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铭文”：对基特勒“Aufschreibesystem”的概念解析及其媒介理论再阐释

自上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媒介理论方面，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无疑是继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多伦多学派之后最为重要的欧洲媒介学者之一。令人惊讶的是，作为德国媒介理论的奠基者，基特勒却从未对“媒介”这一概念有过明确的定义，学界通常从传播物质性层面对其做一种静态而抽象的解析，其实践的、操作层面的意涵方面（如时间轴操作概念）（Kittler，1993；Krämer，2006）往往被遮蔽。本文重回基特勒媒介理论的奠基之作 Aufschreibesysteme 1800/1900 ，集中于他在该著中提出的一个关键术语，也是贯穿其整个研究生涯的基础性概念——“Aufschreibesystem”，试图以此为切口对其媒介理论做一重新梳理和阐释，以便打开被学界所忽视和遮蔽的面向，重审基特勒的理论价值和思想遗产。

Aufschreibesysteme 1800/1900 一书初版于1985年，至今已近40年，关于媒介的理论探讨发生了诸多变动。一方面可以看到，基特勒通过他激进的主张奠定了其学术地位，并因其激进风格而饱受争议。另一方面，不论如何，基特勒的媒介理论又无法回避，在论及德国乃至欧洲的媒介理论时，基特勒的理论颇具代表性，以致在各种不同的语境下，大家各取所需，不论是援引还是批判，基特勒的媒介理论在此东拉西扯之下被撕碎，仅留下“物质主义”的躯壳被人张目。特别是当下人们对数字世界“去物质性”的看法，似乎严重削弱了基特勒的解释力。学界感叹基特勒的理论早已过时了，“基特勒之后”的说法也是成为流行词汇（Geoghegan，2013）。事实果真如此吗？或者说，基特勒的物质性理论真相究竟为何？为了解决这一疑惑，有必要回到他在早期著作 Aufschreibesysteme 1800/1900 中，特别是回到对“Aufschreibesystem”这一术语本身的理解中来加以探寻。因为此书及此术语是其理论的奠基之所在。

如众周知，对于该术语，非德语世界的诸多译介往往采用英译本的用语，将“Aufschreibesystem”译为“话语网络”（Discourse Network），这不仅忽视了该术语的德语含义，而且掩盖了基特勒媒介理论的物质性意涵。从根本上讲，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译介问题，更关涉到对基特勒媒介思想核心问题的理解。只有重返基特勒德文原著 Aufschreibesysteme 1800/1900 的具体文本和语境之中，把握基特勒创建并使用该术语之初所具备的意图，对其含义进行深入梳理，才能正本清源，还原基特勒提出并实现这一概念的原意，为打开基特勒的媒介理论提供一个新的窗口。

“Aufschreibesystem”一词取自德国法官丹尼尔·保罗·施雷伯（Daniel Paul Schreber）1903年的著作《我的神经疾病回忆录》，“多年来，他们一直保存着书籍或其他笔记，上面写着我所有的思想、语言表达、个人物品、我拥有的或在我附近的所有物品、我接触到的所有人等等都记录在案”（Kittler，1985：430）。“Aufschreibesystem”在施雷伯那里是与无时不刻不在发生的书写、记录紧密相关的。“施雷伯试图暗示，他在精神病院里所做的和所说的一切都被立即记录下来，任何人都无法避免被它记录，有时是被善良的天使记录，有时是被邪恶的天使记录”（Armitage，2006）。但基特勒并非首位采用该词的学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拉康（Jacques Lacan）在分析施雷伯《回忆录》时曾使用这一概念。拉康在关于精神疾病的研讨会上指出，施雷伯的上帝只知道事物的表面，“只看到他看到的东西。至于里面是什么，他一无所知，但由于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所谓的铭文系统（the system of inscription）（施密根记号系统 système de Schmidgen notation/Aufschreibesystem）写在某个地方或写在小纸条上的，所以他最终会在这种总体化的结束时完全知情”（Schmidgen，2019）。

“Aufschreibesystem”一词被拉康和基特勒先后使用，并在他们自身的定义和理解中被场景化。为了把握该词的使用情况，我们首先来检视它的基本语义。按照德语语法，“Aufschreibesystem”是一个典型的合成词，由“Auf”“schreib-”“system”三个单词/词根构成，“Auf”是一个介词，意为“在……上”，可作为词语前缀；“schreib-”词根为动词“schreiben”的变形，意为“书写”，其派生词“Aufschreiben”则有“写下，记下某事”的意思；“system”是一个名词，意为“体系、系统”，三者合起来可以直译为“书写系统”（牛津大学出版社，杜登出版社，2000/2009：461）。依此含义，英文最直接的翻译应作“writing system”，正如吉尔·帕丁顿（GillPartington）所言：“德语中出现的‘Aufschreibesystem’一词，字面意思是‘system of writing down’（书写系统）或‘notation system’（标记系统）”（Partington，2006）。具体到讨论某一年代的“Aufschreibesystem”时，杰弗瑞·温斯洛普-扬（Geoffrey Winthrop-Young）也使用“writing”一词来描述1800年“制度化和结构化”的“书写系统”（Winthrop-Young，2000）。

