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的「930」楼市新政是掷地有声的。只是它拉开了大幕，出场却是稀稀拉拉的，围着中心城市，一边缓慢向外蔓延，一边持续壮大调控的队伍。
之所以调控的步调如此凌乱，是因为大家所理解的「因城施策」的「城」，还是一位市长所管辖的疆界，这个「城」的内涵还是传统的，还是快速城市化之前，用以区别城乡的「城」。
▲ 截至今年 3 月 29 日，国内调控城市分布图如上
其实，新一轮楼市调控早有先兆。
2016 年 7 月，温哥华出台针对外籍人士购房征税 15% 的调控措施。国内媒体的报道也比较简约，把温哥华的楼市调控，解读为大温哥华都市区的，它包括了温哥华市和相邻的 21 个市镇的调控。
这场调控大戏，温哥华市长也成了配角，发号施令的是大温哥华区域局，也是大温哥华都市区范围内各市镇的跨界协调管理机构。没有市长，也能调控。这也应了美国著名数学家沃伦·韦弗对科学方法的高阶认识。韦弗认为，科学方法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处理简单性问题；二是处理无序复杂性问题；三是处理有序复杂性问题。
▲ 大温哥华都市区包括 21 个市镇和 1 个未组织地区
八九十年代，中国城市处于第一阶段，重点在于解决住房、厂房等城市功能的缺失和不足。2000 年前后，借着房改和加入世贸组织，城市问题变成无序复杂性问题，牵扯的利益多、波及面广、发展速度快。
如今，各级城市功能都已具备了。本应顺理成章地进入第三个层次，把城市问题看成是「有序复杂性问题」。「有序」需要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复杂性」意味着尊重科学、敬畏规律。可现实中，城市问题还是被简单化了，处理成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
新一轮从中心城市向外围扩展的楼市调控地图，被市场概括为「溢出效应」，我不太认同「溢出」这个说法，为什么会「溢出」？一是有高差，二是被隔离。这无意间强调了高对下的恩泽、优与差的隔绝。
这也是多年来，城市群一体化步履缓慢的根源。雷声大雨点小，各人自扫门前雪，甚至以邻为壑，归根结底是因为不同市长坐镇不同的市界，而枉顾城市早已生长在一起的事实。
▲ 由于不同城市的市长不同，采用的政策也不同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不习惯于没有市长的城市。经济学家凯恩斯说：「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通常自认为能够完全免除于知识的影响，其实往往都还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没有市长的城市」，在西方已有半个世纪的实践，它已是时代的知识。「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或是在提醒我们要打破传统的束缚。旧知识与新时代一直是硬币的两面。
2017 年 1 月，西方世界最后一个国际大都市，搭上了大都市区治理模式的末班车。「大巴黎大都会」历时 10 年，修成正果，选举产生了大都会议会议长和议员，管理机构拥有环境和经济发展、土地整治和住房等管理职权。
从 2007 年起，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设立「首都地区拓展事务」国务秘书一职开始，一场惠及 1500 万人口、覆盖 1.2 万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划变革持续了整整 10 年。2016 年，大巴黎大都会行政区划依法诞生，2017 年管理机构初步成立，2020 年后，将成为一级行政机构。
▲ 大巴黎是跨越了两个总统任期而持续推进的结果
大巴黎身上有着大伦敦的影子。2000 年大伦敦恢复了 1986 年废除的市政府，这股复兴潮流同时发生在荷兰、西班牙、德国、丹麦、日本等国家的主要都市。
1960 年代兴起的大都市区综合治理模式，源于污水处理、自来水、工人住房、电力供应等都市跨界管理难题，需要自上而下的统合力量。这股力量，在 1980 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纷纷解体。
