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作者：马双有
来源：共识网
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谈话，在关键时刻专门表态支持阻力重重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录了这篇讲话，定名为《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邓小平开篇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就这一番平平淡淡的讲话，如一阵春雷震醒了僵化几十年的人心，堵住了汹汹而来的关于“姓社姓资”的议论。更由于他在党内的崇高地位，这篇讲话话可谓一言九鼎，一锤定音，使一度受阻的包产到户的春潮在全国各地破冰前行。
为什么说邓小平的这番讲话的意义如此重大呢?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时的环境。安徽和四川的农民冒着风险偷偷搞了包产到户，尝到甜头以后，在一些大胆的地方干部的支持下，包产到户的浪潮迅速蔓延，大有席卷全国之势。恰在此时，坚持几十年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化的极左习惯势力开始猛烈反击起来，他们以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以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为武器，猛烈抨击包产到户。他们说：“毛主席领导我们搞了几十年集体化，难道就不行了?”“包产到户看产量喜人，看路线愁人!”“这不是走资本主义回头路吗?”“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加上《人民日报》推出的“张浩事件”，舆论一时认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不能动摇，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更有一个难以逾越的坎，就是大家一致认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上，曾明文规定：农村不允许包产到户!更让那些改革派和亿万农民沮丧的是，党中央的现任主要领导，几乎都不支持包产到户。主管农业的王任重、主管宣传的汪东兴、主管经济的李先念、最高领导华国锋，都反对包产到户。德高望重的李先念曾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不是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吗?我们为什么要搞呢?”当时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全国30 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除了少数几个支持包产到户外，绝大多数不赞成。对于偷偷推行包产到户的闯将和农民来说，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风刀霜剑严相逼!
在这关键时刻，假如邓小平也优柔寡断，顾虑重重，一言不发，包产到户的浪潮一定会被遏制下去;如果他也如毛泽东一样，挥舞阶级斗争大棒猛批“单干风”，不仅会让包产到户消弭于无形，还会有一大批干部和群众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复辟资本主义”!
可喜可敬的是，邓小平同志在关键时刻发言了!他不但没有扣“单干风”的大帽子，反而义无反顾地支持包产到户!他现在虽然名义上还不是最高领导，但是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后，已经成了实际上众望所归的最高领袖。他以历史上形成的巨大威望，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不顾那么多省委书记、那么多中央领导的反对，表达了支持包产到户的讲话。当然他的讲话是深思熟虑的，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的，也是经过几十年的对比观察、自信能代表广大农民的心声的。
这真是历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广大农民希望包产到户，而多数省委领导、中央领导反对包产到户，在两者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邓小平站在广大农民一方。假如支持错了，假如事情搞糟了，邓小平必然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成为众矢之的!(当然，陈云是支持包产到户的)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派出大批的工作队和调查小组，深入各地农村，进行大规模地调查研究。他们一定要用事实真相平息争议，化解矛盾，消除笼罩在人们心头的疑云。他们深入各家农户，来到田间地头，反复征询各地农民们的意见，不断了解大集体和大包干前后的对比变化，这才真正摸透了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了解到邓小平的讲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接地气”之上的。我们的党中央这才恍然大悟，下决心清理了以前的错误政策，连续发了几个“中央一号文件”，使被压抑了几十年、争议了一年多的包产到户，以合法的光明正大的身份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开去，并且生根开花，结出硕果 。
包产到户实行头一年，就解决了过去30多年解决不了的温饱问题，广大农民头一次可以敞开吃白馍，头一次可以把吃了几十年的玉米红薯高粱等杂粮，当作喂猪喂牲口的饲料。被生产队土地捆绑了几十年的农民终于挣脱了枷锁，可以自由支配大把剩余的时间，他们可以搞多种经营，可以办乡镇企业，或进城务工，或下海经商。一步棋走活了全盘棋。包产到户不仅解决了农民温饱，搞活了农村经济，而且推动城市各项事业的发展，使城乡大大小小的市场繁荣兴旺起来。整个国民经济继而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和包产到户政策功不可没!
