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瑾以《地衣——李村寻人启事》这部文学作品给故乡李村的五十二个村民立传，如实记录下固守农村生活的个人侧影。现代化给农村带来的“黄昏”和被书写的农村之间存在巨大的错位，包括作家在内的人们“不懂”农村，甚至农村中的农民也到了“最后一代”。现代化洪流中的农村将何去何从？也许时间会吞噬/解决一切难题，而文学所能做的也许只是忠实记录农村中每个人的自然状态。
文 ｜ 李瑾
（《读书》2024年10期新刊）
二〇二三年春，父亲请辞李村支部书记。打理村务二十余载，他说过最多的话就是：“他们不懂农村。”这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以致《地衣——李村寻人启事》（以下简称《地衣》）出版六年都未将它呈送父亲面前。尽管我跟踪其中一些人数十载，犹惶恐“他们”之中包括轻率为文的自己。之后父亲不再染发，乍睹满头霜白，我心里咯噔一下，确切地察觉他来到了自己的黄昏时刻。事实上，一同面对晚景的还有偌大的村庄。互联网已经将地球端到饭桌上面，但鸿沟仍在，“不懂”似乎仍是日益老去的村庄和日渐稀疏的村民不得不面对的宿命。
《地衣——李村寻人启事》封面
我曾打算将李村作为一个聚落空间或个体单位进行观察，构建一部纯属“私人性质”的村志，且不说囿于水平无法达成费孝通、林耀华、黄树民、杨懋春、杨庆堃对开弦弓村、黄村、林村、台头村、鹭江村的书写效果，即便勉强接继前贤，仍不免将李村视作一个历时性和共时性兼有的“整体”——这依然是一种抽象化、概念化的精英视角，脱离不了萧公权批评的“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所作所为通常不会引起那些能读能写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因而大部分未被记录下来。官员和学者经常提到的‘民间疾苦’，可能只是重述一般性的说法，而不是展示乡村生活的真实情况”。由是，《地衣》采取画像的形式给五十二个村民立传，如实记录时代背景下固守农村生活的个人侧影，试图让个体的存在有了雪泥鸿爪的印记和灵光一闪的片段。
李村主街，最大的留守群体老人和孩子在从事农忙，左侧隐约可见《地衣》中的那个“主角”——电线杆，傍晚时，人们在这里扎堆、聊天，演绎自己的“春秋史”
甫一出版，《地衣》就遭遇是小说还是散文的疑问，表面上看是对体裁的探讨，似乎散文拒绝虚构，小说崇尚杜撰，实则是对文学本质的追问，亦即这些人物形象是否属于选择或提炼的典型。尽管鲍姆嘉通说：“个别的事物都是完全确定的，所以个别事物的观念最能见出诗的性质。”歌德说：“理会个别，描写个别是艺术的真正生命。”不过典型始终是艺术包括文学创作的生命，亚里士多德晚年的《修辞学》就把重点从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转移到重视普遍性的类型，黑格尔则把典型和“理想”等同起来。典型人物这个概念最早来自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意味着典型是共名的，即便强调个性特征也是类、型、属基础上的个性。如此一来，文学中的人物还是一种名或相，是“重述”的“一般性的说法”而非“真实情况”，以之反观实际，指导实践，就不免遭受“他们不懂”的评判。说文学/作家“不懂”农民、农村是否过于轻浮？毕竟经典理论断定文学源自生活，何况文学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社会变革的宏大叙事之中。我们知道，人和土地的关系是传统社会的一对根本性范畴，土地的命运即人的命运，故费孝通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而文学则是中国现代化焦虑的衍生之物，或者说系知识分子打量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话语实践。无论如何界定，文学总归是不断变化的社会机制和实践同掌握叙事规范的人“合谋”或“谈判”的结果，其中浸润着时代的文化语境和因人而异的价值取向。比如，鲁迅揭橥国民性批判以后，王鲁彦、蹇先艾以及韩少功、高晓生等人笔下，农民、农村代表了传统文化的背面，作家则是启蒙思想家和代言人；而出于对现代化的警惕，农民、农村被当作自然/人性的代名词而怀乡回望，成为沈从文、废名以及汪曾祺等人笔下同城市对应的诗性文明；不同于上述“悲歌”“牧歌”曲调，主流亦即官方性质的文学表达是丁玲、周立波、柳青式的“战歌”，他们笔下的整个农村洋溢着革命/斗争的荷尔蒙。
对同一阶层/农民或同一场域/农村的不同反映并无实际差别，而是本自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现代发现”，亦即费孝通说的“近百年来更是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种西方现代文明对传统中国的冲击引发的自我审视和定位。在此目光下，心理秩序和现实秩序都被颠覆，一方面农业中国表现出了顽强的停滞性，此谓超稳定结构；一方面人和土地的命运出现了新的可能性，此谓革命性因素。当我们以愚昧、贫穷、保守、凋敝等词无差别地指代农民/农村时，背后总闪烁着“城市”这个对立面，对农民、农村之认知、书写纵有千百种，其实皆统摄在“先进-落后”二元框架之下。以此观之，阿 Q、翠翠、赵玉林和孙少平这些不同阶段典型人物身上，都蕴含着“过去-现代”冲突的革命质地。
