗失了。

谁也不知道他这一生做了多少笔记，

我们仅仅知道的是，

他现在留下的外文笔记就有211册。

第三：反复看。

记下笔记，不是就不管了，

钱锺书会翻来覆去地看。

“他有个规矩，中文、英文笔记每天都看。

一三五再看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笔记。”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世杰回忆说：

“文革时，我们被下放到干校。

四五十人挤住在一个兵营房子里，

上面悬着一只非常昏暗的灯泡。

晚饭后，大家下棋、打牌、聊天，

只有钱先生站在灯底下，

在看一本字非常小的英文笔记。

他怕自己长期与外界脱离，

荒疏学识，每有心得就记下来，

先用古文写一遍，再用英文写一遍，

然后再用德文写一遍……”

钱锺书是过目不忘的天才吗？

不是，他只是比我们用功百倍。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

钱锺书就是如此。

也正因如此，钱锺书才成了“人中之龙”。

翻资料，翻到一张钱锺书大二的成绩单：

竟然每一科成绩都是“超”，已封顶。

其中有一科还是“超+”，冲破满分了。

1935年，在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考试中，

钱锺书拿下第一名，均分是87.95，

这也是中美、中英庚款考试的历史最高分。

▲钱锺书与杨绛

很多人说钱锺书是超级自大狂，

现在广为流传的情节是：

1933年，钱锺书清华毕业时，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找到他说：

“学院希望你留在清华，

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

钱锺书却回复了两句话：

“清华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

这两句话，当真是狂妄至极。

难怪很多人大骂钱锺书“狂上了天”。

但是我看到这段情节描述时，

立马就产生了怀疑——全校没一个老师有资格教我，这话私下在同学面前说说，有可能，但谁会当着老师说呢，还是院长，那不是傻逼吗？

所以，我不信。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两句狂妄之语，最早源于周榆瑞1978年发表在台湾《联合报》的一篇文章——《也谈费孝通和钱锺书》。

此文后收入《钱锺书传记资料》，

于是“钱锺书之狂”就这样传开了。

但这话是周榆瑞亲自听说的吗？

并不是。

他说：“是听外文系同事李赋宁说的。”

但李赋宁知道后，立马出来辟谣：

“我从未说过我听见钱先生这样说，

我也不相信钱先生会说这样的话。”

但遗憾的是，这些话已经流传开来。

覆水难收了。

钱锺书一点都不狂吗？

那也不是。年轻时还是有点小狂。

钱锺书同班同学常风，

写过一篇《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

里面记叙了一件事情：

1930年，钱穆找到钱锺书父亲钱基博，

“给我的《国学概论》写篇序文吧。”

钱基博回到家，就对钱锺书说：

“这篇序文就交给你了。”

钱锺书写完，钱基博通读之后，

觉得甚好，就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有一天上课，常风正在读《国学概论》，

钱锺书看见后，有些得意地说：

“这序是我写的，只是用了父亲的名字。”

没想到这句话很快就传了出去，

传到钱穆耳中，老爷子当然就不爽了，

《国学概论》后来再版，他就拿掉了这篇序文。

钱锺书留学牛津大学时，

温源宁邀请他为老师吴宓的文章写篇书评，

写书评时，钱锺书有点过头了：

“对吴宓先生钟情的人不太满意，

不明白先生为何会喜欢这样一个女子，

所以个别言语带着讥诮。”

吴宓看后，自然极为不爽。

钱锺书这几件事，虽然做得有失分寸，

但只是小炫耀小调侃，算不上什么狂傲。

后来，钱锺书还专门写信给吴宓道歉：
“少不解事，又好谐戏，逞才行小慧……内疚于心，补过无从，唯有愧悔。”

吴宓哈哈一笑，尽释前嫌。

钱锺书有句名言：“二十岁不狂是没有志气，三十岁犹狂是没有头脑。”

所以，他只是年轻时有点小骄傲，

但三十岁之后已然自敛，

而不是大家一直以为的“超级自大狂”。

▲钱锺书一家

1938年，钱锺书留学回国后，

被西南联大聘为外文系教授。

但他只在西南联大执教了短短一年就离开了。

钱锺书为何要离开西南联大，

于是就成了一桩热门谜案。

现在最普遍传播最广的说法是：

“钱锺书太狂了，把联大的老师都得罪完了，呆不下去了，所以只能离开。”

真的是这样吗？

非也。

真实情况是1939年暑假，

钱锺书回上海探亲时，

被父亲钱基博给“扣”下了。

当时钱基博正在湖南蓝田师院执教，

所以他要求钱锺书也转到蓝田师院：

“一面教书，一面照顾我。”

钱锺书不忍拂逆父亲意愿，

于是给系主任叶公超写信说：

“老父多病，需要陪侍……”