相较于“writing”，英美学者在谈到“Aufschreibesystem”时，提及更多的词语是“inscribing”和“inscription”，它们对应的中文为“铭刻”和“铭文”。譬如托马斯·塞巴斯蒂安（Thomas Sebastian）就使用“inscribing”来描述这样一种书写系统，它被用于“铭刻（inscribing）那些原本仅停留在语言、心理或‘大脑生理学的原始汤’的内容”（Sebastian，Geerke，1990）。凯特·马达莱娜（Kate Maddalena）在分析文字媒介的记录方式时，也使用“inscribing”一词，她还多次用到“inscription”，在她看来，“基特勒通过铭文（inscription）和协议赋予文学媒介特权”，而数字化媒介的“调节实践需要离散的、模块化的、非语义的铭文（inscription）来传输”（Maddalena & Packer，2015）。一些德国本土学者在使用英文写作关于基特勒思想的文章中也惯用“inscription”，如亨宁·施密根（Henning Schmidgen）就在其英文论文中直接称呼“Aufschreibesystem”为“铭文系统（the system of inscription）”（Schmidgen，2019）。

从印欧语系的词源角度分析，作为“Aufschreibesystem”中核心部分的德语词“aufschreiben”（书写）与英语词“inscribe”（铭刻）的词根“scrib-”本就同属于日耳曼语词根“scrab-/scrap-”，它们都源于拉丁语单词“scribere”，含义为“用尖头的铁笔刻（eingraben）、画（einzeichnen）、涂抹（auftragen）”以及“命令（befehlen）、委任（ernennen）、确定（festsetzen）、招募（anwerben）”等。其向日耳曼语过渡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借用现象，即“早期的‘命令、决定（anordnen,bestimmen）’和后期的（拉丁字母）‘书写（schreiben）’”。后期的“书写”进一步在英语中演变为“write”，也就是“日耳曼语中铭刻符文的古老术语‘reißen’（刮）”（Pfeifer，2000）。由“刻、画”而来的“铭刻”作为词根的本意，无疑是人类记录、书写方式的根源，这一点在德语词“aufschreiben”（书写）中尤为显著。

还有一种从欧洲语言史角度的解读，即“Aufschreibesystem”（铭文系统）一词的前身是希腊语“απoγρáφεσθαι（apographesthai）”，该词语原义为“铭刻于数据库中”，用法则来自《路加福音》第二章中的圣诞故事，“一开始是恺撒·奥古斯都在做所有皇帝都经常做的事：宣布整个帝国应该被铭刻于一个‘数据库’中”（彼得斯，2015/2021：304）。基特勒援引该词作为其媒介研究的重要支点，想要主张的正是“铭刻”“数据”两个被以往传播学研究忽略的概念，它们与“铭文”直接相关。以上对词根的溯源使“Aufschreibesystem”的词义越发清晰地浮现出来，它的字面含义即为“铭文系统”。支撑该词义成立的古老逻辑来自对铭文所刻之物的强调，没有物提供的表面，刻写行为将无从可能。基特勒使用“Aufschreibesystem”作为标题的一个重要动机，正是他意识到并想揭示出以往研究常常视而不见的东西——一种具有底层支撑性却又被透明化的——传播的物质性。再回到基特勒与拉康思想的联系层面来看，基特勒在选定标题时所受到的影响，正是从拉康的角度来理解施雷伯的角色。这样一个精神病人所引发的关于疯癫与科学之间关系的思考，似乎让“铭文系统”这一概念从精神分析领域迁移到非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Schmidgen，2019）。拉康的精神分析已经完成了发现“疯狂的定义”的非凡壮举（Partington，2006），而基特勒所做的正是接过拉康的旗帜，使其抵达媒介研究的领域。换言之，通过基特勒对施雷伯（拉康式）术语的借鉴，关注的重点将落到“铭刻/书写媒介”及其构建的系统性原则上来。对施雷伯来说，在描述他自己的偏执狂妄想时，“铭文系统”指的是一种“神秘的、产生幻觉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他的想法在出现的那一刻就被即时记录下来。“这种关于自动书写系统（automatic writing system）的提议无处不在，却没有可识别的起点”，更为关键的是“它也是一种人类能动性和准技术‘系统’的惊人结合”（Partington，2006）。