然而近几年来，一些极左分子抓住现在农村和社会上出现的某些问题，大肆攻击改革开放和包产到户政策。他们说，邓小平推行的包产到户，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是让农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批判刘邓资本主义复辟，不是完全必要、非常正确的吗?他们说，“要吃米，找万里”，是人为制造的谎言;小岗村人带头搞分田是他们懒惰，现在已经走入了死胡同;现在“三农问题”这样严重，土地不得不进行流转，就说明包产到户政策已经失败，最起码也是过时了。
因此，他们在为文化大革命招幡扬魂的同时，一次次向党中央“建言献策”：要求党中央发文，立即收回农民的土地，把农民组织起来，恢复人民公社集体化，让广大农民重新走上“纯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当年的包产到户的推广，是先有广大农民在下面背着各级领导偷偷摸摸分了田，后来形势越闹越大，在上面争论不休的时候，邓小平才表示支持。是下面的农民以自发地包产到户的既成事实，倒逼着中央不得不放宽政策，承认了包产到户是合法行为。怎么能说是邓小平“带领”或“逼迫”着广大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开始推行包产到户的时候，有些省份或犹豫观望，或顶牛不干。邓小平也没有强力推行，而是一再说，我们可以等待他们转变，可以等他一年两年。后来看到大势所趋，本省农民也强烈要求包产到户，他们只得放手让农民遂其所愿。这可能有“逼”的成分，可能有个别干部极左思想严重，违背农民意愿，迟迟不愿推行，受到了处分，但这实在不是邓小平武断强逼，而是亿万农民的要求吃饱饭的强烈愿望在逼迫他!个别集体经济发达、干群一致不同意分田的大队，如南街村、刘庄村、华西村等，就一直没有实行包产到户，邓小平也没有给他们扣什么帽子，而是照样称他们是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先进典型，他们的领导几乎都是邓小平时代的十几大党代表、全国劳模，享尽风光。在包产到户之初，中央明文规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大多数想分就分，大多数不想分就不分，当时有口号说“你走你的阳关道，他走他的独木桥”。这怎么能说是邓小平“强力推行资本主义”呢?
至于有人建言，要党中央发文件收回责任田，再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人民公社集体化，走“纯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完全是极左分子的痴人说梦!且不说党中央领导一再表示不走回头路，单说这违背人心的事，党中央会做吗?当年的分田，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现在凭什么要强行从农民手里收回土地?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党中央历任总书记都要亲临小岗村，向全国人民表示政策不会变，先是“三十年不变”，后又说“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的口号早已扎根农民心里，党中央怎会出尔反尔随意改变呢?
现在农村出现的“三农问题”，一些地方出现土地流转和种粮大户问题，绝不是包产到户的失败，而是包产到户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农民自愿的情况下，在政府的扶助、引导下，会通过调整、改革不断加以解决。谁如果胆大妄为，逆历史潮流而动，嚷嚷着把农民的土地收回，搞人民公社集体化，必将被碰得头破血流!
据说济南有一群极左分子聚会，在声讨了一番“资本主义复辟”的危害性，讨论了一番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的纲领后，他们集体到大街上游行示威，赫然打出的横幅标语是——“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他们的目的和意向很明显，要推翻现行的改革开放和包产到户政策，重走30多年前人民公社集体化时代的老路!据说他们的极左的行动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干涉。可以肯定，他们的极左言行根本行不通，不仅会受到广大农民的唾弃，那执掌权柄的中央领导集体会为之所动吗?
当然，那些极左分子一定不服气，他们不相信毛主席开辟的人民公社康庄大道现在就行不通!他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发表言论，为人民公社招幡扬魂。在此，我想给这些极左分子支个招：你们不遗余力大造舆论，何不付诸行动?
现在的农村管理十分松散，多数农民几十年连乡长书记都不认识，村干部对农民的去向和土地的种植管理不闻不问，整个农村是一盘散沙。那些极左分子可以乘虚而入，派出大量工作队深入这些农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把贫下中农再组织起来，恢复人民公社体制，建立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选出队长、会计、保管、记工员，集体出工，集体经营，集体分配，早上出工高唱《东方红》，上午齐唱《公社是棵常青藤》，下午收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晚上开会齐唱《三面红旗迎风飘扬》。干不上三年，保证让大家都过上南街村、华西村一样的共产主义生活。咱们订立合同，签字画押……
三年以后，你们那极左工作队确实悄悄地把无数的乡村建成了南街村、华西村，农民们都过上了天堂般幸福生活，简直是“祖国山河一片红”，然后忽然亮出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是摈弃了包产到户邪路政策，坚持走纯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大搞人民公社集体化，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就!这样一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你那“集体化”自然就会席卷全国。党中央和亿万人民不仅不会责怪你们这些极左分子，你们还会成为人民公社的功臣，有的会成为全国劳模，有的会成为十九大代表!