钱锺书想“请假”到蓝田照顾父亲一年，

然后再重返西南联大执教。

但叶公超收信后没有回复。

杨绛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叶公超先生没有任何答复。

我们等着等着，不得回音，

料想清华的工作已经辞掉。

十月十日或十一日，

钱锺书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

和蓝田师院聘请的其他同事，

结伴离开上海，同往湖南蓝田。”

哪知钱锺书前脚刚走，

杨绛就收到了堂姐夫沈履的来电：

“钱锺书为何不回复梅校长电报？”

杨绛一下蒙了：“没收到电报啊！”

原来，叶公超收到钱锺书来信后，

虽没回信，但禀报了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觉得钱锺书走了实在可惜，

于是赶紧叫人发电报挽留钱锺书。

但钱锺书并没收到这封电报，

是叶公超、陈福田没发？

还是发了在路上遗失了？

这件事情至今仍是一个悬案。

杨绛知晓后，立马致信钱锺书，

钱锺书当即给梅校长写了一封道歉信：

“月涵校长我师道察：

七月中匆匆返沪，不及告辞。

疏简之罪，知无可逭。

亦以当时自意假满重来，侍教有日，

故衣物书籍均在昆明……”

连衣服和挚爱的书籍都还留在联大，

可见钱锺书这次辞职实属意外。

这封信至今保存完好，不会有假。

所以钱锺书之所以离开西南联大，

并非呆不下去了，而是父命难违。

钱锺书在蓝田师院执教一学年后，

就辞职回到上海，准备履行诺言回西南联大。

却不想此时的系主任陈福田根本不想他回去。

吴宓儿子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恪》中记述说：

“父亲因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先生不聘钱锺书，愤愤不平，斥为‘皆妾妇之道也’。”

但在梅贻琦等人干涉下，

陈福田最终还是让步了。

1941年10月，联大开学都三周了，

陈福田才到上海请钱锺书回去教书。

但钱锺书客客气气地推辞了。

后来，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

“两年以后，陈福田迟迟不发聘书，

我们不免又想起了那个遗失的电报。”

钱锺书，骨子里到底是清高的，

“既然不想我去，那我不去也罢！”

钱锺书离开联大滞留上海，

在近十来的报道里，被一些人指责为：

“不能忍受后方物质的匮乏，

便离职返回了沦陷区的上海，

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

“不能忍受物质匮乏而离开西南联大”一说，

无比滑稽，在谜案4中我已说清来龙去脉。

那钱锺书真的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吗？

非也。

著名学者、制片人宋淇的儿子宋以朗，

在《我的父亲宋淇与钱锺书》中写道：

“那年头，爸爸喜欢在家中开文学沙龙，

钱氏夫妇都是座上客，

李拔可、郑振铎、傅雷、王辛迪等几位，

也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

这其中，哪一位是汉奸文人了？

2011年，杨绛回忆道：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

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

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

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

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

钱锺书还因此与傅雷成了知己，

一直书信往来了20多年。

这些事情，在傅雷文中也多次提及。

所以钱锺书并非与什么汉奸文人打得火热，

恰恰相反，伪军妄图借他名气撑场面时，

钱锺书写了一首《剥啄行》：

“海风吹臭杂人畜，有豕彭亨马虺隤”

让“说客”含羞而去。

▲《围城》初版封面

沦陷上海，虽然生活清苦，

但钱锺书却有了很多闲暇时间。

1941至1946年，他利用闲时写了三本著名的书：

《围城》《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

没想到其之“不幸”，

反而成了读者之“大幸”。

还有，如果说钱锺书与汉奸文人打得火热，

那中国解放时他为什么不离开大陆？

钱锺书不是没有机会。

大陆即将解放时，他收到了多个邀请：

香港大学邀请他去做文学院院长；

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做系主任；

朱家骅许给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

牛津大学邀请他去任Reader。

但钱锺书都拒绝了。

为什么？

杨绛在《我们仨》中说道：

“一个人在紧要关头，

决定他何去何从的，

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

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

非但不唱，还不爱听。

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

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

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

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很喜欢钱锺书说的那句话：

“故国之外不是无世界，但不是我的世界。”

他从不唱爱国调，却其心皎皎。

钱锺书为什么没被打成右派？

现在一些“公知”的说法是：

“钱锺书极尽谄媚之能事，

拼命讨好身居高位的清华同学，

从而当上了毛选英译委员会主任，

讨到了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好差使，

所以才在反右、文革中没被打成右派。

钱锺书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掮客。”