按照基特勒的本意，他试图以这样一种“铭文系统”为基础绘制“物理、技术、话语和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由此可以理解，为何他将“铭文系统”定义为“允许特定文化选择、存储和处理相关数据的技术和机制的网络”（Kittler，1985：502）。基特勒的著作有计划地将他头脑中浮现的不同时代的“铭文系统”勾勒出来，其中就包括在每个“铭文系统”中无处不在的媒介/技术对人与语言的互动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最终形塑历史上不同的认知和理解模式（Partington，2006）。基特勒重新诠释或赋予“Aufschreibesystem”一词更为丰富的意涵的做法“有助于概念化他自己对文化铭文系统（cultural inscription system）的愿景”（Partington，2006）。

一般认为，基特勒的思想来源包括四种学术传统：香农-韦弗的信息论、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拉康的精神分析和福柯关于话语和权力的研究（Gane，2005）。也许，这里还应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文字学作为第五种来源补充进去。之所以把信息论摆在首位，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基特勒信息物质主义主张的着重申明。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基特勒在构想“铭文系统”概念时，就将其内涵的“技术底色”与美国信息学者香农-韦弗的信息论紧密联系起来。在其著作中所做的“文学实验背后的工程或技术模型”，主要“建立在信息源、信息通道和信息接收器，即信息输入、传输和输出基础上的香农理论”（Armitage，2006）。与信息论对基特勒的影响同样重大的是以伊尼斯、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多伦多学派。在他们之前，媒介技术的物质性一直被遮蔽，而他们的媒介分析告诫我们不要掩盖信息存储、传输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这不仅是让基特勒的研究从文学过渡到媒介技术的思想前提，也是基特勒“铭文系统”概念中的一个结构性因素。

基特勒概念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思想渊源来自于他对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借鉴，尤其是对福柯话语理论的沿袭与反思。福柯曾指出“在人们所说及的事物中，重要的不是人们想的是什么，也不是这些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而是“从一开始就把它们系统化的东西”（福柯，1963/2011：12）。也就是说倘若要分析话语影响人们的方式，首先要分析的是话语规则，而不论话语的意义或意图如何。福柯的话语分析将话语的有效性和意义定位在支配所说与可能所说之间关系的形式规则中，基特勒则接受了福柯话语理论的运用逻辑，并“试图描绘构成事实话语发生的条件”（Wellbery，1990：xiv）。他把“铭文系统”解释为由技术和机制组成的网络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明如今文学的研究对象当是媒介技术和社会机制的状况，它们在不同时期以特定的方式进行文学生产。基特勒研究符号规则系统的技术条件，把书写机器当作“符号的存在功能”来理解。他的分析与福柯在《知识考古学》讨论的“陈述”层面具有可比性：福柯将“陈述”定义为符号自身的“存在功能”，该功能贯穿始终，并且使符号在时间和空间中显现出具体内容来（福柯，1969/2021：102-103）。福柯强调陈述的“外部性”（extériorit）原则，即“它可能只是偶然性或纯粹的物质必然性、可见的形体或不确定的表达”（福柯，1969/2021：143）。“我们不要走向话语隐秘的核心内部，走向被认为在其中得以表明的思想或意义的中心；而是在话语本身的基础上，在其表面和规律性上走向其外部的可能性条件，走向引发这些事件偶然性系列以及确定其界限的东西”（福柯，1971/2001：21）。

“外部性”原则对基特勒转向物质性研究启发甚巨。基特勒对话语的关注也是侧重于“外部性”而非话语的内容或意义，即话语的条件、过程性与实践，这也是其与一般的思想史、观念史的重要区别。落脚到基特勒“铭文系统”概念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关系层面，二者之间也是通过“外部性”原则产生联系的。尽管福柯没有明确主张过物质性，但他在《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等著作中都探讨过话语或知识形成的技术、机制等条件，这也就是他所言的“外部性”的具体展开。对基特勒而言，话语的“外部性”或曰话语型构的条件，则体现在物的“表面”“信息的痕迹”等方面。在此基础上他才提出了“铭刻”“铭文”等概念。如此，或许可以说，福柯的“外部性”概念强调的是话语在组织、机构层面的东西，而基特勒则是把这种话语“外部性”的技术条件明确地解释为传播的物质性。与福柯相比，拉康思想中对“铭文”的表述更加直接和具体。拉康将书写追溯到原始人狩猎的故事，猎人在骨头上铭刻记号，以计算猎获动物的数量，尽管他还没掌握数学的逻辑，但这种记号就是一种无意识的“铭文”。通过铭刻将符号与计数相结合，突出了数字的物质性。在《研讨班XXV》中，他表明无意识“并不妨碍计数”（Chattopadhyay，2017）。拉康后来的学说从他早期的无意识语言模型转向无意识的“实在界”维度，无意识不是在能指意义上而是在字母的物质意义中得到体现的。拉康认为数字是“唯一超出所有人头脑的信息：作为实在界的铭文”（Kittler，1985：250）。无意识作为一种数学化的“实在界”书写，与大脑神经元铭刻的神经认知模型相呼应。“大脑中的神经元通路发出映射记忆或思想的体细胞铭文信号，形成大脑图像，从而提供了铭文的认知模型”。这种属于无意识主体的“铭文”将身体的内部变成了与外部一样熟悉的东西（Chattopadhyay，2017）。

