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24岁的赵蓉没睡过一个懒觉，更没出门玩过。当同龄人的新年愿望围绕着工作、爱情、见到偶像时，赵蓉只希望“妈妈还在”。她的母亲是胰腺肿瘤患者，赵蓉全职照护母亲已经有一年半了。
你或许已听过很多作为“三明治”一代的中年照护者的艰辛，但你是否能想象，当照护重担落到一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身上，意味着什么？
许辰17岁时便知道了：六点起床，简单洗漱后给肺癌脑转移的奶奶煮粥，翻身，擦身子，换尿布，换干净衣服，晾晒被子，所有都忙完已是一小时后，他匆忙赶去学校；下午五点半放学，回家给自己弄点吃的，给奶奶喂饭，喂水，再赶回学校上晚修；晚上十点回到家，放下书包，给奶奶喂水，翻身，擦身子，换尿布，陪奶奶说说话；十一点，他终于坐到了书桌前，强打起精神学习一两个小时，但更多时候，他太累了，只能倒头就睡。
周末他则要花上一整个白天给奶奶按摩、洗澡，还要争分夺秒补补平时落下的高二功课。
这样的日子，许辰过了三个月。父母长期在外务工，他从小跟着奶奶爷爷长大。高二时，他先送走了爷爷，不久后奶奶也瘫痪在床，从此他的生活被上学和照护分割。三个月后，奶奶去世。17岁那年广东的秋天，在他的记忆里很冷。
类似的无措和压力也笼罩着江西女孩彭佳的21岁。她读大四时，母亲确诊肠癌。看着一下子慌了神、一夜之间长出好几根白发的父亲和刚九岁、对周遭一切都懵懵懂懂的妹妹，她意识到，“第一次需要我站出来担起家里责任的时候到了”。
还有些年轻人，刚离开校园，就过上了以照护家人为唯一重心的生活。赵蓉和李珊都是在22岁那年暑假得知了母亲病重的噩耗。那时，她们刚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就接到了一通来自老家的电话。自此，二十岁出头的人生骤然转向。
我们和七
位年轻的照护者聊了聊。
他们成为照护者时，最小的在读高中，最大的刚大学毕业。
他们当中，有人正在经历，也有人捱过了作为照护者的日子（这意味着他们的家人已经永远离去）。
谈起这个过程，他们坦言，那是另一个世界，缺乏希望，与世隔绝。他们必须要面对的，是从孩子到照护者的一夜长大，是在漫长人生刚开启时就要承担另一个人（且是至亲之人）命运的责任和压力，也是街坊邻居对于“一个年轻人天天在家不上班”的指指点点，还有看着自己正无可挽回地和同龄人渐行渐远的灰败。
如果一定要从苦涩的经历中榨出一丝甘甜，那就是几位年轻人都庆幸家人最艰难的日子里自己陪伴在侧，也从中对亲情和生命有所感悟——只是，大二时陪妈妈抗癌八个多月后仍失去了妈妈的罗阳告诉我们，“我宁愿不感悟，成长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通常是清早六点，许辰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对于当时一边读高二一边照护肺癌脑转移的奶奶的他来说，“今天又是新的一天”，意味着的不是希望而是沉重的叹息。尿液和粪便，是他起床后要处理的第一件事。刚开始他还会戴口罩和手套，时间久了，裸着手也无所谓了。接着是吃饭。少油少盐的营养餐、糊糊或是汤水，选择其一来做，三餐皆如此。未经世事的他头一次这样明确地意识到，生命回到根本，不过吃喝拉撒。
“照顾病人就是费力气的事。”李姗说。白天，她要给宫颈癌晚期的妈妈翻身，擦身子，一天至少三次。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她1米53，90斤，妈妈1米58，100多斤（生病后逐渐瘦到80多斤），每次翻身前她都要深吸一口气。妈妈到病程后期腹泻严重，李姗必须更频繁地给她翻身擦拭，“到后面甚至不会记次数了，时不时就来一次”。
李姗的尽责避免了妈妈因久卧而生疮。这是还要上学的许辰有心但无力做到的，每次看到奶奶屁股上直径七八厘米的疮痕，他心疼又自责。实际上，即使一个年轻人有如李姗一般壮士断腕的决心，辞职全职照护，要兼顾的事也还有太多。要扶着病人散步，慢慢走，尽量多走。也要尽可能多地按摩。每天光是按摩李姗就要做至少六小时，“从早到晚就这样过去了”。
