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传播：国家治理研究的新向度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尼科·卡彭铁尔教授访谈

尼科·卡彭铁尔(Nico Carpentier)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信息与媒介系讲席教授，兼任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和捷克查理大学高级讲师，同时还是英国拉夫堡大学和塞浦路斯科技大学研究员。目前，他担任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协会参与传播研究部主席。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参与传播与民主，媒介、死亡与战争，新闻业与身份研究，受众与接受，话语理论等五个方面。他在参与传播、政治传播及政治治理等领域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参与传播代表著作主要有2011出版的《媒介与参与：一个意识形态与民主斗争的场域》（ Media and Participation. A site of ideological-democratic struggle ）、《理解非传统媒介》（ Understanding Alternative Media ）和2017出版的《话语的物质节点：冲突中的塞浦路斯与社区媒体参与》（ The Discursive-Material Knot. Cyprus in conflict and community media participation ）。

2016年12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协会（IAMCR）参与传播研究部联合主办了“参与和传播”为主题的中欧博士生研修班。在此期间，笔者对本次研修项目召集人尼科·卡彭铁尔教授进行了访谈。

公丕钰（以下简称公）：在《媒介与参与：一个意识形态与民主斗争的场域》一书中，您分析了参与和民主、空间、发展、艺术与博物馆以及传播的关系，对参与概念进行一次跨学科的概述（Nico，2011）。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参与和传播”，能谈一谈您对参与传播的理解吗？

卡彭铁尔（以下简称卡）： 宏观来看，参与研究有两个传统。第一个方法是将参与视作很宽泛的概念，我称之为社会学路径。在这里，参与概念主要指“参与某个过程”，比如你看电视新闻报道时，你就是在参与电视文化和政治；你参观博物馆时，你就在参与文化；你去参加音乐会或节庆活动时，你就成为文化交流过程的一部分。第二个方法将参与进行了更为限制性的定义，将其视为在正式或非正式决策过程的权力分享，从而有利于更为平衡的权力关系。这就是关于参与的政治学研究路径，也是我所使用的方法和定义。在媒体行业中，媒体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新闻记者、编辑等）行使选择传播内容的权力。如果他们与受众分享这个权力，并引导受众一起进行新闻生产，这个过程就变成了参与性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分布在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国家的社区媒体。在这类媒体中，普通人不但自己生产内容，并且积极参与到媒体的组织管理中。

公：作为发展传播多元范式的一种，参与式传播的基本原则、操作方法和发展走向一直是70年代以后发展传播实践和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Servaes，1999；White，1999）。那么参与传播源自何处？它是一个西方概念吗？在中国语境下，参与传播意义何在？

卡： 参与传播不是西方概念，而是一个全球化概念，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参与传播并不局限于欧洲，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人员在这个方面甚至做了更多工作。发展传播理论对于西方发展模式的批评是参与传播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也说明上述地区都是参与传播理论的发源地。当然由于有各自特殊的文化背景，不同地区的概念会有所差异。我认为不要简单地把参与传播看作一个西方概念，更不能将西方概念看成是优越的。东方不必刻意模仿西方，否则只会产生一系列的刻板印象。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区域之间的对话很重要，这对于理论同样适用。我曾经将这些学术交流称之为“桥台”（SQRIDGES），即学术桥梁和广场的合称（Nico，2014）。这就需要我们彼此学习、取长补短，并积极改变、适应，进行理论的在地化。当然，我们界定地方理论时也应该考虑全球化，对二者进行综合考察。

将参与传播纳入到中国语境可以开辟研究中国问题新视角，通过权力可视化研究丰富中国知识，做到其它研究方法做不到的工作。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权力斗争形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更为复杂。参与传播并不给予国家和个人特权，而是聚焦于不同群体、组织和阶级及其内部的决策过程及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参与传播旨在了解人类网络的传播方式，研究权力系统，关注水平或垂直的权力关系，而非用一种线性的方式观察权力。参与传播分析这些过程的目的是通过决策权的归属来优化权力关系和传播角色关系，也就是说决策权的分配是真正重要的。

公：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看，参与传播似乎更强调社会在传播过程中的角色，这个概念对于传播学理论有何意义？

卡： 从历史上看，传播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有一个有趣的相似之处。在传播学研究中，我们曾经聚焦媒介与受众之间的线性关系。政治学研究也曾聚焦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线性关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包括之前一段时期，西方的媒介与传播研究关注媒体（尤其是电视）对受众的影响，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媒体语境和媒介生产的研究。很显然，不仅是参与传播更加重视语境的重要性，其他领域的参与研究同样重视。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参与传播将传播视为一个系统，而非一个传者到受者的简单线性过程。