拉康在思考“自我”时使用了镜子（光学装置）的隐喻，这一事实并非偶然。因为调节者（médiation）就是媒介技术，属于某个特定的铭文系统。“自我”只是作为一种转换（Transposition）而存在，而话语首先是从“想象界”到“象征界”的转换。对拉康而言，无意识不是精神的，而是真实的，铭刻的无意识的“实在界”制止了从精神到话语的“象征界”的过度蔓延。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案例表明：“病人的话语首先是一种空洞的话语，在这种话语中，主体并没有说话”，要么是因为其话语被锁定在语言定式中，要么是因为病人只是在重复将其对象化的话语。话语只能被如实地记录下来，意味着精神分析师必须成为留声机（Lacan，2006：206-209）。基特勒在谈到拉康演讲时指出，只有留声机能够在任何秩序和意义到来之前保存喉咙产生的声音（包括噪音）。“有了留声机，科学终于有了一种记录噪音的机器，不必管所谓的意义。书写协议总是无意图的意义选择。然而，留声机把精神病学中的那些话语干扰全部提取出来”（基特勒，1986/2017：100）。基特勒借鉴了拉康的论断，并把它与“铭文”对精神或意义的抽离联系起来。由于铭文无法传递意义就导致了媒介不能被“翻译”，只能由“转换”取代，因而“将信息从一种媒介传递到另一种媒介总是意味着使其受到不同标准和物质的制约”（Kittler，1985：322）。

基特勒的“铭文系统”，还能隐约看到德里达的影子。在德里达那里，“铭文”被纳入“文字”这一总体性的范畴里，“文字”可以用来“表示这些东西：不仅表示书面铭文（inscription）、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的物质形态，而且表示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的总体”，“它超越了能指方面而表示所指方面本身”。“我们用‘文字’来表示所有产生一般铭文的东西，不管它是否是书面的东西，即使它在空间上的分布外在于言语顺序，也是如此：它不仅包括电影、舞蹈，而且包括绘画、音乐、雕塑等等‘文字’”。德里达还进一步断言，生物学家们“将生命细胞中最基本的信息过程与文字和程序联系起来”，假如程序控制“可以单独排斥包括灵魂、生命、价值、选择、记忆等概念在内的所有形而上学概念”，“它就必须保留文字、痕迹、书写语言或书写符号概念，直至其历史—形而上学的特点显示出来”，由此将“铭文”的概念扩展到一个普遍的意义上（德里达，1967/2015：11）。

在德里达讨论“文字”“铭文”这类与书写理论紧密相关的术语时，“痕迹”（spur）成为一个潜藏其中的重要理念。这一理念是德里达书写理论中的重要基石。德里达所谓的“文字”不仅仅是写在书本上的文字，而是任何一种物质留下的“痕迹”都可以被称为文字。在德里达看来，“‘痕迹’是指一切消逝的东西的指代者，符号、文字、踪迹都不过是痕迹的特殊形式”，所以他指出：“言语是广义的痕迹，即，声音痕迹。文本则是痕迹的织体”（汪堂家，2008：61）。基特勒在探讨留声机的理论意义时，恰好回应了德里达的“声音痕迹”。对于1900年代的人们而言，铭刻在留声机圆筒锡箔上的那些深浅不一的痕迹比喇叭传出来的声音更令人难忘，正是那些凹槽形成的纹路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Kittler，1985：381）。“痕迹”生成的“纹路”，在基特勒那里即为一种物理的“铭文”，其所必须具备的物质性是不言而喻的。