这段话，很有迷惑性。

第一，因为钱锺书在五六十年代，确实进了毛选英译委员会。

第二，安排他进委员会的人，的确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和胡乔木。

所以说乍眼一看，好像真是如此。

但一翻史料和档案就会发现问题。

第一，钱锺书并非该委员会主任，主任是徐永煐。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

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中写道：

“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

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

乔冠华和胡乔木安排钱锺书进英译组，

其实最是理所应当，

因为清华同学谁不知道钱锺书英文超牛。

第二，钱锺书被安排进委员会并非“喜出望外”。

吴宓儿子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中记载：
“锺书被推荐进翻译组的消息一传出，

一位住在京城的老相识，

清华校庆时过门不入，

现在却马上雇了人力车专程来祝贺。

锺书惶恐地对杨绛说：

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

他哪里知道这件事不是好做的。”

“不是好做的”一语就已表明，

这个差事并非钱锺书自己讨要的。

第三：钱锺书真的是攀权附势之徒吗？

我先讲两件小事情。

第一件，是作家罗银胜的一个叙述：

1946年，钱锺书任《书林季刊》主编时，

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

有一次汇报，要参加一个晚宴。

这个晚宴很特别，因为“极峰”(蒋介石)要来。

所以大家都抢着要去参加，

但钱锺书却老早就溜回家了。

第二件，是画家黄永玉的叙述：

“文革”期间，上面通知钱先生参加国宴。

一般人接到通知，都高兴得屁颠屁颠的。

钱先生却说：“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

“那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我很忙，我不去，哈！”

从这两件小事便可窥斑见豹，

说钱锺书攀权附势，实在牵强。

那钱锺书为何没被打成右派呢？

钱锺书，字默存。

默存，出自《汉书·扬雄传》之“默默者存”。

何为“默默者存”？

就是少说话、默无言，才能避灾免祸，得以长久生存。

默存，就是钱锺书的生活哲学。

所以，钱锺书特别注意三件事。

第一：对政治保持沉默。

“一旦牵涉政治，就三缄其口。”

他一生只钻学问，不问政治。

第二：远离权力中心。

“不攀附，不站队，躲进小楼成一统。”

第三：尽量不见人、不社交。

“平生素不喜通声气，广交游。”

正因为这三点，很多人觉得钱锺书狂。

钱锺书说：“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

狷，出自孔子《论语》，

引申为“洁身自好，性情耿直”。

洁身自好、洁身守志，乃钱锺书一生的行为准则。

正因如此，他才没留下什么“重要把柄”。

有人说：钱锺书怎么不是右派啊？

杨绛反问道：凭什么钱锺书就该是右派？

你把我打成右派，总得有把柄吧，

但钱锺书的底子确实非常“干净”。

没被打成右派，并不意味着没挨整。

钱锺书夫妇最终还是被污蔑为“反动学术权威”，

被扇耳光，被剃阴阳头，

被挂牌子游街，被众人批斗，

被下放干校劳改，被弄去扫厕所，

女婿王德一也被逼自杀。

有人说钱锺书攀权附势，

真要攀权附势，怎会有此“待遇”？

在刀光剑影的“文革”动荡中，

我非常佩服钱锺书的三种活法。

第一：有恃于内，无待于外。

连哲学家李慎之都万分佩服这一点：

“学部猛斗牛鬼蛇神，

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

唯独钱先生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

胸前挂着打有大×的大牌子昂首阔步，

从贡院前街走回胡同宿舍里，

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

既不畏缩，也不惶悚。

这只有‘有恃于内，无待于外’的人才能做得到。

我在那时也有过被斗的经验，

然而却决没有这样的气度。”

第二：决不出卖任何人。

文革时，知识分子面临的状况，

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

你选择揭发别人，你就有可能脱罪，

别人若不揭发你，他就可能面临重罚。

所以大家都互相检举互相揭发，

一大批专家学者就这样倒下了。

但钱锺书总是紧闭牙口，绝不出卖任何人。

顾准有句名言：“我的手上没有血。”

五六十年代，敢说这话的知识分子，

找不出来几人，但钱锺书算一个。

第三：超然于事外。

文革里，钱锺书夫妇所在单位被连锅端，

全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大家要么唉声叹气，要么放任自流。

唯独钱锺书夫妇是个例外，

他俩竟然能够超然物外，不受干扰，

一如既往地醉心于自己喜欢的事情。

钱锺书劳动完就看书，写他的《管锥编》。

杨绛劳动完就看书，翻译她的《堂吉诃德》。

施武文有句话说得特好：

“他们家对外界纷乱，似乎有种过滤功能，

无论外面多么动荡，他们都能不受干扰，

一如既往地醉心于他们想做的事情。”