丰子恺创作的阿Q像（来源：culture.ifeng.com）显然，梁启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非是无的放矢。以文学作为现代化的开端，意味着文学中的理性可以为传统祛魅，通过介入现实，实现人的解放。“新民”思想是否受马克思启发不得而知，却同其承担重大历史使命需要“一种全新的人”的观点是一致的。由此出发，作家都积极拥抱社会改造者这个角色，并秉持新民/新人这个“一贯的态度”。不过，农民、农村依旧是被发现被揭示的对象，其没有自我言说的权利，似乎只要被代言、被教育就可以——即便被当作精神家园或诗意栖居的地方，其总归是城市的对立面。如此一来，S 城、呼兰河、湘西乃至高密、商州包括李村不再是单向度的空间，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也不再是纯粹的群体，而是被综述为一种预设了种种落差的观念、价值。一般意义上说，现代化是一个未完成或者永远在路上的概念，一些文学形象之所以经典，就在于它们是以文明参照物的方式存在着。这也提醒我们，只要现代化还在继续，农民、农村一定还会赓续其叙事价值，因为即便不再出于构建“新人”的需要，现代化的诸种弊端将驱使我们以抒情者的身份去获取主体的自我认同。“先进-落后”二元框架中内含的革命主义和理想主义是相互依附的，哪怕“先进”部分地表现出缺憾，“落后”都将以道德这种形象站出来（沈从文名之曰“希腊小庙”）。这似乎意味着，无论采取何类体裁、流派书写农民、农村，都无法实现对二元格局的超克，恰如路遥在《人生》中表达的：“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
杨尧《牛·农民·土地》，1981年， 广东美术馆藏（来源：gdmoa.org）继续分析会发现，即便双方打成一片，作家/作者和农民、农村之间都无法构成平等的对话关系，至少互为格格不入的他者——农民、农村是表达某种观念、价值的载体。这固然因为作家本身即是某种视角规训的结果，还在于农民、农村被当作一种话语实践，其被高度抽象化、概念化、符号化，借以工具性地表达相关意识形态或生活逻辑。由此导致的问题是，农民、农村是主角但没有主体性，作品包括人物形象繁多却趋于同质性，总是由先在的问题意识召唤人物形象，而人物形象包括承载其命运的农村总在戴帽、摘帽之间显示出典型意义。这意味着，典型化的过程既是去差异化的过程，也是去本位化的过程，即离问题内核和本来形象越来越远。作家自认为得自调查、蹲点和“同吃同住”，表现的是民族传统、现实生活，群众却觉得陌生而遥远，以至于认为“他们不懂”。问题在于，这些形象和生活并不是虚构的，而是实在的甚至有对应的，至少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的：“指涉的不是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之所以会给群众造成上述印象，就在于作家和作品承担着中国想象的重任，即齐格蒙特·鲍曼描述的“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其比真实形象更饱满、更具体但也更疏远、更失真。费孝通曾坚称：“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晚年却检视说：“回顾我这六十年的研究成果，总起来看还是没有摆脱‘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我的注意力还是在社会变化而忽视了相应的人的变化。”这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在人文世界中所说的‘整体’并不是数学上一个一个加起来的‘总数’”，“在人文世界里不必去应用‘典型’这个概念，道理是在人文世界有它的特点”。如若不然，杰弗里·利奇的警告就会成为现实，他说：“他们的眼光看来已被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经验所产生的偏见所歪曲了。”
