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乔治：
长时间未复，怠慢了你的精彩来信。学期临近结束时受到你的来信，那时我真的疲惫不堪，忙于上课、考试，无暇顾及其他事情。不过来信仍然使我深受触动。我把它随身带到意大利，一遍一遍地阅读，想找一个配得上它的时间写回信，但这一天一直没有到来。我多次提笔回信，但每次写得都似乎太琐碎，像俄国人说的“seutlivo”——尽是些匆忙写就的句子，零乱的和散漫的，既与这个主题不相称，也与你对这个主题的言词不相称；你的来信激起我好多思绪，我不能仅仅因为不知道从何说起而沉默。因此，如果我这封信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过于零乱，与你的主题不相称，还望海涵。我将只管往下写，并希望能顺利写完；如果浪费你的时间，请见谅。
首先我必须说，我认为你所讨论的东西，不仅在这个主题中是核心性的，而且，是某种我无力言说的东西。着可能是因为我不愿面对那个关系一切的根本的道德问题。但是一旦强迫自己面对它，我就不仅认识到，像我原来那样试图绕过它是胆怯的，而且认识到，事实上它乃是我象行并且是深刻地信为真的东西；而且，一个人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你做了非常清楚也非常深刻的说明，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所持的态度，取决于他的整个道德观念，也就是说，取决于他所相信的一切。
让我来试着说明我所谓的道德问题是什么；你说（原文就不引证了）每个人都有一个弱点，阿克琉斯之踵，利用它，这个人就可能被造就成英雄、殉道者或乞丐。此外，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你认为西方文明是建立在这样一条原则之上的——处心积虑地操纵人类，以致让他们去作出那些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会怎么样，他们就会带着恐惧与厌恶而退缩的事情。不管别的什么东西被允许或禁止，精确地依此原则行事，将是一件有可能摧毁全世界的令人发指的行为。整个康德式道德（我不知道天主教徒的态度，但新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和高尚的无神论者相信它）就在于人“以自身为目的”；关于这个神秘措辞，人们嘴上说得太多，不再需要去解释它。它的涵义似乎在于：假定每个人都拥有选择做什么、成为什么的能力，尽管他的选择范围可能很狭窄，尽管受到他控制之外的环境的阻碍；在这种意义上，人类的所有爱与尊敬都依赖于有意识的的动机这种属性；所有文明据以彼此思考与行动的范畴、概念，如善、恶、正直及缺乏正直，他人的尊严与荣誉（我们绝不能侮辱与剥夺），整个诸如诚实、动机的纯洁、勇气、真理感、敏感性、同情、公正等的观念丛，以及与之相反的观念丛，如残忍、错误、邪恶、粗鲁、鲁莽、腐败、无情、空虚——所有这些我们据以思考别人与自己、评价行为与采纳目的的观念——都将会变得没有意义，除非我们认为人能够通过深思熟虑的选择行为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唯有这种行为使得高贵者高贵，牺牲者有价值。
整个这种道德，在十九世纪特别是浪漫主义时期最为辉煌，它隐含在基督教与犹太教著作中，但是在异教世界很少有表现。这种道德依赖于这样一种观点：当人使自己于世界相对抗，不顾后果为理想牺牲自己，甚至当我们认为他的理想是错的且后果是灾难性的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钦佩诸如此类纯洁的动机，也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或至少是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许是值得为之而战而不是弃之不顾的事情——当某人放弃物质上的优裕和名声等等，为了成为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的见证人，而不管我们会认为他是多么错误或狂热。我并不是说我们崇拜激烈的自我否定，宁愿自动选择绝望的狂热，而不要节制或开明的自利。当然不是这样；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认为这种狂热之举即使在误入歧途时也是动人的。我们始终在敬仰它而不计算后果；我们至少能理解所有的藐视行为在某些人——例如卡莱尔、尼采、列昂季耶夫与法西斯主义者——那里所具有的美学光芒。我们认为只有这些人才不愧为人，不让自己被动地或沾沾自喜地被自然或历史的力量推得太远；我们只会把这样一些人理想化，他们有自己的目的，为此接受责任，为此付出代价，有时甚至付出一切；他们有意识地、勇敢地为他们认为好的，即值得为之生存并最终值得为之去死的任何东西而活着。
