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上半年我们大家一起承受了非典SARS的冲击。我从北京到大连，大连到武汉，武汉到长沙，长沙到佛山，漂荡了大半个中国。
金秋时分，父亲与母亲从佛山北上，游览江南。其中的重点之一，是父亲的原籍高邮。回来后，母亲写成《江南游记》，遍寄亲友，还引发了一些讨论。
今年5月，我去高邮参加纪念汪曾祺逝世廿周年活动。活动的尾声，去拜访汝佑叔祖、俊梅叔祖母。他们拿出了母亲当年游记的打印稿。同去的苏北兄翻看之后，很感兴趣，嘱予回京后帮找电子版。
于是我又找母亲要到了这篇游记。发出来给有兴趣的朋友看看。那年母亲57岁。而今天，正好是伊71岁的生辰。
祝妈妈生日快乐，身体康健。
一股巨大的寒流在电视、电台和报纸聒噪了几天之后终于到来，浸蚀着江南大地。当我们下午乘上常熟到高邮的大巴时，已是北风呼号、冷气袭人，气温比早上在沙家浜时又降了七、八度。据说还会降至C氏2度。我把随身带的衣裤全部穿上，还是感觉寒风透骨。记得几天前，在岳阳我还穿短袖裙子时，曾尽情嘲笑过带一大堆衣裤的杨先生，厚衬衣四件、棉毛裤三条、长裤三条，毛衣、毛背心、体恤衫、厚呢外套……，笑他谨小慎微，象个套中人，笑他每次如此，白当搬运工却悔而不改。先生老实承认这是在他父亲影响下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出门在外，物事齐备，宁多勿少。这一次先生成了大赢家，我却只好“不听老人言，必定受饥寒”了。我决定一到高邮先买衣服。先生宽容慷慨地说，他可以为我提供毛背心和棉毛裤。想起先前的嘲讽，我有些不好意思。
汽车走走停停，一路捡客、上货（在车站购票上车的就我们三、四人，其余全是捡的。捡客可议价，收入想来是归司乘人员，否则不会一路喊着叫着招揽乘客）。一会儿要加油，一会儿又维修，罗罗索索直走了5个多小时，到达高邮地界时窗外已是一片昏黑。最要命的是这辆可恶的大巴违约，在高邮的高速路口扔下我们，说是有出租车可搭乘进城，就径自开往淮安去了。
拖拉着行李，在刺骨的寒风冷雨中我们两眼一抹黑，方向都不辩。这段高速公路刚建成，还未通车，路灯都有一盏没一盏的，哪有什么的士可搭。正无计可施，见不远处驶来一机动三轮，我们赶紧招手，喊叫着迎上去。车夫是个跛脚残疾人，能说会道。说是进城还有近20公里，路不好走，但他保证送我们到高邮宾馆（市委第二招待所，我们准备投宿之地），说雨天寒风，生计难讨，大家都很辛苦，残疾人尤甚，说要我们给30元，就当是支援支援残疾人……。能有车进城就行，何况残疾人也的确不易。没讲价，我们上了车。又来一小伙子，三人加行李挤坐在狭小的车箱里。车厢没门，两片破帘子垂落在已断掉的铁丝下端。三轮一开动，透骨的冷风夹带冷雨直往车厢里灌。我们已将身体缩成一团，仍然冷得瑟瑟发抖……。这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寒冬腊月，我和先生顶风冒雪站在无篷卡车上回富顺探亲的情景：雪风刺骨，吹得头、脸生痛，几乎被冻僵的手已抓不牢车栏杆，脚也好象失去了知觉站不稳，人就在车箱里摇来晃去，我们拉扯着，咬紧牙关忍着、熬着……，那时我们正年轻。
三轮车终于行至城边，却停下了。残疾司机说话大变，说他的这种机动三轮没有入城证，进不了城，他会为我们另找一辆进城的车。这在广东叫作“卖猪崽”。但广东被卖的乘客不需另出车费。两车司机就原车票费自行协商分定。这里不然，残疾人要我们付他30元，进城车费另付。我们不服，和他论理，他还是老话，一个劲地说：就当你们支援支援残疾人啦，就当你们做好事啦……。明知受了欺诈，我们也不想再与他纠缠，黑灯瞎火、苦雨凄风，赶路要紧。又花15元，搭一健康人的小面包车到了高邮市委第二招待所，已经晚上8点多钟。