父亲李彦祥出生于一九四八年，高小文化程度，硬笔书法龙蛇游走，算是同龄村民中最有墨水的少数，但迄今为止并未接触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同辈人亦莫不如此。故单就李村而论，似乎文学介入现实只停留在主张和宣传材料中。事实上，并不这么简单。自父亲年少起，风起云涌的各种运动将典型人物带入到日常生活中来，载体有民谣、戏曲、电影和样式繁多的口号、标语等，绝大多数改编自文学作品，其远承鲁迅“为人生”、钱杏邨“宣传论”、瞿秋白“留声机”，特别是左联“大众化”的主张，近法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人民文艺”思想，将“不断革命”“组织起来”内化为一套显性的叙事话语，配合“正史”讲述着中国-社会自身的伦理和逻辑。也就是说，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时刻刻给不知文学为何物的普通群众提供着精神给养。父亲和身边人一样既是被描写、被构建的对象，也是社会激励、动员的主角，当然都是时代主题内共名化的配角，一体化于革命政治规约中。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对农民、农村的覆盖是在关于新中国的想象中（改革开放前后虽各为一段但宏观历史任务一致）借助国家权力下沉实现的。这意味着，即便接触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文学对信仰的书写和未来图景的描述也深刻地改变着普通大众的日常行为，因为毫无疑问，其作为一种观念、价值会悄无声息地影响国家对农民、农村问题及社会发展形势的判断，进而渗透进政治决策和政策举措中。
左联活动期间出版的部分刊物（来源：chinawriter.com.cn）
显而易见，父亲会觉得那些“供应”而来的形象熟悉而又陌生，只在戏里而不在戏外，或者说只是表演罢了。这一点容易理解，因为革命是二十世纪以降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词语，而其也是历史进程中一种合乎规律和目的的手段，革命改写了历史，改写了个人命运——个体早已被革命或宏观史同一化了，农民、农村是以整体概念或对象化形象存在的，故典型描述的是群体共性而非鲜明个性，个体并不具备社会学意义，落实到政治生活或政策措施上不允许例外，这就导致群众虽然投入火热的社会潮流，却表现出盲从、搭便车甚至疏离、逆反等情绪。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懂”或许并非真的不懂，而是囿于莫可名状的因由不去触碰真切的一面，只愿满足于“田园想象”“胜利叙事”，提供一种顺应潮流的大团圆式精神餐饮罢了。显然，这一文学态势下的农民、农村是发展的想象/幻象的附属品。如果说通过和革命合拍或云借助权力下乡获得了对农民、农村生活的介入，文学需要做出的让步是提供统一的、标准化的典型人物这种政治性“产品”而不是纯艺术性书写，导致相关形象扁平化、单一性让人觉得似是实非，当商品特别是信息时代来临，农民教育水平提高和闲暇时间增多，国家权力有选择性地自农村退出和有节制地向群众让渡，文学能否因“松绑”获得自主修辞的空间进而取得农民的认同呢？答案是否定的。伴随权力运转的自上而下的文艺输送一旦收缩阵线或者名不副实，其空白就会被更轻松、更低俗的形式填补。农民给出的形象而令人气馁的概括是“多少宣传片比不上一个段子”。一则数据表明，李村所在的市常住人口近一千一百万，当下最火的两款短视频社区分别有八百六十多万和六百多万注册用户，但无一和阅读相关。委托所做的一个调查显示，两千一百名户籍人口中书籍年阅读量为零，对文学的记忆则停留在校园时代或回溯到武侠、言情小说阅读体验上。而且，由于文艺下乡活动早就绝迹，电视开机率直线下降，尽管碎片化、大众化、泛娱乐化的数字信息铺天盖地，高端文化已直接或间接失去农村这个巨大的受众/市场。令人惊讶的是，文学却热闹非凡，相关图书栉比鳞次，无论内容表达还是表现手法，都呈现出日益复杂多变的美学样貌。但若仔细考量就会发现，农民、农村“故事”的创作者仅仅是凭借生活记忆以旁观者的身份书写着进城与返乡，他们如鲁迅所言“多寄寓在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尽情想象着山乡巨变给农民、农村带来的生活方式的翻覆变化，但与革命时代的问题意识一脉相承，方向仍是主旋律式的，主角仍是集体式的，农业形态的艰难重构和农民生命的个体体验依旧缺位，呈现出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新的误解和遮蔽——文学日益精英化、圈子化和自言自语。
李村村民高凤臻在房前晾晒粮食。一般人意识不到，这些为数不多的老年人是李村最后一代农民，他们没有诗和远方，当然也没有文学式的浪漫，拥有的只有“吃饭”的故事和自己才能进入的“黄昏”
李村坐落在一个革命老区，属于没有区位、资源优势也非穷山恶水的村子。父亲打理村务之始恰和新世纪同步，一个最大的变化令他始料未及，这就是他时常说的：“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后一代农民。”事实上，这个变化也让我感到惊讶。出土物件证实，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国，一万年前先民即开始种植作物、饲养动物，农业生产方式已具雏形，仰韶、龙山、良渚文化以及剑川海门口、成都十二桥、大地湾遗址均印证了这一点。“聚”是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村落形态，唐代开始北方的聚落称“村”，南方的曰“沟”“洲”“渚”等。明永乐年间，李村在此建制。上述回溯想表明，上万年的生产方式和六百年的物理空间，几十年后将不复存在。就农村而言，以市场化和信息化为主要形态的现代化呈现出润物无声又摧枯拉朽的力量，这一巨变不是包括作家在内的“他们不懂”，而是远没有身处其中的农民感受深切。