到了夜里，平时喜欢熬夜玩手机的李姗迫切想要入眠，睡个囫囵觉。这并不容易。妈妈喊痛，或是想上厕所，三更半夜她也得爬起来，最严重的时候，可能每隔一个小时就得醒一次。失眠也时而造访。在深夜许辰有时不自觉地想，成绩又下滑了，老师问起来要怎么说？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一年后的高考要怎么办？当然，更多的时候他倒头就睡。太累了。
“病人身上的那种恶臭，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可能想象不到，”对于当时萦绕在妈妈周身的气味，李姗记得清楚，“非常刺鼻，很难忍受，和正常人上厕所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但一直泡在这种气味中，时间久了，她也习惯了。彭佳妈妈得的是肠癌，常常呕吐，每次排山倒海的吐意一来，混合着食物残渣和粪渣的黄褐色呕吐物能铺满一整个卫生间的地面。没有时间犹豫，彭佳必须立刻撸起袖子清洗，同时安慰连连说着“我的女儿不应该做这些”的妈妈。
彭佳的备忘录。（图/受访者供图）
“如果是别人，我肯定会觉得很恶心，但那是我的妈妈，”彭佳说，“而且你的注意力不在脏不脏上面，你想的是，担心她吐的时候被呛到，担心她虚脱，也担心她觉得羞耻。”伴随臭味、呕吐物和排泄物而来的耻感，一个历经世事的中年照护者可能已经对此麻木，但二十岁，毕竟还是一个心思柔软、对情绪敏感的年纪。
照护妈妈的四个月里，李姗最心痛的时刻之一，就是听到护士们在病房外议论腹泻严重但不愿意穿纸尿裤的妈妈。“你会替她觉得很难堪，”李姗说，“她失去尊严了。她不想这样。”
照护还要求事无巨细，随机应变。在彭佳看来，年轻人善于搜集信息、协调沟通的优势由此体现。她陪着妈妈从江西去北京做手术时，路上要坐八小时的高铁，还有一次中转和一次车内换座。怕妈妈脱离营养液后低血糖，她准备了白糖水；担心妈妈体力不支，她提前申请了可以提供轮椅、有工作人员在中转站间接送的绿色通道。
她还考虑到，妈妈瘦，血管细，每次扎针都是折磨，所以她和医生沟通，撤掉营养液后保留了留置针，希望妈妈少受点罪。周全的考虑是照护的必需，也是彭佳麻痹自己的一种手段，“我每天就想我能做什么，怎么样能让她舒服一点，尽可能地细化，把自己的脑袋填满”。
日复一日，照护的痕迹落在年轻的身体上。全职照护患胰腺肿瘤的妈妈一年半以来，赵蓉瘦了20斤，24岁，已经长出了白头发。李姗则很少梳头发了，因为不敢看到原本浓密的头发一掉一大把，也很少照镜子，因为不忍心看自己蜡黄的脸色。她的月经消失了。每天六小时以上的按摩还让她的手变得僵硬，甚至无法伸直，只能蜷缩成鸡爪状，即使是小幅度的伸展也会带来剧痛。
心力交瘁之下，几位年轻人都坦言有过坚持不下去的时刻，直到他们惊觉辛劳的印记同样长在面前要照护的这个人的脸上、手上，而这正是自己曾带给她/他的。
彭佳从小体弱多病，每次发烧，都是妈妈照顾她，给她喂水喂饭喂药，在她嘴唇发干时用棉签蘸水涂一涂，晚上给她擦身子，陪她说话，哄她睡觉。从小妈妈怎样照顾她，现在，她就怎样照顾妈妈。
让她欣慰的是，妈妈也越来越依赖她。期间她要回学校参加毕业答辩，之前妈妈总催她，但真到了她要走的那天，妈妈瘪着嘴，眼睛红红的，走过来抱抱她，说，你要走了呀，你早点回来。彭佳瞬间鼻子一酸，回抱住妈妈。那一刻，她觉得妈妈就是她的孩子。
21岁的彭佳自诩普通：鹅蛋脸，长直发，爱哭也爱笑，她喜欢看电影，追韩团，也热衷打卡好吃的餐厅，拍好看的照片。她家也如许许多多中国家庭一般：妈妈勤劳坚韧，一向扛起家里大小事；爸爸性格温厚，但在家里常做甩手掌柜；妹妹刚九岁，对周遭一切尚懵懂天真。
一张妈妈的肠镜报告，给这个家庭投下一枚重弹。妈妈哭了，陷入自责，觉得拖累了家里人；爸爸垮了，开着车，做着饭，说着话，只要不在病房里，就会突然开始掉眼泪；家里乱了，地没人扫，衣服没人洗，妹妹的功课没人辅导。彭佳意识到，“第一次需要我站出来担起家里责任的时候到了”。
她安抚家里每个人。她给爸爸鼓劲儿，“现在还早，还没到哭的时候，我们得想办法”。
