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我变成一头野兽。我穿上了橘色的囚犯服。我的身体被链条缠住。我的手脚被戴上镣铐。我几乎无法动弹也无法呼吸。我是一头被捆绑的野兽。我是一头掉进陷阱的野兽。
昨天晚上，他们把我关到一间单人牢房。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气味，我几乎要被熏到晕倒。没有窗户，只有一道极小的裂缝，我从中隐约看到一个阴暗的院子。还有灰尘、争吵声、尖叫声以及不间断的狗吠声。这是一个噩梦。而且我又饿又渴，我特别渴，我已经8个小时没有喝过水了。在一条简单的广播找人之后，我的生活突然天翻地覆。
首先就是这条广播找人的消息。
国泰航空的空姐用甜美的嗓音和地道的英式口音传达了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无关痛痒的消息。这个温柔的声音却宣告了一个灾难的开始：“ 请皮尔丘其先生下飞机时先到机组人员这边来。”
我所乘坐的这架波音777刚降落在纽约机场的跑道上。
我在黎明时分离开新加坡，又在香港中转，经过一段长达24小时的行程，我已疲惫不堪。
2013年4月14日正好晚上20点整。驾驶员的时间掌控的十分完美。飞机到达机场时，这个声音开始回响。
我是不是应该留个心眼？虽然我已经习惯了长途飞行，但我当时还是因为时差而脑袋昏昏沉沉的。在45岁高龄，我先后在阿尔及尔、曼彻斯特、香港、北京、温莎（美康涅狄格州）、巴黎、慕尼黑等地任职，现在坐标新加坡。二十年来我在全球飞来飞去，为我的公司奔波。我已经听过这种消息三四次了，要么是提醒我官方约会的时间进行了调整，要么是帮我找回在一次中转中丢失的手机。
因此没有经过特别思考，我出现在航班的领班面前。但这位年轻的空姐却面露尴尬之色。机舱门刚打开，她窘迫而不自然地领着我走向一群在门口等着我的人。有一个女人，有两三个穿着制服，还有两个穿便服。女人礼貌地讯问我确认我的身份，然后命令我离开飞机。我几乎没有时间说出我的姓名，其中一个穿制服的人就抓住我的手臂按在我的腰上，然后迅速地把我的另一只手臂按到我的背上，然后给我戴上手铐：“弗雷德里克·皮尔丘奇，你被逮捕了。”
我震惊到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我就这样任人摆布。之后我总是问自己：如果我没有离开飞机会发生什么？如果我拒绝下飞机呢？若是在我一只脚都还没踏上美国土地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还能够这样轻易地逮捕我？我没有哼一声就服从了。我可能还使他们的任务轻松了。因为我们理论上还在国际区域，在机舱出口的舷梯上同样如此。
当时，我被戴上手铐。片刻后我回过神来，要求他们作出解释。穿便服的两人说他们是FBI的调查员。
——我们只收到一个命令：在机舱出口逮捕您，把您押送到曼哈顿FBI总部。到那里会有一个检查员向您解释原因。
显然他们也不了解更多情况。目前，我应该对这几句话感到满意，跟他们到机场，在两个穿制服的执法人员的护送下，双手被镣铐到背上，宛如一个歹徒。其他乘客的目光让我压力山大。走了几米后，我意识到为了保持平衡，我不得不小碎步往前走。我身高1米83，体重将近100公斤，这让我感到非常滑稽。比起滑稽，我更加感到不真实，好像置身在一部电影中，我仿佛在扮演DSK的角色，两年前，他就像我一样被FBI戴上镣铐困住，痛苦地走在纽约大街上…
我只能在机场跟着他们，在两个制服人员的看管下，像个歹徒一样蹒跚前进。其他乘客的目光都在我身上。走了几米后，我意识到为了保持平衡，我只能小步小步地前进。作为一个身高183、体重100公斤的大汉，我觉得这非常荒唐。更荒唐的是我有种演电影一样的不真实的感觉，好像我是DSK，两年前他也是在纽约街头痛苦地前进，被FBI人员戴上手铐，栽赃陷害……最初的担忧之后我平静下来，相信这是一个误会，这些警察只是带我去找别人，经过几轮查证后，案件就会真相大白，一切都会恢复原状（近年来，肯尼迪机场发生的这种误会与日俱增）。
我的“警卫”直接把我带进了一个小房间。我很了解这个地方，在这里, 美国当局会对怀疑有危险的外国人的护照进行细致检查。2003年，第二次伊战期间, 鉴于法国采取的立场——希拉克总统拒绝参与美军的行动——法国商人不得不在肯尼迪机场等候很长时间，直到美国官员同意让我们入境。
今天，检查更快了。在检查了我的身份证件几分钟后，两名探员将我带出机场，乘坐一辆没有车牌的汽车。显然, 我就是他们等待的人。我是一个“好顾客”。这是个荒谬的故事，他们也可能只是把我和潜在的恐怖分子或者罪犯搞混了。就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呢？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呢？我做了什么呢？
我不需要花太长时间仔细回忆我的生活。就个人而言, 我绝对是无可指摘。我在阿尔斯通工作，这种野蛮的逮捕可能与我的职业有关, 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我飞快地回忆我处理过的项目。自从我10个月前担任锅炉部门的全球负责人以来，我一直在处理新加坡的事务。在我看来，这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可以保持冷静。
但我也知道，阿尔斯通经常因腐败而接受调查，美国当局几年前就已经披露了这一点。事实上，阿尔斯通涉嫌为取得合同而行贿，其中就包括印度尼西亚一家发电厂的合同。我曾经在这个项目上工作过。阿尔斯通聘请了外部“顾问”来确保拿下这个市场。
但这些事情可以追溯到2003年和2004年了，印尼的合同是2005年签署的。已经过去10年了！太久远了。最重要的是，我已经在内部审计时“洗白”了，这是我们的惯例。“洗白”发生在2010年或2011年，我记不太清了，但我确信的是——当汽车驶向曼哈顿时，我开始努力地回忆——两位阿尔斯通聘请的律师曾短暂地对我进行了询问。只询问了一次，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
就我所知，他们认为我遵循了项目组的所有程序规定，没有错误，没有责任。相反，2012年我还晋升了，并因此获得了如今锅炉部门负责任的职位，该部门在全球有4000名雇员，营业额为14亿欧元。此外，2011年以来，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克伦一直打算与中国的上海电气公司建立一个合资企业，这将会是一个世界级的大企业，总部设在新加坡。
天哪！我被锁在一辆汽车里，手臂酸痛。手铐开始割伤我的手腕。我怎么能想到，我仅仅在2003-2005年的印度尼西亚项目中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就遭到这种待遇。我又不是阿尔·卡朋！甚至不是他的手下！我翻来覆去地想各种出路，以及各种被捕的可能原因。调查人员把车停在了路边。
罗恩和罗斯, 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觉得我“表现不错”。很走运。
皮尔鲁奇先生，你很冷静，你没有喊叫，也没有争辩。再加上你很有礼貌，和你这样的人打交道是很少见的。我们会奖励你一朵花的。
他们拿走了我的手铐，把我的胳膊贴在膝盖上，我的双手被绑在前面。这看起来没什么，但所有经历过这种不便的人都知道：这个姿势与把手绑在背后相比舒服多了。今晚交通还算通畅，我们不到四十分钟就到了曼哈顿，FBI总部门口，汽车驶进了地下停车场。我们面对着第一座电梯。警察带我进了电梯，但是是“倒退”着进去的。我看着他们，有点发愣。
从 1999年到2006年, 我在美国工作了七年, 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现在, 我有个疑问: 我真的要倒退着走进这个电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