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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专题编译 | W·斯科特：制度理论的青春

Political理论志 · 公众号 · · 2021-03-10 12:21

正文

制度理论的青春

编辑按 ：

经过一段时间的飞速发展后，组织研究中的制度理论在 80 年代进入精细化发展。本文是组织研究中的重磅人物斯科特所做的一篇回顾性和梳理性文章。从中可以看到一位成熟学者对某一领域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总结、评估的过程。

文献来源 ：Scott, W. (1987). The Adolescenc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 32(4), 493-511.

制度理论的众多面向

现有对“制度”和“制度化”的多种定义方法虽然有着潜在的相似性，但在细节上几乎没有共识。本文以时间从早到晚的顺序，简要回顾了四种关注制度的社会学表述。

制度化是灌输价值的过程

在组织研究中，关于制度理论的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定义仍然来自 塞尔兹尼克 （ Philip Selznic ）。他认为组织结构是以对参与者特征和外部环境影响作出反应为特征的适应性工具。而制度化正是指这种组织的适应性过程，是 将超出眼前工作技术要求的价值注入的过程 。通过注入核心价值，制度化促进了组织结构的稳定性。

塞尔兹尼克的制度理论被应用于对田纳西水利大坝工程和管理机构的分析（详见《 TVA 与基层结构》），并由他的学生扩展至对教育、服务业和志愿组织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典型方法是使用案例分析法，重点关注组织的适应性变化。

塞尔兹尼克清楚地将制度化视为 “ 过程 ” ，是随时间推移发生在组织中的事情。他观察到，制度化的程度会随组织不同而变化，例如，那些目标更为明确的组织以及更加专业化和技术化的组织，受到制度化的影响较小。

塞尔兹尼克的制度化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 定义性 的，而不是解释性的。他告诉我们，制度化将会灌输价值观，但没有说明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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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是创造现实的过程

制度理论的继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彼得 · 柏格 （ Peter Berger ）在知识社会学中的贡献。他感兴趣的中心问题是， 社会秩序的本质和起源是什么？

他认为，社会秩序从根本上建立在 共同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而社会现实又是在社会互动中由人类建构出来的 。社会秩序只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当个人采取行动，他们会试图理解自己的行动并向他人解释。这些解释试图将行为分类为各种类别，使得行动者能够以相似的方式对同一类别的行为做出反应。当这一过程不断重复，以至于自我和他人都以同样的含义进行解释时，制度化就形成了。

这一种对制度化的解释路径为扎克（ Zucker ）、迈耶（ Meyer ）罗恩（ Rowan ）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们沿用了柏格的定义。三者研究的共同点是都认为制度化可被视为个人接受关于社会现实的共识定义的社会过程。这些共识定义 独立于行为者自身，并被行动者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

作为一类要素的制度体系

在这一种的制度理论中，制度化的信仰体系构成了一类独特的要素，可以解释组织结构的存在和完善过程。从迈耶和罗恩（ Meyer and Rowan ， 1977 ）开始，学者注意到，组织形式的普遍存在不仅可以归因于关系网络和交换过程的复杂性，还可以归因于 精心阐述的 “ 理性神话 ” 或共享的信念系统 。这些信念被描述为制度化的，因为它们的存在和效力超出了任何单个参与者或组织的判断力。换句话说，某些组织形式成为了神话，成为了自我加强的社会现实。

作为不同社会 领域的制度

制度的第四个概念包含了前文描述的信仰体系多样性思想，并将其与社会学中早期的传统社会制度观点（家庭、宗教、政治体）联系起来。在这些早期观点中，都存在一种 结构功能主义假设 ，即制度领域的差异构成了对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的适应性反应。例如，与经济追求相比，人们对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信念和实践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将它们与特定的社会要求联系起来。该理论重点关注 差异化和专门化的认知和规范系统（制度逻辑）和模式化的人类活动 上。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不仅在于确定哪些组织采用了哪些信仰和实践，而且还应该研究这一制度领域是如何出现和流行的，满足了何种需求。

从制度理论的以上四个版本中可以看出，尽管存在一些重复的主题，但当代组织研究中的制度理论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异。当某人说他正在进行制度分析时，我们应该追问他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制度理论？

制度解释的多种形式

在近来的实证研究中，尽管研究者们都认同制度因素会影响组织的结构特征，但关于这一过程如何发生、在何处发生及其解释的研究却几乎没有达成共识。作者在阅读中总结了关于制度如何影响组织结构的七个角度。从这些角度所做出的解释在以下一个或多个方面有所不同：

