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汪洋 本刊主笔
人们一般认为自信的人往往更加可靠，实验结果同样也支持类似的说法。比如让不同的人念出同一段令人怀疑的内容，人们更容易相信那些吐字清晰有力的声音。同样，基于“一致性”，使得人们更容易下意识相信那些自信的人。
此外，有自信、有主见、能决断也是某种领导力的外显。
然而，沃顿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凯瑟琳·M·斯查尔安德教授收集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的过去20年的会计记录以及执法记录，结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欺诈执法记录和心理学常识，发现表现过于自信的高管更容易卷入欺诈案件。
过度自信的高管容易将企业困境解释为时机不对或暂时运气不佳。为了让企业脱困，他们的一些欺诈行为就成了斯查尔安德教授眼里的“无路可退”的选择，通过会计手段掩盖企业短期内糟糕的表现，避免利益相关者将企业目前的处境看成未来表现的信号。
这种唱“空城计”的做法，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开始就存心欺诈，而是他们眼里的一种“计谋”。反过来说，如果经理人曝露公司眼下的困境信息，或者欺诈行为被揭发，都极有可能导致公司迅速走向衰败。
如果企业表现的确好转，“盈余管理”可能不被人发现，如何面对这种行为，这是哈佛商学院教授巴达拉科所论及的一个领导力难题——道德准则是否灵活。
道德准则僵硬的人，往往难以应对变化，也意味着缺乏足够的领导力。
但是如果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恶化，经理人只能继续调节账面盈余，最终，他们能做的只剩下伪造文件和各类会计凭证，让报表好看一点。过度自信的高管更容易就此一条路走到黑，他们既容易将企业困境归咎于时运等外因，又往往把握不好“润色账面”的分寸。
对账面偶尔进行“盈余管理”，在斯查尔安德看来，只是一种“纯真的欺诈”，他这样说似乎在实现困境面前，承认了这种做法在道德上的复杂性——它的本意本非欺诈。
而当高管们发现他们自己左右为难，逐渐地倾向于使用欺诈手段来掩盖前一阶段所作的“盈余管理”，那么就成了彻底的欺诈，因为这是“主动欺诈”。就如同谚语所说的，说出一个谎言，需要一百个谎言来遮掩它。
研究者也发现在涉嫌欺诈的企业中，限制所有权、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构成等企业管理模式与对照组企业的管理模式相比，均没有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看似严谨的管理制度并不能防御自信的高管走向欺诈。
而比较欺诈组和对照组（诚实的企业），前者在包括分红、资本结构和税收政策方面都会涉嫌从决策层面作假。涉嫌欺诈的企业分红次数往往很少，金额也较低，甚至根本不分红。
有意思的是，与此相应，“研究样本显示，高风险、高增长，变化迅速的行业面临更严重的特殊风险”，“这些行业对自信的高管更具吸引力。”不过，斯查尔安德教授认为这些行业中出现较多的欺诈行为是因为欺诈的回报远高于其他行业。
综合性公司的规模较大，所属工厂较多，产品的品种、规格多样化，产品产量比较大，其主导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这类大公司和迅速发展的行业一样，都是欺诈案件的高发区，因为“股票收益率的剧烈波动是导致高管涉嫌欺诈行为的重要原因”。
除去有欺诈倾向外，自信可能导致某些高管在某些情况下做出错误决策，这属于“自欺”。
在面试高管时，自信常常是选择高管时的唯一选项，其他说服面试者选择他的各种所谓理由往往被他的自信所扭曲过的，斯查尔安德教授认为，自信甚至不能成为主要的考察项目。
如今，更多的研究发现，自信和乐观的领导者更有可能做出被认为是糟糕的决定，但总体来说，他们也拥有在任何企业走向成功的资本。“你得认识到自信，虽然有它积极的一面，也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反之，某种意义上，不太自信的人更容易客观地看待外部世界，遇到困境时倾向于自省。这样的人作为高管，在公司处于困境时，也不大会简单把困境归因于外部时机不对，而更多地会向内看。
那些生活态度“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人，在中国古籍，包括历史典籍中，常常被视为或者说被实践证明是具有伟大领导格局者的一种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