住定，冒雨上街找吃的。历史文化名城高邮在汪曾祺笔下古朴美丽、繁荣富饶。而我第一眼见到的雨中的高邮却显得穷困贫寒、满目萧条，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县城：没有宽阔的马路，穿梭疾驶的车辆；没有霓虹灯闪烁的茶楼商厦，灯红酒绿的豪华餐厅；没有热闹的街市、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繁华城镇的喧嚣，也没有现代都市的风貌。大街小街都冷冷请请，路面不平，灯光昏暗，商店关门闭户、几无行人。几家餐厅饭馆门庭冷落，正待打烊。雨越下越大，我们只想找一面店，吃上一碗热汤面充饥驱寒足矣。但不行。高邮人说要吃面得早上，晚上没有卖面的。奇怪的习俗！最后走进一家快关门的夫妻小饭店，将就着吃了些饭菜。
高邮是鼎川先生的祖籍，当然也是他表叔汪曾祺老先生的故乡。鼎川祖上杨氏之家，是近代高邮书香世家。汪老的生母就是杨家女儿。杨氏高祖做过朝廷命官，曾祖一代为官乡里，祖父兄弟七、八房，都各有作为。战乱时纷纷迁徙他乡，后代子孙已不相识。七、八年前从安徽回到故里的汝栩叔父尝试清理、续写杨氏家谱，才知道“汝”字辈，“鼎”字辈的杨家后代几十人散落全国各地，多未谋面，更无来往，留在高邮的也就三两家。鼎川接受访查、录入家谱后，扬州电视台（扬州辖高邮）还专程到佛山采访，为他拍了个人专集，收入《天南地北扬州人》栏目。电视播放后，在高邮、扬州地区有些微影响。这次鼎川的研究课题“沈从文汪曾祺比较研究”中有些问题需进一步查访、考证、核实。还有些材料和意见需要与汪曾祺研究会和纪念馆的学者交流。因此先生这次学术考察的重点之一就是高邮。
已是第三次返回祖籍了，鼎川与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市文联、汪曾祺研究会和一些亲戚都有联系，事先打个电话，请他们找个车接一接，安排一下住处想来也是可以的。但我和先生素来不愿给人添麻烦，但凡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惊动别人。饭后回到住处，才和文联的陈其昌先生联系，他是汪曾祺研究会的负责人之一。听说我们到了，他很高兴，说定第二天就在我们住处见面交谈。
次日早餐后，陈先生和市委宣传部许部长（汪曾祺研究会秘书长）来到二招。他们竟然都是踩着28圈的旧自行车来的。我有些诧异——两位都是有职有权、有身份的人呀，如此清廉、简朴，这让我从另一侧面感觉出高邮和高邮人经济的窘困。两位先生很热情地欢迎我们回到家乡。谈话很亲切、自然，也很随意，象老朋友一般。从骤然降温20度的天气谈到对高邮的第一印象，高邮的经济、文化、教育、交通，谈到高邮风土人情，生活习俗。说到汪曾祺，我很直率但也有些冒昧地发议论：高邮对汪老的宣传力度不够，本地人也不知道汪曾祺。昨晚送我们来二招的汽车司机就说他是高邮人，但不知道汪曾祺，也没听说过。而湘西的凤凰城里，沈从文却是妇孺皆知的。见两位先生面有苦色，自知唐突，赶快转弯道：当然，凤凰不能和高邮比，它毕竟是偏远小县，发展建设靠名人出效益。再说，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他们也承认宣传很不够。但宣传需要资金投入，没有钱，想做的、该做的许多事情都做不了。于是，话题转到汪曾祺研究会的活动，纪念馆建设的具体问题上。了解到他们确实举步维艰，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深表同情和遗憾。交换过有关汪曾祺研究的一些问题和意见后，先生把复制的1994年他在北京汪老家中采访汪老的两盘录音带和两盒湖笔送给他们。磁带是汪老谈当年的西南联大和他自己一些作品创作思考的录音资料。非常宝贵，送给汪曾祺纪念馆留存。湖笔是我们在湖州为他们选购的小礼物。然后一起去汪老纪念馆。代步的交通工具仍然是旧自行车和满街都是，抬手即可招来的人力三轮车。