（ 1 ）组织中哪些类型的要素引起关注？

（ 2 ）识别出哪些影响或因果机制？

（ 3 ）组织结构的哪些方面受到影响？

组织结构的实践

一些机构部门或领域有足够强的能力将结构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实践强加于下级单位。 DiMaggio 和 Powell （ 1983 ）将这种影响称为强制性，但作者认为采用更细分的方法可能更有效。在强制性下，可以分为两个子类型： 通过权威 authority 进行强加 与 通过强制力量 coercive power 进行强加 。我们会期望以权威进行强加的结构形式变化会遇到较少的阻力，发生得更快，服从性和稳定性要更高（见 Tolbert 和 Zucker 于 1983 的研究）。

组织结构的授权

另一个制度机制类型涉及上级单位对组织形式结构特征的授权 authorization 或合法化 legitimation 。这种模式与强加的区别在于，下属单位不是被迫遵守，而是 自愿寻求授权代理的关注和认可 。正如 DiMaggio 和 Powell （ 1983 ）指出的那样，这种 规范性压力 normative pressure 尤其可能出现在专业领域和组织中。因此，在美国，虽然志愿医院并不需要获得美国医疗机构评审联合委员会的认可才能营业，但是大多数人认为谋求这种合法性符合其自身利益。

组织结构的诱因

许多机构部门缺乏具有权力的代理人来将结构形式强加于地方组织，但它们可能会 为符合其意愿的组织提供强有力的诱因 。在国家力量相对薄弱的美国，政府通常诉诸于类似市场的控制策略。诱因策略通过为愿意遵循代理人条件的组织提供激励，从而在组织领域造成结构性变化。 DiMaggio （ 1983 ）对国家艺术基金会（ NEA ）的研究提供了一项案例。而迈耶、斯科特和斯特朗（ 1987 ）进行的第二次联邦教育计划资助研究也指出了这种方法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诱导策略会增加组织的同构性（结构相似性），但这一效应在中间阶段要比在操作性组织领域更强。例如，我们观察到，受联邦资助计划影响的主要是几个州的教育机构和地区办事处，而非这项计划的目标人群——当地学校和教师。

获取组织结构

制度分析研究最关注的可能是组织参与者 故意设计、选择结构模型 的过程。无论是出于模仿还是规范性机制，组织决策者都倾向于通过制度设计，采用更加现代化和专业化的结构模型。与强加的或激励诱发的结构变迁相比，人们期望这一种组织结构的获取将更加深入。与外部代理人相比，组织管理者能做出更多承诺，鼓励新结构的采用和实施，并在必要时实行检查。

组织结构的烙印

组织结构的烙印指组织 倾向于保留其在成立时即获得的特征 。尽管关于烙印的实证研究较少，但自从 斯廷奇科姆 （ Stinchcombe ） 1965 年首次描述该现象以来，已经对此进行了很多讨论。他发现各个行业的基本特征——劳动力特征、机构规模、资本强度、行政相对规模等要素随着建成时间发现系统性变化。这一角度与那些将制度化视为创造现实的过程的理论家高度一致。他们都会同意，组织获得某些结构特征不是通过理性决策或有意设计，而是因为 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

组织结构的整合

在开放系统理论中，一个著名命题是：组织倾向于将环境元素的复杂性映射到它自己的结构中。通过一段时间内的各种适应性机制，从对相关环境要素的双向选择到发展专门的边界角色来应对突发事件，组织得以在结构内部反映或复制环境差异化的重要方面。换句话说，组织整合了环境结构。这种类型的制度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计划的、随时间自然演变而来，在四个视角中与塞尔兹尼克的制度化理论最一致。

绕过组织结构

在某些情况下，强大的制度环境可能会减少、而不是增加组织结构的数量或复杂性。 文化控制将会代替结构控制。 当信念被广泛共享并且被视为理所当然时，就不必将它们正式编码到组织结构了。以美国学校为例，对学校主管、校长、教师的测量发现，这些人群就教育政策、课程材料、成绩、学生行为及类似问题达成了很高的共识。但是，这一共识几乎不受组织边界的影响：同一学校或同一地区的教师和校长间的共识程度与在大样本中随机抽取的教师和校长之间没有差别。

结尾

本文对制度理论和最新实证研究的回顾揭示了研究概念和研究路径上的多种差异，这种回顾有助于澄清概念和未来学科的有序发展。本文还认为，制度论证不必与理性或效率论证相争，而应被视为对它们的补充和情境化。总体来说，作者对制度理论的未来发展呈现乐观态度。

组织学专题编译 | W·斯科特：制度理论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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