由上而言，基特勒吸收了福柯知识考古学、拉康精神分析学、德里达文字学的核心思想，尤其是对于“外部性”“镜子”“痕迹”的思考，而“铭文”所强调的“表层”“接触面”等观念其实指涉的就是“外部性”，它不在乎深度，也不在乎灵魂，其在乎的正是物理的、生理学的表层介质，即一种被铭刻的物质；另一方面，基特勒在研究中并非对福柯话语分析理论的简单延续，而是“通过关注塑造和预处理所有话语实践的传播物质性，来阐述和更新福柯的话语分析”（Armitage，2006），强调媒介物质性在“铭文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基特勒的研究试图弥补福柯思想缺失的一环，解决福柯未能察觉的话语被媒介技术所记录、存储和传输的相关问题，从媒介层面推进知识考古学在当代的研究。

由于“每种文化都有不同的技术和标准来管理语言的具体操作，确定分析的可能程度和有用性的阈值将铭文系统彼此区分开来”（Kittler，1985：54）。从这一角度出发，基特勒认为媒介的历史必须按照两个断裂来划分：即文字的发明和技术媒介的出现。因此，基特勒在 Aufschreibesysteme 1800/1900 中建构了两个铭文系统。首先是书写作为主导媒介的“铭文系统1800”，基特勒调用香农-韦弗传播模型的五要素指明其运行结构：信源是母亲（自然），发送者是作者，信道是文学（诗歌），接收者是读者，信宿是哲学（文化）。其中“母亲”“诗歌”与“哲学”分别承担着生产、传输与存储三个前后相续的关键环节，并形成一个闭环的“话语回路”（Diskurskreis）（Kittler，1985：63）。基特勒将1800年代的“铭文系统”视作一台稳定运行的信息处理机器，而浪漫主义文学则被称为一种“话语传播模式，能够将话语分配给最大数量的地址”（Kittler，1985：138）。

“母亲”被基特勒置于1800年“话语回路”的首要位置，因为当学者共和国时代的“父亲和大师离开‘创造之主’的位置时，由国家建立的‘母亲’必然从内在性的深渊中升起”（Kittler，1985：108）。事实上，1800年左右新的儿童识字课本（Abc-Buch）开始发行，识字教育改革在西方社会掀起，执行这项扫盲性教育实践的重任则落到了母亲的肩上，负责教男性说话的女性（母亲）站在了“自然—文化”教育程序的起点，并成为1800年话语生产之唯一的、中心化的信源。基特勒将这一立场的实现过程概括为文化的“母性化”。他表明，1800年所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母亲的发明”、家庭关系的重组和母亲教育的替代性实践，不如说是母亲在接管孩子学习语言和书写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文化技术。这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语言本身的物质性。而安排母亲作为话语生产源头的机构是“国家”，它通过一系列基础教育改革，建立了新的话语规则，也重塑了公民教育中的性别关系（Futterknecht & Wellbery，1987）。

第二个“铭文系统”在1900年左右降临。随着三种技术媒介——留声机、电影和打字机的出现，文字书写的垄断地位被终结。留声机和电影“可以记录无法书写的数据流”，打字机可以让书写成为自动化、标准化的数据输出，三者的出现“将光学、声学和书写的数据流分割开”（基特勒，1986/2017：15），并对应到拉康所言的想象界、实在界和象征界。留声机、电影等模拟媒介所具备的“铭刻感官数据的能力在技术上改变了整个铭文系统”，历史上第一次，让书写不再是数据存储的唯一代名词。“书籍的垄断崩溃后，多种存储系统在其废墟上被释放出来。实在界的技术记录与象征界的符号记录展开了竞争。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再需要被转换成一组可数符号（字母、数字、音符）的元素才能被铭刻；模拟媒介允许每一个实数序列以技术的方式被铭刻”（Kittler，1985：278）。这些技术媒介的运作机制消解了内容和意义，使媒介自身的物质性前所未有的凸显出来。

基特勒在1900年关注的重点是以光波、声音振动和神经刺激的形式铭刻在我们身体和环境中的东西。其方法之独创性在于将生理和物理材料中发生的事物视为“铭文”，或者说将书写视为众多痕迹中的一种。模拟媒介的诞生使得“机器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控制人的肌肉，还接管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官能”（基特勒，1986/2017：17）。它们依靠现代神经生理学研究，适应感官的生理数据，将不可感知的信号转换为另一种可感知的现象，从而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家对人体心智的纯粹物理测量成为可能。“在1900年的铭文系统中，心理物理学实验被合并为如此多的随机生成器，产生没有感觉或思维的话语。”（Kittler，1985：277）。人的感官和神经系统组合成一个数据系统，思维成为对生理物理学刺激的处理机制。但人体本身必须被置于一个更大的系统中，也就是“铭文系统1900”——由与之互动的人类和非人类主体（行动者）组成，信息在他们之间流通循环。技术媒介成为传输网络的链式节点，它们设定的机械节奏是控制话语生产和传播标准系统的一部分，必须被视为具有自主性和关联性的媒介，而不仅仅是静态的、惰性的物理通道。