汪曾祺纪念馆设在高邮最著名的古迹游览圣地——“古文游台”里。
文游台，是筑于高邮东山顶端的高台建筑。登高眺望，可东观禾田，西览湖天。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秦观少时曾习学于此，后因苏轼为官湖州时曾过高邮与当地先哲、文人学士孙觉、秦观、王巩等在此会聚，饮酒论文、吟诗作赋，故得名“文游台”。在陈、许两位先生陪同下游览了秦观读书台、古四贤祠（明代专为纪念苏轼、孙觉、秦观、王巩而建造）、盍簪堂（四壁嵌有《秦邮帖》，为清代嘉庆年间高邮知州师兆龙集苏东坡、黄庭坚、米元章、秦少游、赵子昂、董其昌等名家书法，由著名金石家钱泳勒刻而成），参观了《高邮上下五千年》、《龙虬庄出土文物》和《高邮历代名人》等展览。这些都是很好展现高邮历史文化的窗口。
汪曾祺纪念馆建立不几年，现在还称 “陈列馆”，因旧式屋厅不够宽敞，容积窄小，汪老生平事迹的好些内容和一些遗著、遗物都没法陈列展示。馆长说不久会扩建馆舍，增大规模。一进陈列馆，迎面就是一尊汪老的齐胸雕像。面目形态酷似，缺少的是眼神中那睿智的精灵气，而这正是汪老的特质。表现不出这一点，我以为，这件雕塑作品就不算成功。
离开古文游台前，我们在高大的秦观石雕像旁，与这位“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北宋大词人合影。对秦少游，我印象很深的是文学史上载，其堪称词坛巨擘，婉约派词人的代表，最善吟愁弄恨，人称“古之伤心人”。他能将一个“愁”表现得丰富、形象、精妙绝伦、变化无穷。我曾为“凌宇书店”的员工作“文学欣赏”讲座，讲到秦少游善写“愁”时，列举了他词中表现过的多种“愁”：“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写流动的愁），“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写飘落的愁），“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写生长的恨、无尽的愁），“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写浩瀚无边的愁）……。较之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愁，秦少游的愁描绘得更细腻、精妙。古四贤祠里有秦少游生平的详细介绍：……才识渊博却仕途坎坷的淮海居士曾任太学博士等官职，后屡遭贬谪迁徙，生活凄凉、环境荒漠，郁郁惆怅。待到昭雪之时却因中暑而亡于返京复职的路上。史书记载：因得昭雪，故含笑而卒。时年52岁。我不禁为一代名词家一生的凄厉际遇和英年猝逝而惋惜良久。
中午市委宣传部宴请，就在招待所餐厅。酒菜丰盛，规格不低。许部长还邀请了高邮教育界名流、前高邮师范校长、原高邮县副县长朱延庆夫妇、一位江苏知名漫画家陈教授、一位扬州晚报女记者，还有两位我不记得何名何职的先生同席。陈其昌先生也在坐。都是当地文化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大家相逢愉快，畅谈豪饮一通。话题很广，涉及汪曾祺的尤多：汪老坎坷复杂的生活经历、阅历，几年前的笔墨官司（改编《芦荡火种》为《沙家浜》未署原作者名之事）、老先生生前几次返回高邮及身后情况种种，其趣闻逸事多多。我发现，与汪老接触多了，太熟悉、太了解汪老的人，谈到汪曾祺，赞誉、敬佩、仰慕之情往往隐去，代之而现的是亲切、随便、甚至还捎带着揶揄和调侃。似乎汪老就是他们身边一普普通通的、有情趣、有嗜好，也有怪癖的老头。