这听起来就像陈词滥调，但是，如果它是真的，它当然就是那最终拒绝功利主义的东西，也是在我们这种文明中造就出黑格尔、马克思这样一些畸形叛徒的东西。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有名章节中，伊凡•卡拉马佐夫拒绝那个以折磨一名无辜儿童致死为代价而实现的幸福世界。对此，功利主义者，甚至最文明与仁慈的功利主义者能说些什么？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放弃以那么低的代价——即将一个，只是一个，无辜者的生命牺牲掉，不管多么残忍——购得人类那么大的幸福，似为不智之举；那不是以一个灵魂对抗众人的幸福吗？不过，当伊凡说他宁愿退票时，没有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会认为这是铁石心肠、疯狂与不负责任的；虽然从边沁到黑格尔等一长串人物可能会使人们变成小说中大法官的支持者，但是疑虑仍然存在。
伊凡•卡拉马佐夫不可能全然被驱逐；他代表文明所有人说话，我觉得这是你的观点，是你的乐观主义的基础。我认为你所说的，如果我有头脑或深度我也想对自己说的是，不存在任何一种功利主义的天堂，也不存在任何一种未来的、巨大的有机整体的永恒和谐的许诺，能让我们接受把人仅仅当作手段的做法——也就是矫治他们，直到他们被早就成这样的动物：他们之所以行动，不是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实现不管多么愚蠢或绝望却至少是他们自己的希望，而是为了只有我们这些控制者才能理解的原因——我们为了我自己的目的任意地扭曲他们的灵魂。苏联或纳粹实践的可怕之处并不仅仅是不幸与残忍，因为虽然这是非常糟糕的，却是历史上经常产生的，而且无视它的明显的不可避免性可能真正是乌托邦主义的体现。他们的可怕之处不在这里。真正使人吃惊且无法描述的是这种场面：一帮人如此干涉与“控制”其他人，以致这些“其他人”执行这些人的意志时竟不知他们究竟在做什么；他们因此失去作为自由人的地位，甚至根本失去作为人的地位。
在历史上，当一支军队遭受另一支军队杀戮的时候，我们可能受这种屠杀的惊骇而成为和平主义者；但是当我们读到儿童，或就此而言，成年的男女，被纳粹装上火车，运往毒气室，说他们将迁至一个更快乐的地方时，我们的恐惧就需要一种信的维度。为什么这种也许事实上减轻了受害者痛苦的欺骗，在我们心中唤起一种无法描述的恐惧呢？我说的是这样一种场面：受害者带着对他们的恶运幸福的无知，在他们的施虐者的微笑之下前进。肯定是因为我们不能忍受这样一种思想：人类的最后权利已被否定，者最后的权利是知道真相，至少依被处决者的自由来行事，能够根据他们的性格（至少作为人，并拥有选择的权利）带着恐惧或勇气面对他们的毁灭。用自己的权力控制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以这种那种办法扭曲他们；通过在看守者与牺牲者之间建立不平等的道德条款了摧毁他们的人格，借口看守者知道牺牲者的所作所为，从而摆布他们，也就是把他们仅仅当作客体而不是其动机、观点、意图都具有内在价值的主体（通过摧毁他们拥有相关的观点与观念的可能性）——这乃是对人类选择的可能性的否定，因而是根本无法忍受的。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肆无忌惮的东西更使我们震惊？为什么一个人要想如此令人厌憎地完全控制另一个人，即使根本是无意的（如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常常很好也很残酷地上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舅舅的梦》中）？毕竟，牺牲者可能宁愿选择不承担责任；奴隶在其奴隶状态下可能幸福。当然，我们不只是因为其对行动自由的否定厌恶而厌恶这样一种对自由的毁坏；在剥夺人的这种自由能力方面，还有比这更可怕的；这就是对于圣灵的真正侵犯。只要善的可能性——这样一种状态：人为着自己的缘故自由地选择、无私地追求目的——仍然开放，任何事情都是可能忍受的，而不管他们可能经受多大的苦难。当人据以行动的东西失去其所有道德价值，行动在他们自己的眼里完全失去道德上的重要性的时候，选择的欲望也就被摧毁了；这就是你所说的通过把他们变为乞丐的办法摧毁他们的自尊这句话的含义。这是最恐怖的，因为在这样一种情势下，没有任何一种有意义的存在：没有任何事情值得追求或避免，生存也已经失去理由。我们羡慕堂吉诃德，如果是这样，那是因为他对善事充满激情，而他是悲哀的，因为他是疯狂的，他的努力是荒唐的。