正是通过对铭文系统1800和铭文系统1900的阐释，让我们对此概念有了直接的体会和深入的了解，其理论意涵也得以逐渐浮现。本文在此初步做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概述：

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铭刻”是其最突出的特征。这是“铭文系统”得以生成的基本前提，也是它成立的基础和实质。“铭刻”是指一种具体的操作，只有这一操作，媒介才得以产生，系统才得以型构，世界才得以形成。在“铭文系统1800”中，铭刻行为始于德国教育官员传授给母亲的“纯粹语音教学法”（Kittler，1985：37），通过“母亲之口”，使字母从视觉符号转化为听觉符号，以声音的形式“铭刻”在儿童大脑里。对转瞬即逝的声音进行身体意义的“铭刻”无疑是在行动中进行的，“铭刻”构成了“铭文”的运用场景，不停言说的母亲的声音（口语）则奠定了1800年代的媒介基础——由“母亲之口”和儿童识字课本组成的语言。而铭刻行为在1900年代发生的改变，揭示了技术媒介在感官层面运作的铭刻模式，以及逃避任何解释、任何可以通过线性话语还原的意义的铭刻类型。譬如在“母亲”之后，留声机将声音振动刻写成唱片上的凹槽，它能记录下任何声音，包括毫无意义的噪音。这种技术性的铭刻行为所产生的不再是为人所理解的符号或意义，而是人耳无法感知的空气的振动频率。

更重要的是，铭文系统从1800到1900的转变，不只是铭刻行为从纸质的平面材料向光学、声学、神经科学的感官系统的扩展，更是颠覆了长期以来对占统治地位的“书写”概念的理解。在基特勒看来，“铭刻”概念的内涵要比“书写”对一切记录现象的概括更加准确。从手动书写到机械打字机的半自动书写，再到电子化的、数字化的输入法，以及音视频多媒体融合的技术手段，都可以称之为“铭刻”。任何媒介只要能存储、传输、处理信息，就可以进行“铭刻”。由此，“铭刻”构成了其媒介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铭文系统”概念的另一个重要意涵是“表面”（Oberfläche）。因为“铭刻”行为总是要发生在物质的“表面”，铭刻总是对于“表面”的铭刻，铭刻最终要通过“表面”来实现。根据基特勒的描述，每个“铭文系统”都有自己特定的铭刻技术/装置，且铭刻表面/中介物质也大相径庭。“母亲之口”在1800年的铭文系统中即作为被铭刻的重要“表面”而存在。德国的基础语音教学法“通过纯粹的发音”把字母定义为“声音的简单符号”或“口中的音符”，使“母亲之口”成为一种演奏音符的“乐器”，从而将“字母编码为口语的一部分”（Kittler，1985：121）。一旦“母亲之口”成为字母铭刻的“表面”，儿童就能够在声音与所指之物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母亲的爱和语言在语义上的丰富性一起，确保了经母亲之口说出的东西一定且必须是有意义的”（温斯洛普-扬，2011/2019：39）。在小说《金罐》（ Der Goldne Topf ）中出现的“塞彭蒂娜（Serpentina）之口”是基特勒在浪漫主义文学文本中发现的与“母亲之口”类似的铭刻“表面”。主人公安泽穆斯（Anselmus）在抄写难以辨认的梵文手稿时变幻出一条蛇——即塞彭蒂娜，以“蛇之口”为“表面”，文字转换成了声音。而安泽穆斯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倾听，他做到了在接触文字的同时接触大自然。文字让位于塞彭蒂娜的声音，而塞彭蒂娜的声音则将语言与自然融为一体（Kittler，1985：106）。

“表面”在1900年发生了重大变化。与1800年代的身体“表面”相比，“爱迪生的锡箔卷筒或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指纹档案是精心设计的数据铭刻表面，如果没有机器就无法存储，如果没有心理物理学也无法评估。”（Kittler，1985：287）留声机唱片是一种声学“表面”，唱针铭刻的东西是拉康意义上的“真实”，它既低于感官表象又处于语言之外，是抵制一切象征化的东西。摄影胶片是光学意义的“表面”，现象本身通过光的中介，在涂有感光物质的表层保存物体的负像。除了技术装置以外，人的大脑在这一时期也成了“表面”，无论是艾宾浩斯的记忆术还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它们都将人脑视为可以通过心理物理学技术直接刻写铭文的“表面”。人与物、人与机器的连接，就是通过如此“表面”而实现、展开，没有“表面”就没有传播，由此“表面”就承担起了媒介的职责，构成了基特勒媒介概念的核心要义。