待文革结束时，

钱锺书完成了文艺史上著名的《管锥编》，

杨绛完成了《堂吉诃德》最好的中译本，

这个中译本，后被邓小平当作国礼，

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和王后。

真是佩服钱锺书夫妇超然于事外的能力。

还是李慎之说得好：有恃于内，无待于外。

大家都知道钱锺书清高，

尤其是1990年《围城》热播之后，

他更是闭门谢客，不见外人。

并由此诞生了那句名言：

“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所以大家更觉得他清高了。

但近十年，有人提出了另一种看法：钱锺书的清高都是精心制造出来的。

“钱锺书一生都在演戏，

装清高、装隐士、装君子，

仿佛不食人间烟火，

实际很世故，是个沽名钓誉之徒。”

这个观点，赢得了很多点赞。

但真是如此吗？

我先来讲几件事情。

很多人都不知道，钱锺书只有学士学历。

当时留学欧洲，获得学士学位之后，

只要再吃两年饭，就可以获得硕士。

再吃四年饭，就可以获得博士。

很多留学生就是这样混到了高学历。

所以陈寅恪说：“吾留学生中，十之八九，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而已。”

但钱锺书并没有这么做，

他取得牛津学士学位后，

立马又赶去巴黎大学求学。

他跟陈寅恪一样，只求学问，不求学历。

所以，他一辈子都只是学士学历。

1981年，普林斯顿大学欲授其博士头衔，

但被钱锺书拒绝了。

几年后，哈佛大学寄来通知，

让其赴美接受博士头衔，钱锺书没有理睬，

哈佛以为他没路费，汇来三千美金，

但被钱锺书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钱锺书手稿

1991年，全国18家省级电视台，

要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

钱锺书为首批36人之一，

每个“受拍名人”会得到一大笔钱。

但这次拍摄被钱锺书拒绝了。

1996年，无锡欲筹建钱锺书纪念馆，

但被钱锺书严辞拒绝。

同年，钱锺书被中国文联授予景泰蓝装金质证章，

当时钱锺书正缠绵于病榻，

奖章送来后，他一言不发，

只将双目一闭，表示拒绝。

2000年，享有“名人堂”之誉的中国现代文学馆，

欲将钱锺书纳入其中。

但被杨绛拒绝了：“锺书说过，他不愿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也不想置身大师之林。”

所以，说钱锺书沽名钓誉，实在牵强。

有人说：他就是这么会演啊。

那我只想说一句：能一辈子演成这样，那也很牛啊。

很多人说钱锺书很世故。

钱锺书当然很懂“人情世故”，

看看《围城》，就知道他多了解人情世故。

但是“了解世故”和“做人世故”是两回事。

在谜案6，黄永玉讲了一个“我不去”故事。

现在，我再说一个易中天讲的：

大年初二，一权威人士来钱家拜年，

他居然只开一条门缝，把人家挡在门外：

“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

这就是钱锺书——知世故而不世故。

《菜根谭》里有这样一句话：

“势利纷华，不近者为洁，

近之而不染者尤洁；

智械机巧，不知者为高，

知之而不用者尤高。”

然也。

▲钱锺书手札

这是近十年最热的一个悬案。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99年12月20日，

《鲁迅研究月刊》刊发了一篇文章《林非被打真相》，

这篇文章是针对11月19日《南方周末》刊发的杨绛的文章《从“掺沙子”到“流亡”》。

意在说明杨绛“胡编乱造，毁林非夫妇声誉”。

杨绛这篇文章到底写了什么？

主要写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房子被“革命群众”分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项革命措施，

让‘革命群众’住进‘资产阶级权威’家里去。

据我后来得知，这叫‘掺沙子’…… ”

钱锺书夫妇及女儿钱瑗夫妇原有四间房，

1969年，被林非夫妇分去两间。

第二件：与林非夫妇发生了打架纠纷。

杨绛说1972年他们从五七干校回家后，

“掺入了我家的‘革命男女’，

还在‘继续革命’，我们忍耐再忍耐。”

但终于有一天，他俩火山爆发了。

“星期日，大家的休沐日。

我家请一个钟点工小陈来洗衣服。

革命女子也要她洗，并且定要先为她洗。

钱瑗说，小陈是我家约来的。

革命女子对钱瑗说：你不是好人！

随手就打她一耳光。

我出于母亲的本能，立即冲上去还手。

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领，

把我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

我给跌摔得晕头晕脑，自知力弱不胜力。

就捉住嘴边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一口。

…………

我的身体在革命男女的操纵下，

把木架子上的五根横棍全撞碎了。

锺书该是听到木架倒地才出来的。

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

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

这就是杨绛一文描述的大概情况。

▲钱锺书手札

林非看到杨绛这篇文章后很生气，

便在自家刊物《鲁迅研究月刊》上，

刊发了妻子肖凤写的《林非被打真相》一文，

以公布“事情的真正的真相”。

这篇文章主要说了两件事情。

第一：我和林非不是“沙子”。

“1968年春天，我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