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重法，并对法/法治实施的重要性、必要性进行多方论说。学者们认为，法家所谓的法治只在刑、赏二字，管子以号令（禁止令行)、斧钺(刑)和禄赏为治国三器，表述的正是这种思想。（参见梁治平，第23页）事实上，《管子》之法远不止于刑、赏二字，其在工具性、效果性论证基础上，对法的必要性、正当性进行了本原性论证，使法获得了上达于“道”、依据于“理”的本原根据。
《管子》首先从功能和效果方面对法及法治的重要性进行论证。《管子·禁藏》提到：“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法是施行于天下的通用的标准尺度，是君主用来解决争议、判断是非的工具，是关乎天下百姓身家性命的根本。《管子·七臣七主》又提到：“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令三者都是法，具有振兴事业、震慑暴虐、确定名分、止息纷争、宣布国家意志的作用，是建构国家秩序的工具。《管子·形势解》从民心、民情的角度倡言法之性质：“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管子极言法之于治国如此其急也，而其指归则凡以正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使国家之秩序，得以成立而已。”（梁启超，第12页）《管子》关于法的论证又以所谓概念隐喻的方式进行，例如“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七法》），又如“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明法解》），再如“法者，民之父母也”（《管子·法法》），等等。这种论证，“不是要把法律变成统治的纯粹工具，而是统治的根据”（汪太贤，第165页）。此理解揭示出《管子》之法的本原性论证特征。
若深究之，战国时期最具本原性论证意义的当属以道论法的思路。《黄帝四经》之《经法·道法》篇言：“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殹（也）。”法由道生，帛书从道的高度为法奠定了确定不疑的根据，但又面临道与法之间缺少现实联系的问题，乃设定“执道者”予以解决。《鹖冠子·兵政》提出的解决思路是：“贤生圣，圣生道，道生法，法生神，神生明”。此“贤→圣→道→法”的逻辑，虽似解决了道如何生法的现实问题，却又消解了“道生法”的超越向度和理论高度。那么，如何弥合超越与现实、形上与形下之间的思想缝隙？
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僇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管子·心术上》）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引段落之前一段具有经之地位的论述序列中，有道、德、义、礼、法，但是却没有提到“理”和“权”这两个概念：
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未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同上）
此段“经”文提出，“君臣父子人间之事”等政治、伦理关系“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的等级制度“谓之礼”；“杀僇禁诛”的惩罚措施则“谓之法”。虽然可以说，“礼、义、权、法”同出于“道”，都是“道”的社会体现，具有“不得不然”的必然性。（参见胡家聪，第95页）但是，这样的概括忽略了解“经”文字中的核心概念“理”。当然，《管子·心术上》的作者最终也忽略了“理”，以权作为联结道、法的中介，将“道生法”的命题归结为：法由权产生，权由道产生。问题是依照《管子》的论证逻辑，权是否能够成为法所从出的本原根据？
关于“法出乎权”的理解主要有三种代表性主张。一是从“权衡”“权知”角度解释“权”，认为法的制定需要权衡其是否符合道。《管子·权修》篇，尹注：“权者，所以知轻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轻重，然后国可为，故须修权。”（参见刘绩，第13页）“权”具有“权衡”“权知”之意。但是，作为法产生之根据的“权”，应是具有实体性内涵的概念，不能是动词意之“权”。二是认为“法出乎权”所论之“权”，是与尺寸、度量等有关的“权称”，如“权衡者，所以视重轻也”（《管子·禁藏》），“权不能为之多少其数，而衡不能为之轻重其量也”（《管子·明法》）。权、衡是检查和衡量货物轻重、多少的器械工具，具有“不可欺以轻重”的客观公正意义。此意义的“权”等同于具体之法或引申出法的诸多意义，但仍不能作为法之所从出的本原根据。三是从权势角度理解“法出乎权”，如《管子·霸言》提到“权”，具有权势、尊位之意及“神圣之所资”的本原意义。《商君书·修权》言：“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国君之所以能立‘法’，能去‘私’存‘公’，并不是依靠他个人的能力，而是凭恃着他的权势。”（王晓波，第183页）实际上，《管子·任法》是在肯认“夫生法者，君也”的现实基础上，提出“法出乎权”的观念。虽然，国君凭靠其地位和权势立法的观念不具有本原论证意义，但其“权出乎道”的结论又体现出其由法向道、道法结合的思想追求。《管子》既要解决道如何生法的现实问题，又要解决法产生的本原根据问题。