可爱的极左先生们，你们敢这样做吗?
上面只是开个玩笑，量那些极左分子没有一个人敢派工作队到乡下搞人民公社集体化。他们只能是在一些舆论工具上煞有介事地发表一些早已被淘汰的奇谈怪论，在宏大的进行曲上制造一点“杂音”罢了。
一些极左分子之所以敢公开叫嚷“纯正的集体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我们的中央领导和一些农业改革家，在支持包产到户的同时，往往把“集体经济”“合作化、集体化”也点缀其中。好像搞了包产到户，就可以推动集体经济的发展;大包干也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有些人抓住“集体”字眼大做文章，来反对包产到户政策。
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又说道：“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包产到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具体说来，要实现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们欢迎的机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
农民们都知道，包产到户以后，生产队的所有财产，包括土地、房屋、牲口、农具等等，几乎全部分给了个体农户，生产队延续了几十年的集体经济，几乎一夜间全部消失;大队和生产队大大小小的干部全部自动卸职。这时候再谈“发展集体经济”“高水平的集体化”，早已是明日黄花，无人理睬了。
但是，邓小平在这个讲话里一再提出要发展、巩固集体经济，只要生产力发展了，集体经济自然就巩固了。不知是不了解下情，还是沿袭过去的思路。而当时中央派出的大量工作队反馈上来的意见也和邓小平的相近：农民们都欢迎包产到户，推动了集体经济的发展。
这些观点分明与实际不符，为什么领导和专家们却都这样说呢?
愚以为，这可能是好心的领导和专家，为了抵御“资本主义大棒”的进攻，故意用“集体经济”字样做障眼法。邓小平、专家和农民们一个心思：只要把地分了，农民们自主经营，粮食打得多了，什么都好办了。他们都知道，农民们把打下的粮食都拿到自家里，交够国家的，提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他们已经和生产队的集体经济没有任何瓜葛，他们也不需要从集体经济里取得什么了。至于一些农民建的个体企业，几个人合伙办的集体企业，都和集体经济没有什么关系。大队、生产队以前办的企业、商业，也都承包给了私人。在农民的眼里，哪里还有“集体经济”的影儿呢?我们以前搞集体经济搞了几十年，我们在里面吃不饱，穿不暖，受尽辛酸，不得自由，想起来那个“集体化”就胆战心寒，我们还要什么集体经济呢?
当然，从理论上讲，包产到户当然有诸多弊端，如个体户不利于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小块田不利于机械化、电气化，私人经营不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等等。随着农民温饱的解决，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农民种地条件的变化和生活需求的变化，将来的农村肯定会出现许多专业农场、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养猪大户、粮食加工企业等等，机械化、电气化、集体化的程度会越来越高。有人不喜欢种地，喜欢到城里打工，就把土地转让给别人，他在城里过得也不错;有人喜欢种地，不喜欢去城里打工，他就在农村接种大量土地，成为种植、养殖大户，光景也比城里不差。大量的农民，农忙时回来种地，农闲时出去打工，也能在农村建起新房，甚至也能在城里买起楼房。这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所有这一切，必须是建立在农民自觉自愿自发的基础之上。任何人如果还像上世纪50、60年代一样，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农民统统“组织起来”，强迫农民把土地交出来，走什么“道路”，搞什么“集体化”，必然会遭到亿万农民的强烈反对，也必然会遭到历史的淘汰!
还是邓小平说得好。他在支持了包产到户、强调了集体经济后，又在这篇讲话中说道——
“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愿望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上吗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
一个结合具体条件，一个符合群众愿望，只要坚持这两条，农村就不会出乱子，那些极左言论就无法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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