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来可以有美好未来：
整体来看，全球人口分布情况可以参照一百多年前，麦金德提出的“世界岛”理论，他也是陆权说的提出者。
他的理论是地缘政治学的核心学说。
麦金德认为，亚欧（有时算上非洲）大陆实际是完整的大陆，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75%，自然资源占地球的50%。谁控制了东欧-中亚广袤的中心地带，就控制了这个“世界岛”，随之也就控制了世界。
除此之外，美洲大陆（南北美）、大洋洲仅为次中心和次大陆，其重要性无法与“世界岛”相比。
世界各国的地理分界线始于自然地理分割线，主要包括地形、降水量、温度分割线。
这一点，中国、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均有这种特征。
自然地理分割线会影响人类的迁徙，人口密度分布基本也与自然地理分割线吻合，从而进一步形成人文分割线。
这也就产生了经济活动、都市圈、通勤等一切人类活动。
各国的人口分布情况也显示，人口在地域上的分配不均是正常现象。
人口聚集的地方，就产生了财富。
整体来看，人口聚集地形成的大城市，都是该国经济发达地区，如日本的东京、大阪，美国的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欧洲的伦敦、巴黎等。
人口的迁入对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了解人口分布情况至关重要。也正因为此，东亚、东南亚、西欧、北美也成了投资者们最热衷的目的地。
其中，西欧和北美经济发达、制度成熟，而东亚和东南亚新兴国家众多、经济发展快，都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投资地点。
对全球和主要国家的人口分布有了整体概念，便能了解哪里经济更活跃、有活力。
人多了，对于住房的需求会增加；人多了，人们的消费需求就会水涨船高。
总之，人多的地方更容易产生财富。
香港就是这样的典型，虽然正经历必须的阵痛，但前景依然美好！
可是，有些废物就是不愿意吃苦，没有耐心，还剑走偏锋，去干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甚至以身试法去犯罪……
1948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接连告捷之时，英国朝野就开始不安了。他们很担心已经强占了一个多世纪的香港，难以继续高挂米字旗。1948年12月，港英政府颁布了《香港防卫军条例》。
在许多人看来，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日子快要走到头了。当时港英当局认为，丢失香港只是早晚的事，他们已经准备了“文”、“武”两手来应对香港之变，但这些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正如1949年4月30日香港总督葛量洪在给英国殖民地大臣琼斯的绝密电报中所说的：“如果共产党人愿意夺取香港的话，英国将无力保卫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4日，广州解放，英国占领下的香港门户洞开。四野邓华所部的十五兵团继续前进，10月17日到达香港北部边界。香港总督葛量洪后来回忆说：“1949年10月，共产党的军队到达了我们的边界，我们一直都向伦敦咨询，尝试预测那些军队抵达边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是一鼓作气解放香港，还是让它暂时留在英国手中？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做出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策。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和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党中央的这个指示实际上为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指导方针，即香港问题是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之一，必须取消，但又属于“解决时机尚未成熟者”，因此，“不可急于去解决”。
由于处理香港问题的特殊性，新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不宜公开宣布，只能以暗示的方式向港英政府传达“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向。香港两家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的报纸承担了这一特殊任务。
1949年2月9日，香港《文汇报》在《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中指出：“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目前为止，从没有一言一动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胁决不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对国内反动政权，不得已而用战争解决。
至于对外关系，除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且始终不放手者而外，决不至无端与其引起严重的纠纷。即使有应予修改调整之处，也会先就外交途径求其解决。”2月17日，香港《大公报》又以《乐观香港前途》为题发表社论说：“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不如一些人所想像那么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第二，中国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展望未来，香港应该与中国大陆建立良好的联系，尽量发挥其物资集散交通衔接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荣”。
这两篇社论以一种非正式的途径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持香港现状、保持其稳定的意图。中共中央还通过秘密途径向港英政府提出3项条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第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只要港英政府能很好地遵守这3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这3项条件合情合理，英国政府欣然接受，并与中国政府约定，此约内容秘而不宣。
1950年1月，在中英举行建交谈判的过程中，毛泽东基于“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指示周恩来：“请周(按：指周恩来)复：胡阶森（按：英国临时代办）来时应与谈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而不要谈收回兵营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指示驻港工作人员，我们暂时不收回香港，不是放弃香港，也不是撤出香港，要长期生根，坚守阵地，支持国内工作；要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的社会制度不同，这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
1972年10月，周恩来会见英国客人时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的。”这就是说，在时机未成熟时，中国仍要对收回香港进行必要的耐心的等待。
“暂时不动香港”，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策
毛泽东向英国表示的“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
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了解新中国内外政策时，毛泽东向他耐心说明中共的立场：
“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若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一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决定。”
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港澳问题的政策，这是解放战争后期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酝酿的结果。
十余年后，毛周再次成功处理了香港问题。
香港爆发“五月风暴”
20世纪60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也不断增多，社会冲突时有发生而此时，中国内地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掀起，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与内地一水之隔的香港，很自然受到波及。1967下年5月，以浦岗人造花厂劳资纠纷为起点，爆发了一系列反英抗暴斗争。从5月到8月几乎遍及香港各个工厂部门的数万工人举行了多次罢工·后来升级为武装冲突·有51人死亡，800人受伤，5000多人遭拘捕，港人称之为“五月风暴”。这是港英当局在香港统治时期所遇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
事情一发生，中国政府就密切关注并及时作出了反应。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面交了中国外交部声明。声明对港英当局镇压香港中国工人和其他居民的行动表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宣布中国政府和七亿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香港中国同胞的正义斗争，并要求英国政府责成港英当局立即接受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向受害者道歉，赔偿一切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英国政府却并不理会，反而扩大了镇压行动，还向香港增派军事力量.到5月底，已有6艘英国军舰开到香港·5月肠日，载有数十架飞机和几百名士兵的航空母舰“堡垒号”也到达香港。