她也琢磨出了一套让妈妈安心的话术。先摆数据，肠癌整体的治愈率如何，四十多岁年龄段的治愈率又如何；再举案例，“你看病友群里A阿姨B叔叔现在恢复得多好”；科普也是必要的，让妈妈对癌症有更科学的认知，清楚地知道自己现阶段的状态，“掌控感和安全感都会提升”；最后的杀手锏是“道德绑架”，“你老说不想拖累我们，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现在好好治疗，好好休息，快点好起来”。
她代替妈妈成为照顾家里的那个人。她给“一看字就眼晕”的爸爸一点点讲解病理报告，指导爸爸给妈妈细致地擦身子，手把手教爸爸做适合妈妈吃的营养餐。她也收拾屋子，接送妹妹上学，给她做饭，陪她做功课。终于，她可以在妈妈躺在病床上也忍不住操心的时候，告诉她，家里都很好。
护士不乏羡慕地对彭佳说，病区里只有你们一家是每天都笑呵呵的。真实的情况是，每次她都会揉揉耷拉着的脸，提起嘴角，再以尽量轻快的脚步走进病房。她要求自己，让妈妈在她的脸上只能看到笑容。
夜里，走出病房，她通常会一个人到护士站学会儿习，准备一下毕业答辩，有时，她敲着电脑，眼泪在她意识到之前就滚落到键盘上。她给朋友发消息，带着一丝惊奇感叹，“原来我可以一边哭一边做事啊”。这是她唯一放任情绪宣泄的时刻。
照顾妈妈睡下后，彭佳在护士台忙学校的事。（图/受访者供图）
从孩子到照护者，他们不仅要掩藏情绪，还要扛住此前人生从未体会过的压力——他们的每一个选择，都关乎至亲之人的生命。
带妈妈到北京做手术这个决定，彭佳反复琢磨过不知多少遍。首先是城市，长途奔波妈妈的身体受不受得了，接着是医院，选综合医院还是专科医院，再就是治疗方式，用微创还是开腹。心一直坠着。直到医生说手术顺利、分期结果良好那一刻，她终于舒了这口气。赌对了。
彭佳在手术室外等待妈妈。（图/受访者供图）
赵蓉没有彭佳这么幸运。去年六月，同样抱着搏一搏的心，23岁的她一个人带着妈妈赴北京做手术。医院排床位要等一个月，她和妈妈就在北京郊区的宾馆等着，越等，妈妈心里越没底。那时候，赵蓉经常借口说到外面透透气，其实是蹲在宾馆外，一边哭一边问自己，我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会不会反而害了她？后来手术失败了，疑问化成反问甚至是对自己的质问，日夜压在她心上。
一个无法避免的无奈是，照护的辛劳撞上病人的痛苦，争吵往往一触即发。
赵蓉清楚地记得她对妈妈发过的两次脾气。第一次发生在等手术床位期间。挤在北京通州十平米的宾馆里，妈妈等得烦了，发火说不想治了，要回家。类似的话赵蓉听过好几次，那天她没忍住，哭着吼道：“如果你放弃治疗，我就再也没有妈妈了，你想让我变成没妈的孩子吗？”过了一会儿，妈妈坐到她旁边，用不大但坚定的声音说了句，“我治”。母女俩抱着大哭。
还有一次是做完手术回老家后。当时赵蓉正忙着做饭，妈妈在厨房门口絮絮地喊着痛，怨着命。没消化的自责被勾了上来，赵蓉一时心烦，说，“你不要再添乱了，事情已经发生了还能怎么办。”说完她就后悔了，主动给妈妈道了歉。实际上，绝大多数时候她都会忍耐，“妈妈太遭罪了，所以我尽量站在她的角度去想，能忍则忍，她比我要不容易得多”。
李姗在医院陪护妈妈时拍的窗外夕阳。（图/受访者供图）
没能更温柔更包容地对妈妈，是李姗现在最大的遗憾。刚开始24小时照护时，李姗还不适应睡不了整觉这件事，一个晚上被护士吵醒第三次后，她有点赌气地对妈妈说，“干脆定个闹钟好了，让我每一小时就起来一次”。母女俩绊了几句嘴，闹得很不开心。后来这种隐隐的怨气和争吵，成了李姗照护妈妈期间二人的常态。其实李姗知道，她们都在克制，都不想伤害对方。只是她们也都一样要强，很少温言细语地彼此安慰。四个月后，妈妈去世了。
“你明明知道她就是那种很敏感、很需要爱的个性，但你在她走之前都没能用温柔一些的语气给她一点慰藉，”李姗哽咽了，“在照顾上我觉得我做到位了，但在情感上我很愧对她。
日复一日的照护不只带来疲惫和压力，也足以让一个年轻人和过往人生渐行渐远。
妈妈确诊肠癌后，准备留学的彭佳当即停下了定好的考语言、写申请文书等一切计划。照护病重的奶奶期间，当时正在读高二的许辰发现，上课的时候自己怎么也听不进去了。老师在台上讲着三角函数和加速度，他想的是，奶奶在家想喝水了怎么办，不舒服了怎么办，下了课他得赶紧看看有没有奶奶发来的信息。后果是，他的成绩从原本的班级十多名滑落到三十名开外，高考时只考上了一所二本院校。