下午汪老的妹夫金先生来访，一同去看汪曾祺故居。金先生一家就住在故居里。故居的房屋还有一部分被人占住着。为收还、培修、恢复汪曾祺故居，金先生四处奔走呼吁，很费了些力，但到现在，事情还没多大进展，地方上的矛盾错综复杂，要办成一件事，比想象的难得多。在金先生家翻看《汪曾祺书画册》，真有爱不释手的感觉。画册系汪老去世后子女整理挑选，自费出版的，印数很少，都分赠给了亲朋好友。所幸鼎川先生也藏有一本，回佛山后定要好好欣赏。在我看来，现代作家中，能写诗，善作画，会书法，散文、小说、剧本、评论文都上乘的全能人才，汪曾祺可算第一！
离开故居，金先生又陪同我们去探望刚去世不久的汝栩叔父的遗孀。汝栩是鼎川隔房叔父。五十年代就读人民大学历史系。能写会说，才华横溢。五七年打成右派，几十年挨整受压，生活清苦、学业荒废，郁郁不得志。晚年勤奋写作，病榻上也笔耕不止，留下了许多反映高邮历史文化变革、风土人情习俗、社会现实弊端、以及个人情感、生活经历回顾、反思的好文章。我们与叔父曾网上通信联络，读过其中不少。有些文章已发表，有些还“待字闺中”。而汝栩叔叔最后的遗愿，就是将这些文稿结集出版（自费），留给世人。婶婶是叔父当右派发落安徽时娶下的农村妇女，目不识丁，但跟随叔父多年，熏陶出了些文化气，叙事议事条理清晰，且深明大义。她目前最大、最急迫的心愿就是实践她对去世叔父的承诺--尽全力为他出书。对此事，鼎川自然责无旁贷。这次来高邮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商议、落实出书的具体事项。
晚餐由市文化局做东，设宴松风餐厅。此餐厅门面、装修都不入流，但据说其淮扬菜在高邮却极负盛名（品尝之后，果然不错）。请来作陪的也都是文化圈里的人，汪曾祺纪念馆的馆长即在其中，陈其昌先生仍然陪同。大家互作介绍、热情寒暄。局长姜先生年近五十，性情开朗。其夫人是位教师，风致清雅、谈吐不俗。另几位先生也都为儒雅之士，学文习文，于当前文学热点均有见地。宾主随意交流、谈笑风生，频频举杯、细细品菜。淮扬菜肴，确实美味可口，然席间漫谈所闻之趣事，所长之见识，较之美味，尤为难得。
从常熟出发到高邮，风雨交加的天气就一直紧跟不离。上午晴了半日，下午又是风疏雨骤。踩着东一洼水西一滩泥的三合土路从松风餐厅回到招待所，已经九点多钟。鞋也湿了，衣也湿了。我冷得不愿再出门，只想赶快洗洗，躺到床上去看书。鼎川即需抓紧时间，去看望另一位隔房的汝佑叔叔。
汝佑叔和婶婶很热情地接待鼎川。叔叔学水利，武大毕业，为结束夫妻两地分居从南京调回高邮，在自来水厂一干就是几十年。婶婶姓任，是位桃李满天下的退休教师，教中文，现在还受聘兼课。性格热情开朗，说话爽直友善，行事快捷果断，完全不象六十多岁的人。一边闲聊，一边就打电话安排、联系各种事项。一个多小时内搞定了第二天下午送我们去扬州的便车、中午请我们吃饭的餐厅，邀请了她的几个得意门生作陪，又电话责成她女儿在扬州接待我们，安排住处、找导游……，电话空挡中还和鼎川讨论中文教学问题。鼎川很有感于婶婶的热心、周到和办事效率。汝佑叔则静坐一旁，始终微笑着，看着婶婶忙活，只间或插一两句话。相比之下，叔叔性格的内向、随和、温厚，及不主外事的特点一览无遗。鼎川回到二招，饶有兴致地讲述了这些，还带回一件婶婶的呢大衣借我御寒。
次日早起，天仍下着绵绵细雨。先生陪我就近游览几处名胜古迹（秦游八景中较远的魁楼、净土寺塔、镇国寺塔、龙虬庄遗迹等只好留待以后）。先参观了王氏父子纪念馆（清代训诂学、音韵学、经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故居），然后去古盂城驿（明代京杭大运河旁一处重要的水马驿站，高邮又名盂城），秦邮亭（秦始皇公元前223年所筑建之高台，设置之邮亭，“高邮”之名由是而来。如今全国秦邮亭存留的仅两处）。最后登上京杭大运河河堤，在细雨中观光、漫步。