然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在“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的观念中仍然存在着一个理论难题，即“权”本身无法上接道成为法的本原根据。立足于政治秩序论证的思想家，“必须找到一个既与道有紧密联系又与道有本质不同的概念，其既是规则、秩序，又是规则秩序之所本”（荆雨，第66页），这个概念就是“理”。道家老子反对具有规范性的礼，更反对具有强制性的“法令”，所以不需要以“理”来论证法。《管子》等黄老道家则需要通过“理”概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化丰富，强化“法”的合理性论证。（参见郑开，第80页）《管子》的政治理想是道、法之治，其政治哲学的最高根据是道，但在政治秩序构建的背景下，《管子》将思想更多聚焦于兼具本原意义与规则秩序意义的“理”。问题是：《管子》之“理”为什么能够承接道而为法的秩序提供内在理据和证明？
在前引《管子·心术上》的段落中，“理”是联接道、德之枢纽。“间之理者”意谓着，德之所以能使道落实和安居下来（舍），因为其中有“理”。换言之，“理”是道化育万物、使道落实于万物的所以和根本。在《管子·幼官》和《管子·幼官图》中集中出现的“凡物开静，形生理”，赋予“理”以本原意义。此句各注本无解，结合《庄子·天地》篇之“物成生理，谓之形”，可理解为：物在生成过程中内在地包含“理”而成“形”，事物之“形”中既有“理”，亦有道。“理”作为兼具形上、形下意义的概念，“具有连接抽象的形上之道与具体人事作为的关键意义”（陈鼓应，第135页）。《管子·君臣上》篇阐释“理”的内涵及其与“道”的关系：“是故别交正分之谓理，顺理而不失之谓道，道德定而民有轨矣。”“理”是区别社会关系、正定名分秩序的准则，合于“理”、顺于“理”而行便是“道”。道、理（《管子·君臣上》引文中的“道德”应为“道理”）确定之后，人民便有法则、规则可依循。“顺理而不失之谓道”与《黄帝四经》“物各［合于道者］，胃（谓）之理”，语句相似，但深层含义又有差异。《黄帝四经》是以“道”解释“理”，《管子》则是用“理”来解释“道”。此处，“理”成为说明“道”的具有本原性意义的概念。“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一句，胡家聪改为：“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道（原作‘宜’，‘道’之误抄）者也。”（胡家聪，第95页）“理因乎道”意谓“理”源出于道；“义出乎理”表明“理”是秩序所本。总之，“理”在现实的礼、法秩序与超越的道、德之间处于核心及枢纽地位。
内含于事物之中、具形上意义之“理”，因其与道的同构、互释，乃可具有法的本原建构意义。作为衡量和区别事物大小、多少、轻重的器物之法及具体的法则而言，法因其内含“理”而上达于道。进而，“理”与道的差异及其本身所具有的条理、形式、规律、规则等涵义，乃其登上思想史舞台之根本。“理字之古谊原指玉之条理，引申而为一切器物之形式之谊，引申而为变化所遵循之规律之谊，更引申而为变化之所以然之谊，此外复有当然之标准之谊。”（《张岱年全集》第3册，第159页）“理”字从纹理、分界、条辨而扩大为政治秩序之本。韩非子关于“道理”的理解，可为《管子》之“道”“理”关系做一注解。从“理”与道的差别看，“道乃自万物之共同处说，而理则是自客观万物之分异处说”（唐君毅，第6-7页），“理是规定一切的,道是完成一切的”（钱穆，第11页）。在《管子》及黄老道家思想中，“理”的“分异”和“规定”义，是它区别于道的意义之所在，而“理”的条理和准则义，更适宜于论说政治秩序，更契合于法的性质和法的精神。“理”与道的同异关系及其本身所具有的独特内涵，使其能够表现道、承接道而成为法的本原根据。
“理”既具上述之意，“理所当然”地成为《管子》政治秩序构建之本。《管子·心术上》开篇提出“九窍循理”及“殊形异执，不与万物异理”的主张，以心与感官的譬喻方式，主张国家各个职能部门必须循“理”而动，在不同情势之下都不能与万物之“理”相违背。《管子·形势解》言：“以规矩为方圜则成，以尺寸量长短则得，以法数治民则安。故事不广于理者，其成若神。”广，通“旷”，弃绝之意。（参见赵守正，第265页）在设置了规矩、尺寸、法术等具体法规后，《管子》总结道：如果政治行为不弃绝和违背“理”，便会有神妙难测的成功。此时，“理”成为事业获得成功的根本，亦暗含着“理”是具体之法的总结、具体之法是“理”的表现之意。《管子·形势解》言：“以其理动者，虽覆屋不为怨。不以其理动者，下瓦必笞。”人的行为是否合于“理”、合于规矩，是其最后获致惩罚与否的关键。总之，可以说，“黄老学的‘自然法’既是‘道’和‘理’分开使用的‘道法’和‘理法’,亦是‘道’与‘理’结合在一起的‘道理法’”（王中江，第137页）。《管子》之“理”联结道、法，建构起具有超越性与普遍性的“道-理-法”的政治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