1990 年代至今，随着全球化深入推进，单一城市内的住房问题和环境问题日趋严峻，这些无疑都是大都市谋求全球竞争力的短板，于是，一场补短板的隐秘竞赛，在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不同都市区之间展开。传统大都市是走在前台的明星，实力的较量却来自于背靠的大树——大都市区。
▲ 芝加哥市人口 290 万，大都市区内人口超过 900 多万
2000 年至今，发达国家大都市区，相继编制了远期的空间发展规划。前后编制远期、远景空间发展规划或展望：
《波特兰地区 2040 空间布局规划》提出「紧凑发展和精明增长」愿景；
《墨尔本大都市区 2030 战略规划》提出「紧凑城市、精明增长、经济繁荣、宜居城市、低碳生态」理念；
《美国双子城——明尼阿波利斯与圣保罗 2030 空间发展框架》提出「紧凑发展、绿色生态」总体目标；
《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2020》提出「更加紧凑、更加开放、更具可达性和更加绿色」的理念；
《纽约城市规划 2030》提出建设「更加绿色、更加健康、更加美丽和便捷的城市」；
《大芝加哥 2040 年总体规划》奉行「更具经济活力和全球竞争力」理念；
《悉尼 2030 年战略规划》提出建设「绿色、全球性和机动性的可持续发展地区」；
《大温哥华地区 2040 年空间增长策略》倡导「紧凑、可持续发展、生态且高效」的理念。
▲ 纽约都市圈辐射范围
▲ 大巴黎地区现有的老区、副中心与新城空间分布
▲ 大伦敦都市区绿色基础设施格网框架
▲ 日本首都圈现状四级功能中心
东京区部—业务核心城市—次核心城市—职能节点
这些大都市区规划，并非由一位大市长统管，除了伦敦以及未来的巴黎等少数城市，配备了职权受限的市长之外，绝大多数大都市区都没有市长一职。
大都市区是有着高度自治传统的市镇的联合体，而不是行政权的派生。都市区规划是为某一项共同事业，由专业机构或专业委员会发起，立法机构主导的战略规划。像大温哥华都市区起源是大温地区污水处理局；在纽约都市区，跨界协作最好的，则是纽约新泽西港务局，共治共管航运和港区建设。
欧美国家大都市区发展的有声有色，是因为大都市区内的市镇都认识到了共同繁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传统市镇主动让渡事关区域整体、协调发展的职权，赋予大都市区组织政府、非政府机构、和市民共同制定长期的、可持续的空间发展规划。
▲ 传统市镇主动让权，才有了大都市的稳定
与此相反，我国的都市圈犹如中国传统社会，横向是并置的、隔绝的，纵向是单线条的、等级森严的。缺乏自发合作的传统。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
他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格局，称作团体格局。虽然他是在解释整体社会架构，但是把城市当做独立主体，大都市区就成了特定公约下的社会。这就好像所有母亲组成的团体，未必需要一位祖母，城市的联合体也不必须一位高高在上的市长。
在费先生看来，中国社会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以普通百姓为中心画的圆，就是费先生所指出的「街坊」。
随着个人权位的增进，这个圆不断扩大，直至国君，如孔子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不同层级的执政者总是中心，是四季不变的北斗星，所有其他的人，随着他转动。
▲ 中国社会的格局就如同一个同心圆
所有人都围绕着执政者而转
中国城市的地理分布和空间规划，何尝不是同心圆模式。譬如，我们所熟悉的江南古镇，在古代，以其人口、经济规模而论，已经是实质上的城市了，但受制于权利的约束，始终无法获得城市的名分。
当前，依附于一二线城市的小城也是如此，已经与大城市在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等方面，形成了一致的聚集区，却无法实现绝大多数公共品的统一供应。
每座城市都是一个个同心圆，彼此碰撞，挤出了一道道高墙，有形的或无形的。
每一类城市活动也是一个个同心圆，彼此重叠，向外延伸时却步伐不一致，比如住房问题，真应有推己及人的态度，真应当，为了儿子的幸福，操操隔壁老王的心。
封面图片丨Pixabay
作者｜崔骥 编辑｜咸鱼王
总编｜喻潇潇 顾问｜王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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