对于黑格尔与马克思（可能还有边沁，虽然他可能对这种并列感到震惊），堂吉诃德的行为不仅是荒唐的，而且是不道德的。道德就在于行善。善在于满足一个人的本性。只有能满足人的本性的东西，也就是“未来”无论如何都要发生的东西，才是人应该毫不犹豫地支持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某种终极的意义上，失败是错误地理解历史的标志，是选择注定要毁灭而不是注定要胜利的东西的证据。而选择注定要毁灭的东西乃是“非理性的”，而既然道德乃是理性的选择，而尝试选择必将灭亡的东西，便是不道德。道德与善便是成功，失败不仅是不幸的，而且是邪恶的，这种令人震惊的学说，既存在于功利主义的核心，也存在于黑格尔与某些“历史主义”的核心。因为，如果那是从长远来看能够给人带来幸福的最好的东西，或者是与某种神秘的历史计划相一致的东西，那么，的确不存在任何“退票”的理由。如果在新生的苏维埃，人人比其前辈幸福（即使是就很久之后而言），或者历史或早或晚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注定要产生于苏联人相似的人，假如这种可能性合理地存在，那么，反对这样一种人将不仅仅是愚蠢的浪漫主义、“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而且最终是不负责任的。我们至多能够争论说苏联人事实上是错的，苏联式的办法并不是产生这种合意或不可避免的人类的最好办法。但很明显，我们强烈拒斥的并不是这些事实问题，而是这样一种观念：存在这样一些场合，在其中某人有权以不正当的手段，为了被控制者一旦认识到控制者的所作所为将可能反对的目的，来控制和影响其他人。
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间作出区分，也就是说，不管关于历史规律的真理如何，我们都否认这样一种权利：无限制地驯服人类；我们可以进一步否认这种观念：“历史”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授予我们做这或做那的“权利”；否认某些人或群体仅因如下原因便合乎道德地有权要求我们服从：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执行了“历史”的命令，是它选择的工具、它的药方或皮鞭，或在某种更大意义上是“Welthistorich“（世界历史的）——巨大、无法抗拒、乘着未来的巨浪，超越我们微小、主观、没有理性支撑的对错观念。今天，许多德国人，我敢说还有俄国人、蒙古人、中国人都感觉到，承认完全沉入足以撼动世界的大事件中，参与他们觉得值得放弃自己的历史事件，与称赞、诋毁、沉溺于资产阶级的道德说教相比，显得更加成熟：历史必须被这样称颂，这种观念正是那种摆脱道德选择负担的可怕的德国方式。
当然，如果把这点推向极端，这种学说有可能废除所有教育。因为，当我们不需征得他们同意就把孩子送进学校，或以其他方式影响他们时，我们不是在“驯化“他们，把他们像一块泥土那样“捏制”吗？我们的回答肯定是这样的：所有的“捏制”都是邪恶的，如果人类天生拥有选择的能力于理解世界的手段，这样做便是一种犯罪；既然他们没有[天生的能力于手段]，我们只是暂时地奴役他们，因为我们担心如果不这样，他们就会遭遇来自自然与人类的更坏的恶运，而这种“暂时的奴役”在他们重语能够自己做出选择之前，便是必要的邪恶——“奴役”的目的绝非反复灌输服从，而是其反面，即发展自由判断与选择的能力；然而，如果必需，邪恶应得到保留。
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坚持这种“教育”不仅对于儿童，而且在相当时间内，对于整个民族也是需要的。国家逐渐消亡与个人生活的不成熟是一致的。这种类比是似是而非的，因为人民、民族既非个人也非儿童；而且，在允诺促进成熟方面，他们的实践与他们的表白并不一致；也就是说，他们在撒谎，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知道自己在撒谎。从教育无助的儿童这个必要的邪恶出发，这种实践变成了严重得多且毫无理由的邪恶，它要么建立在错误地描述我们所说的善恶又错误地描述世界的本性和事实本身的隐喻上。因为我们，站在我们一边的人，关心人民的自由甚于关心他们的幸福；我们情愿他们选择错误而不愿他们一无选择；因为我们相信除非他们选择，否则他们既不会自由也不会幸福——在这些状态值得拥有的任何一种意义上；“值得拥有”这个概念预设了对目的的选择，预设了自由偏好系统；而对它们的破坏正是如此令我们惊恐的东西，它比遭受最极端的不公正还要坏，因为在后一种状态下，仍然有可能知道它们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就是有可能行使对它们进行谴责的自由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