运河大堤很高，站在东堤上可以俯视高邮全城。确实如秦少游诗中所言：“吾乡如覆盂，地处扬楚脊”。高邮的别称“盂城”便由此得名。运河河面开阔，水面远高过堤下高邮城地面。波涛滚滚、水声哗哗。让人一下想起刘欢气势雄浑、音调高扬的唱词：“大河哦，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朝北斗啊……”，只是，大运河不向东而是向北流。河面上几艘货轮（这么大的一条古运河，不知现在何以只运货不客航）正乘风破浪向前进，不时发出一声低沉厚重的吼鸣，划破雨雾天空，传向很远，很远……。
运河西堤外便是我百读不曾一见的，方圆800平方公里的高邮湖。静静的，白茫茫的一大片水域，烟雨蒙蒙之中，无边无际。汪曾祺在散文《我的家乡》里这样写高邮湖：“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淼淼（湖上常常没有一艘船），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是的，这正是我眼下看到的、感觉到的高邮湖。尤其是湖里那大片大片的芦苇荡，一望无涯，寂静而辽阔，朦胧而神秘。我几次听高邮人不无自豪，又有些愤愤地说：“要说芦苇荡，真正的芦苇荡在我们这儿，在高邮湖里！上万亩哩！沙家浜，那算个啥？！”确实的，较之高邮湖，沙家浜的芦苇荡，那算个啥？！骗了我几十年，都是汪老的错！
沿着运河大堤，我们一直走到御码头。我一路思忖，高邮这地方确实不错，鱼米之乡，古朴秀丽。历史源远、文化悠久、人杰地灵、大家辈出。不说明代散曲家王磐、清代经学大师王氏父子，单就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这地方就够意思了。而眼下却不然，经济萧条、交通不便，处处落后被动。和先生论起原由，根子当在地方领导。其它不谈，就高邮得天独厚的京杭大运河、高邮湖、芦苇荡等自然经济、旅游资源；盂城驿、龙虬庄、秦邮亭、文游台、天山汉墓群、王氏故居、古邗沟、魁楼等59处名胜古迹；驰名中外的麻鸭、双簧咸鸭蛋、董糖、茶干（一种豆制品）等特色食品，如果得以充分开发利用，着力发展旅游经济、旅游文化事业，高邮当不复今日之高邮。
汝佑叔和婶婶请吃午饭的餐厅，我已不记得名字了。好象是交通局下属单位所开办。环境设施较“松风”餐厅要高出一头。叔叔婶婶及其儿子媳妇、婶婶的得意学生（如今已是文教系统各部门领导），加上我们共十余人把一大圆桌围坐得满满的。仍然是特色浓浓，味美可口的淮扬菜，各色品样，精致丰富。先凉菜，再热菜，最后上汤。汪曾祺散文里赞叹过的凉碟：火腿、变蛋（松花蛋）、双黄咸蛋、风鸡、酱鸭、油爆虾、荠菜、春卷都品尝到了，还有清蒸高邮湖大闸蟹（不知比阳澄湖的如何？据说畅销全国的阳澄湖大闸蟹，也是各地蟹收购到阳澄湖放养十天半月速成的）。
这餐饭吃得很热闹，除了品佳肴，就是 “吃话语”了，而且“吃”的是文学专业话语：也许是婶婶事先在她学生中作了宣传鼓动，也许是在座的有些人看过或听说过扬州电视台《天南地北扬州人》栏目中鼎川的专集，大家居然把鼎川看作学富五车的资深教授（这让杨先生汗颜至今），不断地，有备而来地提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请教”。我真怕杨先生招架不住。好在时间不长，好在提出的都是先生研究课题涉及到的，和平时就比较注意的文学热点问题，好在先生多年执教，练就了较强的语言表述能力和解答问题的应变能力。在我看来，所有问题的回答，都还让人满意。
午饭后我们搭坐婶婶联系好的市人民银行便车，告别大家，告别高邮，奔向扬州。
不怕小就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