是全身心照护家人，还是守住自己眼下的生活？很多时候，命运的转折点来得猝不及防。
赵蓉和李姗有着相似的经历：22岁，大学毕业，好不容易在一二线城市觅得一份工作，倏然一通来自家乡的电话，带来了妈妈病重的消息。赵蓉的爸爸和哥哥要在外地工作挣钱，作为家里小女儿的她因为“太害怕失去妈妈”，毅然辞掉小学老师的工作，回家全职照护妈妈。独生女李姗下午得知妈妈罹患多年的宫颈癌突然恶化，当晚就提了辞职，一并退了租的房子，她知道，恐怕以后很久都不会再回到这座城市了。
第
二天下午，李姗坐在回四线老家的火车上，从近一天的头脑空白中稍微回过神来，进而陷入茫然，不知未来会怎样。
现在她仍然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她清楚没有这般经历的同龄人的样子——她的大学同学里，有人进了国企，有人去了跨国公司，用她的话说，“几乎可以预见到他们的未来一片光明”。
至于她自己的生活呢，“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稍微步入正轨”。
“完全封闭的状态，暗无天日。”照护妈妈的四个月里，李姗偶尔会和发小在微信上聊几句，但说不了太久，见面则基本没可能。她很少提起妈妈生病的事，因为不想把焦虑带给其他人，“而且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的人很难懂，甚至你自己经历过了，都觉得这一切很荒谬，你不会认为别人能理解你”。
赵蓉也是如此。毕业后全职照顾妈妈一年半以来，她没有在大学舍友群里说过一句话。每次点开群，看着曾经朝夕共处的女孩们聊美食、聊恋爱、聊假期里的旅游度假，也吐槽熬夜加班的工作、PUA人的老板和喜欢打小报告的同事，她都只觉得很遥远。她更不想主动说起家里的事，也怕被问起。“可能是自卑吧，”赵蓉慨叹，“感觉已经融不进正常人的话题和圈子了。”
但总有渴望倾诉的时候。社交平台成为一个树洞。觉得孤立无援、喘不过气的时候，李姗会到上面刷刷讲述类似经历的帖子，给对方点个赞，写几句鼓励的评论，再回到自己的主页，发一两句牢骚，“就是想找个地方说说话，再打起精神继续生活”。
除了孤独，成为照护者的年轻人也要承受误解。李姗每天早上出门买菜，认识的爷爷奶奶、超市的阿姨经常一脸寻味地问她，你多大了，怎么还没有工作？结婚了没，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个？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李姗都觉得自己从头到脚瞬间紧绷起来，只能装作没听见，甚至后来在家附近瞄见熟人，她都会在打照面之前低着头快走避开。赵蓉也遇到过很多次类似的情形，她总是笑一笑，不说话。有一次又被问到找工作的事时，她实在承受不住了，回到家倒在沙发上就哭。妈妈问她怎么了，她说不出。
更为终极的课题是，直面人在疾病和衰老前的渺小和无力，甚至目睹亲人一点点离开。
程薇外公在她高一时确诊胃癌，高三时去世。到了最后的阶段，外公陷入昏迷，需要有人时而把他唤醒。开始做这件事的人是程薇，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叫不醒外公了，护士却可以。那天她哭了很久。
三年里，每
次从医院回到学校，程薇看着身边活泼昂扬的同学们，总有一种很强的隔离感——“大家都好快乐”，而她不属于其中。
在她18岁生日的前一周，外公去世了。
程薇说，外公病后，她很少再许生日愿望，“人力不可为的事，许愿也没有用，你知道没有奇迹”。
赵蓉还在等待一个奇迹。被她视作最后一搏的手术没能成功，医生劝她：“你不是小孩子了，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你要接受。”赵蓉不想接受。把手术失败的消息对妈妈瞒下，回家之后，她每天给妈妈按摩，做艾灸，做营养餐，看着妈妈虽然日渐消瘦但精神状态一点点变好，她祈祷着，“要是能一直这么保持下去该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