当然，与政治学相似，参与传播强调权力的重要性。政治权力一般指的是政府的权力，但参与传播中的权力概念意味着多层次、多主体的存在，包括媒体、政府、医疗系统、教育系统和社区等在传播过程中的权力位置。此外，权力是多向度的，它是社会斗争和冲突驱动的一系列社会关系，这也意味着特殊主体的权力地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我要再次强调社会的复杂性，我提到的斗争至为关键，斗争并不意味暴力。在个人和社会层面，对话、讨论和仲裁是和平处理差异和分歧的手段。参与传播以更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看待这些议题，但它也承认即使努力争取，和谐和共识永远是在不完美的状态。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不能达成一致，有时这种失败是结构性的，而社会中的一些特定群体也往往处于不利位置。因此，我的观点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需要这些弱势群体的参与，允许和平抗争以提高他们的表达权并改善他们的处境。

公：Russo，A.，Watkins，J.，Kelly，L.，& Chan，S.（2008）认为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参与传播为公众参与包括博物馆规划等文化生产提供了空间和机会。您如何看待互联网技术对于参与传播研究的影响？

卡： 作为一个技术平台，互联网为参与传播提供了机会。在互联网发明之前，人们生产媒体内容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也有像廉价便携式相机这类的技术简化了媒介生产过程。互联网同样是简化了媒介生产和分销过程，为传播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增加了传播的参与形式。然而，参与传播的技术运用并不局限于互联网，比如电影、电视、电台和杂志，包括其它非传统传播形式的使用表明，不同的技术都可以用于参与传播以均衡社会权力关系。

另外，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机会和可能性并不等同于现实，即一件事情可能发生并不意味着必然发生。不是互联网导致参与传播，而是要看人们以何种参与方式使用它。在许多情况下，互联网也只是作为一个信息的分销渠道，或者广告的目标受众平台。互联网作为整个媒介生态的一部分，是一个多功能的应用平台。它不必然是参与性的，或是免于受控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受组织和国家的管制。以Facebook为例，谁控制它呢？显然，用户无法控制，因为Facebook不是用户的。Facebook不是一个参与型组织，因为用户对于Facebook的运作只有极其有限的发言权。它是一个公司，目的是赚钱。但作为社会化媒体组织，它仍然可以成为人们为某一特殊目的而斗争的网络，或作为用户表达歧见以争取社会变革的平台。

公：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给公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空间，有时会对政府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甚至会推动公共政策的改革。您认为这一类的政治参与属于参与传播的范畴吗？如果是，是不是说明中国的互联网属于一种参与传播媒介呢？

卡： 是或不是。有一种倾向将互联网看作整体，并假定只有一个互联网逻辑。互联网有各种各样的使用方式，但仅有一些是参与性的。我们需要敞开思维，着眼于特定的决策过程，分析权力如何分布，并分析权力在审查之下如何通过传播实践重新分配。我认为应该避免对互联网泛化的认知，正像笼统地谈论电视、广播和报刊一样，是没有意义的。换句话说，互联网可以用于相互矛盾的目的，利于监督或加强监控，用于参与或用于压迫。上述分析隐含的观点是没有一个单独的因素能够控制整个媒体技术，21世纪没有无所不能的傀儡大师。行动者有各自的目标，并且都有把这些付诸实践的多种方法。

关于第二个问题，如果要评估中国或世界其它国家针对互联网采取各类政治举措，我们就需要谈谈参与强度了。当非特权行为主体——普通人参与到决策过程中，那么问题来了：他们能决定多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人们简单地被告知或参加会议，但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仅仅是接近，而非参与。我们还可以设想，普通人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和感受，也可以讨论事情并被权力所有者倾听，但这些普通人仍然没有任何影响决策结果的权力。这仅仅是互动，仍然没有参与。我们还可以设想，普通人可以讨论并能对决策产生一些影响，但没有最终的决策权，这是一个最低限度参与。我们还可以设想，所有行动主体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决定，这就是最大限度的参与。

