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在过堂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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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家都在议论贾敬龙案。关心法治，这是民众的觉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可能有许多人已经淡忘了杨佳。因为杨佳被执行死刑已经过去8周年了。
杨佳案很简单：北京小伙子杨佳在上海租了自行车，被上海巡警误认为是偷自行车的人，冲突中（或者叫执法中），杨佳的生殖器被毁。杨佳从拘留所出来后，做了一点准备，于2008年7月1日闯进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杀死6位、砍伤1位警察。杨佳于2008年11月26日上午在上海被执行死刑。
我当时曾发博文：《要充分利用杨佳的死刑》：杨佳被判死刑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在杨佳被判处死刑的同时，上海市公安局分管局长、分局局长等人都应该在杨佳执行死刑的案件上受到严厉的处罚，肇事警察必须开除。这样的处理，既抑制了作恶，也处理了引发恶的源头，使得社会变得安宁，使得案件合法、合纪、服众。可是，那是周永康时代，警察太强势了，根本就不可能处罚警方！
贾敬龙案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是个大难题。不杀，中国可能会冒出一批杀村长的人；杀吧，民众总觉得心里很堵……“恶人治村”是1989年后治国不力形成的糟糕的局面。如果没有村里的强拆，如果没有导致贾敬龙失去未婚妻，贾敬龙何苦去卖射钉枪（也要花钱啊），颇费周折去枪杀村主任何建华？
但和周永康时代不同的是，贾敬龙案，从最高院核准死刑，到下达执行死刑令相隔了不短的时间，没有采取速战速决的伎俩。我猜想，这期间最高院肯定很犹豫，很头疼，多次讨论……最后才做出执行死刑的决定。
法学界的专家们多次上书，颇为悲壮的“刀下留人”的呼吁。尽管最后贾敬龙还是死了，但这样的呼吁没有死，必将对中国的法治进步起到推动作用。
贾敬龙案之所以纠结，我认为是犯案时间的尴尬。要是在周永康时代，根本用不着这么复杂，贾敬龙早就执行死刑了；如果是十九届三中全会以后，也就是说此案如果发生在2018年，可能贾敬龙也不会枪杀何建华主任。或许说，贾敬龙即便是枪杀了何建华，也是在另外的情境下发生的。
对于贾敬龙案最终解决，我猜到最高院会做出执行死刑的判决。没有办法，社会转型期，核准死刑到执行死刑的时间缓冲过程就算已尽到最大努力了。
这就是社会转型曲线的节点上的事情，贾敬龙案就出在节点上——因为社会变革期，都怕承担政治责任。有能力决定此案的人，谁敢站出来说：此案不能判死刑。因为这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可能会被对手当作把柄。从这方面来讲，我又理解了这样的判决。因为贾敬龙案毕竟和呼格案、聂树斌案有本质和时间区域的区别。
但作为平民的我，还是站在呼吁不杀贾敬龙这一边。因为贾敬龙确实很委屈，甚至很冤枉。公平公正问题不解决，今后还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哀莫大于心死，心死必定找垫背”，只不过下一个贾敬龙可能不需要等判决了，他在“办”完事情后，就顺带把自己给“办”了。
有些人肯定会觉得我任何事情都喜欢发表一通评论，真够烦的。甚至会问，你真关心过贾敬龙吗？
我要说的是，6月17日，当我得知给贾敬龙死刑复核律师费募捐活动的时候，我是最早捐款者之一，捐了2000元（这种事我一般不会说的，何况也只捐了2000元，但现在又不得不说）。
请原谅，我是一个平民，人微言轻，能力有限，对贾敬龙案，能做、能说的就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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