年关回村里叩拜先人的“城里人”与李村年关供奉的先人牌位。回村的人仅限于初代离村者，他们其实和“生我养我”的地方渐行渐远；这些传统也已渐渐流失。某种意义上，市场是无坚不摧的单向街，城乡在拉大距离的过程中又逐渐走近
黄宗智曾批评舒尔茨“在市场化的传统农业中不可能存在劳动力过剩”这一观点，认为人口众多、就业不足的问题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之一。一项统计表明，目前李村所在的乡镇户籍人口九点二八万，其中常住人口五点二万，基本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十八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不足四千。这意味着，经由包产到户将过剩劳动力均匀地“分摊”到土地上的“勤勉的革命”，城镇对农村实现了进一步吸收和挤压，该镇自发进行了“隐性农业革命”和“大分流”，四万青壮劳动力离地不离户进入城市，五万中老年劳动力以“两植 + 一殖”（粮食、蔬菜种植和禽畜养殖）的半农半商方式从事农业生产。短时段来看，黄氏的判断是合理的，但从长时段来看市场确实能够调节劳动力分布。而且，上述约四千人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就地打工或工作在城里、家在乡下，他们更像是新一代侨寓者。这意味着，父亲他们的确是最后一代以土地为生为命的人，但即便如此，粮食种植因入不敷出或收支平衡而沦为副业，蔬菜种植和禽畜养殖才是主要谋生手段——农民之所以不计劳动力成本种植粮食，固然出于国家号召/激励和生活惯常，还在于方便糊口、流通资金需要，和贬值也存钱的道理如出一辙。这直接带来了国家政策的调整。对李村及其村民来说，现代化的最直观感受固然是统一市场带来的物质交换、信息交流方面的极大便利，但城乡仍因其差别构成了念念不忘的美梦，也就是说，城镇化才是农村的终点和归宿。和之前轰轰烈烈的并村进社区这样的造城活动不同，基层政府逐渐意识到城镇化是一个自然过程，需要将决定权交给时间而非“手段”，他们开始停止赶农民上楼，并通过建设新型青年社区引导分流、聚集。同时，城镇人口统计不再以户籍为限制，而是以是否购房居住为标准，放弃指标式改变身份属性的方式制造“城里人”。这样算来，李村所在乡镇常住人口之外的四万人已不再是“农民”。不得不说，时间还会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即农业生产方式。父亲曾顶住了强求搞合作社和规模化经营的“命令”，这倒不是他同意小农经济将会长期存在的观点，而是信奉农民也是经济人，强制不如引导，引导不如内生。和土地关系最紧密的人不在了，先是由种粮大户或种粮公司托管经营，继而实现经典作家想象的“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雇工经营的大农场）理想模式，是顺理成章的。这个意义上，承包地到期再延三十年政策的伟大之处就是把问题交给了时间。
父亲任支部书记时，因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接受央视记者采访。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确权意味着他们已从根子上同传统告别并和市场接轨
这意味着，时间会吞噬/解决一切难题。李村和所有非城镇化农村一样都表现出越来越重的空心化、老龄化趋势，日渐衰老的农民和日薄西山的农村尽管正被现代化千篇一律地笼罩着，但依然保持着千百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路边坐望街角拉呱的生活习惯。这种自然和常态显然不是流于表面化、走过场的行政指令包括文化输送所能理解和改变的——李村所在的市相关决策层曾公开反思说“文化下乡化农民有余而农民化不足”，“为农民、接地气的文化产品稀缺”，这一反思至今还是一纸文字，农民看不到改变实际上也无需改变，因为“他们不懂”，因为农民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黄昏。我也不懂，我能做的就是抛弃抽象的历史和宏大的叙事，以文学性语言记录他们每个人的自然状态，记录“和地衣一样，被生育他们的大地吞噬但又不可能再回来”的个人独特而凄然的命运。《地衣》最后一句说：“时间面前，人不是动物，而是植物。愿所有被时间吞噬的地衣，都能在另外一个宇宙苏醒、沉睡、苏醒。”恐怕，面对父亲和村庄正在赶来的“黄昏”，我给出的结尾固然有文学色彩，但终是一句空话。（《地衣——李村寻人启事》，李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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