接下来，我们来厘清三种情况。 首先，我们不能混淆不同强度的参与实践。比如，协商不是参与过程，而是互动过程。其次，虽然接近、互动与参与不同，但对于开放的治理来说，接近政治进程、与政治系统互动仍然非常重要。政府需要倾听公民的意见，比如医疗改革过程中的协商对于公民权利的实现至关重要。因此，我的研究结论是：接近、互动是参与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但它们非参与本身。最后，参与传播理论认为不纠缠于所谓“公民参与”的驳杂声明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评价社会中、公民间以及国家和媒体间的权力关系。

公：您怎么看政治参与和参与传播的关系呢？

卡： 1975年，Norman H、Sidney V在其经典论文《美国的参与：政治民主和社会平等》中将参与视为“旨在影响政府人员行为和决策的行动”。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参与传播研究者倾向使用这类更为限定性的定义，将参与视为分享权力。

我们可以参考比利时政治理论家Chantal Mouffe的研究中关于“政治”和“政治的”这两个相区别的见解。她在《论政治》中写道：“‘政治的’指的是人类关系中固有的对抗性维度，而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中的对抗方式和表现多种多样。‘政治’指的是实践、话语和机构的集合，而在‘政治的’因素影响下这个集合有潜在的冲突，人们在其中寻求建立稳定秩序并实现人类的共存”（Mouffe，2005）。从广义上讲，参与传播倾向于“政治的”纬度，因为它着眼于传播过程的权力、斗争和冲突的作用。政治参与常常聚焦政府领域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此时的政治参与指向“政治”。但并不总是如此，当政治参与使用更为宽泛的“政治的”定义时，它就非常接近参与传播了。

公：如前面所说，互联网拓宽了中国公众参与政治的空间。网络政治参与是当前中国传政治播关注的热点议题，这似乎也与参与传播有天然的联系。您如何看参与传播与政治传播的关系？

卡： 政治传播理论有许多渊源和面向。政治传播专注于权力、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党派使用媒体和传播的方式，但有些情况下政治党派并不是政治传播注意的焦点。当“政治的”（而不是政治本身）用于利益领域，那么政治传播隶属于参与传播。当政治传播研究社会中的权力斗争，比如研究斯图亚特·霍尔所谓“斗争的象征”，那么它接近参与传播。同时，政治传播和参与传播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参与传播倾向于研究参与本身或政治进程的参与匮乏，而政治传播并不以此为研究焦点。

公：在欧洲，目前政治传播主要的研究领域有哪些？

卡： 在欧洲，政治传播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研究重点之一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政治”本身。政党和政治家利用传播说服人们投票给他们，并支持他们的政治计划，这些仍然是政治传播重点关注的领域。现在政治家和选民之间的传播关系被公认为是一个动态的关系，公众在传播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解读角色。

另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传播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明显的意识形态议题，在欧洲的政治景观中越来越突出。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解体就是经由一系列民族主义议题引发的，造成了巨大的流血事件。21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在欧洲加速复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发展势头越来越猛。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胜选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带到一个全新水平。

第三类研究非常多样化，因为政治传播研究的是广义上的政治。首先，新社会运动和政治激进主义已经是西方政治传播长期以来的研究议程，研究者持续关注两者在“政治”（人们与政府互动）和“政治的”（诸如争取政治认可）中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越来越多地看到其他社会领域政治性研究被政治传播接纳，比如文化研究、博物馆研究等学术领域的相关研究。

公：近年来，治理成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概念。俞可平（2013）认为治理体制是一种工具理性，并总结了统治与治理的五个区别，认为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主张治理的协商价值。相较于统治，治理概念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您如何看治理与参与传播之间的关系？

卡： 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非常关键，因为这影响政治领导功能的运转方式，至少在欧洲语境下是这样的。统治意味着领导者的专制，而治理意味着开放和更多的对话空间。在我看来，中国的治理是指更多的对话和对不同声音的接纳，而这些反过来可能会促进更多的公民参与或政治参与。

治理和参与传播之间有明确的联系。在此之前，我要说明一下西方政治理论中的民主定义。显然，民主模式很多，且相互差异很大，但它们都共享一个核心思想，即民主总是由参与（与人民分享权力）和代表（把权力委托给政治领袖）两个部分组成的。不同的民主模式之所以不同，正是因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平衡参与和代表。真正的问题是代表与参与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代表的范围和程度是什么？民主是斗争和冲突的场所，也是妥协的场所。从参与传播的角度看，权力委托是一个产生风险的过程，因为如果把所有的权力委托给政治领袖，就意味着你不能再参与。例如，如果你将权力委托给一个数十年没有选举规则的议会，民主制度将不复存在。所以，代表和参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两者间平衡是动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