“铭文系统”的第三个也是根本性的特征是“转换”（Transposition）。在基特勒看来，“表面”的根本意义就是让转换在其上发生。对于“母亲之口”这一“表面”起着指导作用的儿童识字课本，被基特勒视为“铭文系统1800”得以运转的物质性基础，它辅助孩子完成从声音到语音，从自然到文化的“转换”任务。“正是母亲之口将孩子们从书籍中解放出来。母亲用她的声音把字母转换为语音”，“当孩子们长大后再次拿起书本时，他们看到的不是字母，而是带着一种无法抑制的渴望，听到洋溢在字里行间的那个声音”（Kittler，1985：45）。1800年代的“语音教学法最终导致对新身体的描述或规定，这个身体有眼睛和耳朵，但嘴巴是其最凸显的器官”，母亲的“嘴巴将所有刺激眼睛和耳朵的字母转化为响亮的声音”（Kittler，1985：43）。通过分析“母亲的声音”作为一种源于感觉器官的、身体的“铭文”，能够将字母的任意性驱除，就如浮士德在“学者的悲剧”中把文字转换成意义一样，接受过“铭文系统1800”的基础教育的人们相信，“字母不是任意性的，而是一种基于人性的，并且天然地从属于内在意识的各个不同领域。”只是在树立这种字母“自然化”观念的初始阶段，需要以“增补性的感官刺激作为媒介”来推进这一过程，而到最后一切任意性都在“母亲之口”的转换中消失了（Kittler，1985：39）。

这种“转换”有时候能够直接看到，有时候看不到，这就涉及受众的感官是否直接参与转换的过程。1900年的铭文系统由留声机、电影等模拟媒介接管，它们铭刻并转换肉眼无法察觉的物理痕迹——只能通过机器读取，这就在编码能力和感知效果之间产生了差距。这种非感知的铭刻是后来所有技术媒介的共同点。根据技术转换的过程来看，1800年代的文字或绘画所操作的编码是一种显性编码，其解码工作是由读者或观众自己完成的；而1900年代的技术媒介则是机械地编码和解码数据，其转换方法是一个技术调节问题，受众无法直接控制。因此基特勒断言，“从想象到数据处理，从艺术到信息技术和心理学细节”是“1900年的历史转折期必须认识到的”（基特勒，1986/2017：84）。“传统艺术只产生幻觉或虚构，而不是像技术媒介那样产生模拟”（Kittler，2010：64），因而在1900年的“铭文系统”中，技术媒介的感官模拟必须与文字书写或非机械光学媒介产生的虚构或幻觉区分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基特勒特别强调“铭文系统”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性——不可转换性。基特勒通过对《浮士德》第一章开篇独白的解读，表明任何文本的翻译都会受到先验所指的困扰，它将表现出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可化约的差异。语词的意义永远不可能一下子就在直觉中被把握，它也不可能立即呈现在意识中，它只能存在于痕迹之间的衔接中，而这些痕迹是有间隔的、时间化的（Kittler，1985：12-23）。这也正是德里达的“延异”概念所要揭示的内涵，基特勒的“不可转换性”将二者的内在逻辑串联起来。从他的具体分析来看，1800年代的文学进入1900年代后，开始与留声机、电影等模拟媒介展开竞争，文学所剩的两条出路：一个是创作可以被改编成电影的作品；一个就是“放弃想象的效果”，以探索文字作为“纯粹的差异化能指”的物质性（Kittler，1985：299-302）。他列举了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和马拉美（Mallarmé）的印刷体诗歌，只有诗歌尚能与新兴的技术媒介抗衡。因为想象界和真实界都可以被转译，但象征界不会完全屈从，诗歌就是转译的最大内在阻力。任何一种传播媒介都不能将“语言单纯作为一种通道来吸引更多的作者和读者”，诗歌作为“话语是一个不可简化的事实，它不会消失在哲学意义或心理效应中”。因此，“它不能允许将语音再转译回其本源”（Kittler，1985：225）。

以上关于铭文系统的意涵揭示，对于理解基特勒的媒介概念及其媒介理论（特别是媒介物质性）无疑具有重大的启发作用。就“铭刻”而言，它意味着媒介的建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的存在，而是通过铭刻这一操作才得以形成和建立。这非但不是在一个纯粹的物质层面去处理和看待媒介，而且也与当今将基础设施等纳入媒介范畴来笼统谈论划清界限。在这里，只有铭刻才带来并引发相关系统的形成，所谓的物或设施只有建立在铭刻的操作基础上才得以成为媒介或者具有物质性。铭文系统中“表面”占有如此重要地位，不仅有助于阐发其物质性的理论特征，更重要的是，它意在表明，“表面”是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人与世界的交界之处。“表面”既是接口，也是界限。我们就是在这个“表面”展开传播、交流和生存，而“表面”的物质性会制约着传播、交流和生存境况，让我们产生种种无奈和问题。“转换”则构成基特勒笔下媒介的根本目的或者本质性内容。“铭刻”和“表面”，都是为了“转换”，信息从一种形态转换到另一种形态，从一类材质附着在另一类材质，从一个表面转向另一个表面，从中大概可以领悟到基特勒对于媒介的本质洞见。