英国政府的这一强硬态度，以及港英当局的所作所为，给中央文革小组找到了借口，作为“文化大革命”指挥部的中央文革小组，凭借他们取得的权力，打着最“革命”的旗号，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他们对我国政府早已制定下来的对香港的根本战略方针视而不见，却紧紧抓住这个事件进行煽动，企图博取全国人民的好感。
5月25日，受他们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火药味极浓的评论员文章，说，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中国人都一笔一笔的牢记着，向英帝国主义进行总清算的日子，是一定要到来的。
6月2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英帝国主义本身也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它必将被香港同胞的伟大革命风暴所粉碎。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非常明确地发出了改变我国政府对港根本战略方针的信号，社论号召:“港九爱国同胞们，进一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勇猛地向着万恶的英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吧!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香港的命运取决于香港爱国同胞，取决于七亿中国人民。”这个社论实际上传递了中央文革小组已作出的决策，要在1967年这场反英斗争中，对港英当局作出总清算，结束英国在香港的统治。
后来，《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鼓动香港“左”派针锋相对，坚决反击，并号召全国工农兵和一切革命群众，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用实际行动支援香港同胞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局势日趋紧张，冲突也不断升级。
特殊问题特殊处理，周恩来急忙“散热”
从40年代末以来，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及香港的实际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十分冷静、慎重地对待香港问题。我国政府对外的公开表述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暂时维持现状的特殊政策，事实上就是指明在香港回归实现以前，要有足够的耐心容忍香港暂时由英国统治的现状，一切事涉香港的问题需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而不宜直接介入。
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身负总理之责的周恩来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就十分慎重。5月24日和27日，在约外办、外交部和港澳工委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时，他强调在香港问题上同港英当局的斗争要严格遵循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他批评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提出的过“左”的口号和采取的极“左”做法。6月上旬.他又两次约请有关负责人谈这一问题。
6月24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到香港问题时，他说：香港九龙历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英帝国主义对香港爱国同胞的残酷迫，决心根据形势的需要，给予香港同胞以一切支，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他的讲话基调与前一时期《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明显不同:《人民日报》的基调是要利用香港“左”派掀起的风暴对英国在香港的统治进行总清算，因此这次运动的最后目的是推翻港英政权，而周恩来的讲话则把香港“左”派斗争的目的限制在反对港英当局在这次事件中的严重迫害上，并不对港英殖民统治算总帐。因此，长期实行的保持香港现状的战略并不改变。这个重要讲话，实际用意在扭转《人民日报》6月3日社论的错误导向。7月10日，在听取黄永胜汇报广东问题时就香港问题说:“香港不同于澳门，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香港的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不能急，搞急了对我们不利。”
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周恩来说:“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
由于《人民日报》一系列文章的影响，香港动乱局势愈加不可收拾，到7月31日为止，被捕入狱者已达5000多人，并且在广一东与香港边境地带也出现紧张状态，发生了流血事件。与此同时，北京发生了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夺外交部大权的严重事件。8月7日.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煽动他们夺外交部大权。
次日，王力将8月7日的讲话内容分别向江青、陈伯达汇报，江、陈均表示支持。中旬，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并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在王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前驻印尼临时代办姚登山率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姚登山当了十几天非法的外交部长，接着发生了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对外关系的事件。在香港问题上，外交部“造反派”逼迫周恩来同意向英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碟，还要求中央陈兵边境。
8月20日，中国政府对港英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和最后通赚。但港英当局没有理会。
8月22日，北京红卫兵和一些群众组织采取了极端行为:万人围攻英国驻华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国代办。这一粗暴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中英关系，给中国政府造成了很大的被动和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长期在港积累的广泛浓厚影响和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中英关系陷人低谷。
8月23日凌晨，得悉这一消息的周恩来大为震惊，急忙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及夺外交部大权提出严厉批评。他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夺外交部权)，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8月25日，他派杨成武立即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交给杨转送毛泽东。
8月26日，听取汇报后的毛泽东对杨成武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还在王力的讲话上批写‘大、大、大毒草”。杨成武回到北京，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决定。周恩来立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决定，当场逮捕王力、关锋。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陈伯达才被迫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由周恩来负责。周恩来迅速整顿外交部，纠正了几个月来在处理香港问题上的极“左”方针。
9月初，毛泽东下令停止进行对抗港英当局的暴力斗争，从9月开始反英活动大大减少，香港局势很快缓和下来。
香港“五月风暴”是在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发生的，是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趁机利用的结果。周恩来在困难的处境中，没有动摇“‘暂时不动香港”的决心，也没有放弃保持香港边境平静和社会稳定的正确政策，他千方百计排除极“左”势力的干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抵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加以补救，将“文化大革命”对香港的消极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因而，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中，香港只有几个月出了麻烦，1967年末立即平静下来了，并开始逐渐走向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