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8年，受金融危机、财政赤字、反恐战争和威胁变化等因素影响，美军武器装备建设在项目设置、采办机制和技术预研上，进行了重要调整。在奥巴马的2个任期内，军费开支一度保持“9·11”事件以来逐年攀升的势头，于2010财年达到创纪录的6910亿美元。但随即因美军逐步退出两场战争而连续削减，探底至2015财年的5604亿美元。直到2016财年的5803亿美元和2017财年待批准的5827亿美元，军费预算才又小幅上涨，但未来5年也不会有明显增长。总体上看，美国国防支出所占联邦支出比重在未来10年仍将缓慢下降，甚至跌破二战以来最低水平。军费削减给武器装备的采购和研究开发造成了实质性影响，美军各军兵种不得不进行压缩取舍，以维持武器装备的最低战略需求。
项目设置
美国军费减少的长期根本原因是经济衰退、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总体上看，军费削减将会抑制美国的军事行为可能，且美国在未来冲突中将会尽量避免卷入大规模地面冲突，更多依靠空中和海上力量。奥巴马任期内的武器装备项目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在军费削减背景下，陆军规模结构和空、海军装备建设所受影响最为直接。总体上看，虽然2008年美国陆军的军费预算曾远高于空军和海军，但大都归结于海外突发行动费用，未来几年的陆军预算将低于空军和海军。在奥巴马任内，陆军装备的主要采办项目集中于装甲车、多用途战术车和直升机，军费削减对陆军的最大冲击来自旅战斗队数量的大幅裁减而非装备。
相比之下，空军和海军虽然员额压缩幅度比陆军小，但由于是技术密集型兵种，因此许多先进武器项目面临资金不足压力，不得不压缩采购数量或推迟列装。以美国海军为例，舰艇总数在奥巴马任期内始终维持在280多艘的历史低位，未来5年也很难达到2014年《四年防务评估》设定的306艘和2017财年国防部设定的308艘。其中，“福特”级航母、“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弗吉尼亚”级核潜艇、SSBN（X）型潜艇、LX（R）两栖舰的造价未来将更加昂贵，造舰成本将成为海军的巨大难题。以空军为例，2014财年共有5032架飞机，同样属历史最低水平。当前空军装备的主要缺口出现在轰炸机、加油机的更新换代和情报监视侦察飞机的数量。未来的主要缺口将出现在F-15和F-16大量退役后，F-22和F-35短时间内无法弥补的数量短板。
二是在军费削减背景下，武器装备项目不再寻求全面升级换代，而是普遍遵循“够用”原则。美军传统上一直把武器和技术优先于人力，坚持以质量换数量的原则。然而在军费缩减的压力下，各军兵种不再追求性能代际上的跨越式发展，而是转而聚焦现有装备的升级延寿，如海军陆战队由于CH-53K直升机的生产被推迟，只能继续延长CH-53E服役年限。美国陆军也持续将服役超过50年的CH-47“支努干”直升机翻新升级至最新的CH-47F。因此，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美军的装备和技术将很难实现整体质的飞跃，但美军的战争潜力和动员能力不会受到根本损害。
三是在军费削减背景下，作战理念的变化导致武器装备项目的适用性和重要性发生变化。21世纪之初，美国一度享有稳固的全球领导力和军事主导地位，但“9·11”事件使小布什政府把全球战略重点从大国分歧转为反恐怖主义，并直接影响到以后十余年的美国军事战略定位。随着奥巴马任内美军逐步退出“两场战争”，美国把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威胁定义为“2+2+1”，即俄罗斯、中国两个大国，伊朗、朝鲜两个敌对国，以及“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极端暴恐势力。其中，除国家间战争和恐怖活动外，国家行为和非国家暴力交叉掺杂的“混合”冲突模式成为新的现实威胁且难以应对。
在这一背景下，美军最初为应对高端不对称战争而研发的武器装备项目，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太适合当前最紧迫的任务需求和作战目标。以意图取代“佩里”级护卫舰的滨海战斗舰为例，美国的最初想定是靠航母战斗群掩护滨海战斗舰近海作战。然而目前来看，由于对手反击能力的提升，美国的航母编队在更多情况下要远离近海以保证安全。滨海战斗舰在失去空中掩护的条件下，暴露出吨位小、造价高、生存力差、自卫能力弱等诸多不足，也很难单独应对中低端威胁，因此建造数量不断被削减，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最初的判断出现了误差。
采办机制
美国国防采办机制的效率和浪费问题一直为人诟病。在这一问题上，奥巴马总统任内的4位防长，以及3位分管国防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副防长，都无一例外地表态支持进行国防采办改革。试图通过优化采办结构和程序，维护美国在技术和军事上的统治地位。过去8年美军采办机制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签署《武器系统采办改革法》，旨在用更高的国防采办效率筑牢国家安全的工业基础。2008年，美国政府审计署在一份审查报告中指出，国防部95个最大的采办项目平均进度拖期两年，总超支额约3000亿美元，造成开支浪费的主要原因包括缺乏监督、更改指标、竞争不充分等。为此，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签署了《武器系统采办改革法》，旨在增加政府监督，杜绝采办浪费，限制成本溢出，避免项目延期。首先，法案规定最大限度地减少非竞争性合同，节约政府资金。如果一个项目的成本多年连续增长，就应对该项目进行“根本原因分析”。如果不能证明项目价值，就应当立刻中止。其次，法案鼓励加强竞争，要求设立成本评估与项目评估经理职位，以确保提供公平数据，防止武器采办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力争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好武器。再次，法案试图大力整治国防部中的采办官僚主义，要求在武器系统采办的开始阶段开展更多的系统工程和测试工作，并警惕同一防务公司的不同部门既向政府提供武器系统项目的咨询又参与开发该项目。
二是利用《国防授权法案》，加强各军兵种的采办权力。当前，美军大多数采办项目的里程碑决策权由国防部副部长兼采办执行官肯德尔直接掌管。在2016和2017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美国国会尤其是参议院均积极表态希望改革国防采办的上层决策机制。首先，国防部向各军种部下放职权，授权各军种部采办执行官作出所有非联合项目里程碑决策。各军种部必须为超出成本限制的项目支付3%的处罚金，这笔处罚金将由国防部长办公室管理用于特殊的研发项目。其次，参议院提议取消负责采办、技术与后勤的副部长，将其职责拆分为两部分：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和负责管理与保障的副部长。原来负责采办、技术与后勤的副部长办公室，将改为负责采办与保障的副部长办公室，同时新任命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再次，设立一个新的首席技术官负责先进技术与创新，并让国防部长办公室的人员聚焦发展面向未来的前沿技术。虽然以上方案目前遭到国防部官员反对，认为国会过度干涉国防部管理，但代表了未来的改革趋势。
三是通过《年度国防采办系统评估报告》，反思查找问题不足。自现任分管国防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副防长肯德尔就职以来，已发布4份《年度国防采办系统评估报告》。旨在通过跟踪分析2009年国防采办改革以来军费投入的增量变化，检验改革措施是否带来预期效果，并为下一财年的军费预算提供参考。由于改革措施的效果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才能逐步显现，所以此份报告能够在更加充分的时间维度上对比改革前后的军费开支状况。据最新的2016年报告显示，国防采办的整体良性转向确实已经发生。这种向好的态势不仅发生在具体的项目合同层面，而且还发生在国防产业和政府效能层面，并辐射到劳动就业、企业成长、文化传承等社会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