基特勒所洞见的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铭文”的世界，“铭文系统”是其建构和运行的核心逻辑。这个世界以铭刻、表面、转换等要素构成，在此之中，没有了所谓的主体——人。正如基特勒所言，铭文“不再是设定字符的‘人’和书写表面之间的游戏，不是作为哲学家之笔与天然蜡板之间的游戏，而是字符和它的‘他者’之间的游戏，完全脱离于主体”（Kittler，1985：239）。围绕这样一个“铭文系统”的建立，媒介在本体论意义上成为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方式。基特勒列举眼镜和电话的例子表明“技术媒介已经取代了心理物理学媒介。在其终结或毁灭之时，本体论也就成了距离、传输和媒介的本体论。”他提出了一种媒介本体论的设想：将铭文视作“数据”，将信息视作“指令”，将人视作“地址”，“对指令、地址和数据的发送、传输和存储”这三种操作的联合体“存在于技术媒介的整个发展历史中”。“只要本体论思想或数学著作改变文化历史的进程，基本的数据处理就会起作用”，而媒介即是“由指令、地址和数据构成的新三位一体”（Kittler，2009），为了进一步勾勒基特勒“铭文”的世界图景，不妨进一步将其与福柯的“知识型”、德里达的“痕迹世界”、拉康的“能指世界”等相关思想进行比较，以把握基特勒媒介思想的独特意义，或者说“铭文”及“铭文系统”区别于其他概念所展现的学术张力。

福柯在《词与物》中建构了一个由不同的“知识型”所构成的世界，这种离散又连接的串联式结构与基特勒设想的“铭文系统”组成的世界有相似之处。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利用科学话语——自然科学、经济学和语言学——来确定知识空间产生的各种经验认识的构型，即“知识型”（福柯，1966/2016：2-3），并指出了“知识型”之间的两处断裂：第一处断裂是词与物之间统一性的消解，第二处断裂是对表象统治的质疑，在表象统治中，符号及其意义只与自身相关。基特勒从技术/媒介的角度重新解释这些断裂，他将“知识型”转换的底层逻辑确立为“媒介的转换”。媒介推动着不连续的知识型序列走向断裂、消亡、并行或者重组新生，它的不断转变最终导致了“人”被抹杀，因为“历史的最终主题是技术”（Winthrop-Young & Gane，2006）。基特勒认为，福柯假设的“人”的终结恰是由“媒介”的崛起引发的。在“铭文”的世界里，技术/媒介“作为对自然的处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赖于人类中介，但现在，随着数字技术的到来，更接近于将人类抛在身后的自然之自我处理”（Enns，2016：xv）。基特勒通过分析“铭文系统”的构成和运行机制，不仅抹去了人的主体性，也解构了原有的话语之社会建构与物质部署，他将研究重点从“话语”转移到了“技术嵌入的话语网络”（Winthrop-Young & Wutz，1999：vii），从而建立一个从技术/媒介维度看待世界的新视野。

福柯之外，拉康作为基特勒广泛引用的另一位法国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将基特勒引入到对投影装置（镜子）与主体性问题的思考中来。在拉康的观念里，实在界、象征界、想象界“不但是构成世界的三个界域，也是支配主体的三种秩序，是结构主体的生存的三重界面”。三界“相互依赖，相互支撑，形成为一个同生共死的纽结”，这个纽结在拓扑数学中表现为“波罗米结”（吴琼，2011：391、490）。波罗米结不是一种表象，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概念，而是一种可以操作的衔接，是一种通过避免想象界的完整性陷阱来传递知识的手段（Lacan，1999：127）。实在界是无法书写的，“不可能即真实”，但它“并没有停止不被书写”，因此，它的定义只因其偏离象征界而不同，而象征界又只因其与想象的关系而存在（Lacan，1999：144）。基特勒借助拉康的“三界”理论，审视了主体构成的不同层次，并将它们与技术媒介的时代联系起来。由于“三界”被不同的机器接管，成为铭文系统输出的结果：通过声学、光学、机械书写三种不同的铭刻模式，属于不同秩序的现实被铭刻下来。象征界打破了想象界自我满足的循环，将自我满足转移到存储设备中，使其可以与另一个主体交流。而实在界则摆脱了一切象征界的叙述，成为象征界之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