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不在于刑罚轻重，而在于贪腐被处罚的风险有多大，这就涉及执法能力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贪腐非常严重，如果香港能成功解决严重的腐败问题，那么，其他地区也一定有办法解决。”5月10日晚，反贪专家、香港廉政公署前副专员郭文纬在人民大学国发院介绍了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贪经验。
资料图：郭文纬。图/中新社发 任晨鸣 摄
郭文纬在香港廉政公署有长达20多年的工作履历，并经历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猖獗的腐败现状。比如，出租车司机为了谋求各种便利，可以向警察按月购买“标贴”，1970年建设的公共房屋，到1980年代就变成危楼以至需要重建。“地方有无贪腐，就看当地是否有无豆腐渣工程，如果贪腐厉害，就一定会有豆腐渣。”
根据国际上的贪腐经验，郭文纬将贪腐严重程度简单划分为三级，第一级，社会有贪腐但不多，第二级，贪腐比较普遍，第三级贪腐很普遍，而且是公开性的、集团性的，且有组织性的，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塌方性腐败。
当时，香港腐败情况就属于第三级。“收钱就免灾，类似企业型的运作。大大小小的事，都需要给办事的人员红包。”郭文纬说，政府里有大大小小的贪腐集团，最受苦的就是老百姓了，有什么事，都要走后门，从出生到去世，任何环节都要给小费。
贪腐也激起公众的强烈抗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4年廉政公署组建。
对腐败零容忍是廉政公署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郭文纬表示，对一般公众而言，大案要案等贪腐确实令人愤怒，但是，他们也更在意事关普通公众的身边贪腐，比如，街边小摊被管理人员收“保护费”等，可能这笔费用就直接关涉个体的基本生活保障。
郭文纬介绍，廉政公署成立之初就强调零容忍，几十万的贪腐要处理，几十块的贪腐也不能容忍。比如，殡仪馆一位职员，向死者家人索要几十块的红包，坐牢5个星期。
廉政公署的独立运作是香港反贪的另外一个重要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十七条也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廉政公署，独立工作，对行政长官负责。
“这是香港廉政公署成功的基础之一。” 郭文纬介绍，廉政专员直接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负责，地位相当于局之下的处长，职权排名要在60名左右，按照一般的领导文化，下级听命于上级，多少要听从上面领导的吩咐，但是，由于其独立属性，使得廉政公署不用听命于其他部门官员。“我们办案件，从来没有收到其他官员吩咐的电话，他们也不敢，因为这也是违法犯罪行为，妨碍司法。”
在郭文纬看来，内地正在进行的监察委改革，正是为了加强反贪机构的独立性。
郭文纬总结，廉署成立之后的几年，重点就在于集中力量瓦解政府内部的贪污集团，“不是说彻底消灭了贪腐，还有很多，但是，已经不再是集团性、公开性，而是个别的。打击集团性贪腐很重要，因为对国家影响最大的，就是集团性的贪腐。”
“反腐败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是公众。”郭文纬也将其视为廉政公署的经验之一，因为公众清楚究竟哪里有贪腐。所以，廉政公署成立了24小时举报中心，“接到举报，会马上采取行动。这就代表重视公众，公众是反贪最重要的伙伴。”
郭文纬还介绍，公众举报是否实名，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实名举报能反映公众对反贪的信心，是信心的指标。”经过多年经营，市民对贪污的态度有所改变，不再接受贪污是香港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也正是廉政公署的成就之一。
打击贪污需要全方位建设，国际上的普遍做法，三管齐下，执法、预防和教育。不过，“重点不同，效果不同。”郭文纬认为，香港反腐的经验之一，就是以执法为主。比如，廉政公署总共1300人左右，内设社区关系处、执行处和防止贪污处，其中，执行处人数超过1000人。
在郭文纬看来，预防和与教育也需要以严格执法作为基础和后盾。“贪腐官员最怕的不是判死刑，而是被抓的风险和机率是不是足够大。香港贪腐不会判死刑，行贿受贿最多判刑10年，但几十年来，最高刑罚也只有七年多。所以，关键不在于刑罚轻重，而在于贪腐被处罚的风险有多大，这就涉及执法能力。”
除此之外，郭文纬还介绍了独立工作的廉政公署如何确保有效的内部和外部监督，解决好监督者的监督问题，也是香港廉政公署良性运转的重要经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