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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14亿人脱贫致富，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固然是巨大的，但它是可以解释的。
所谓奇迹，指的是那些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现有的知识去解释的现象，但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完全可以解释的，是合情合理、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当然，一个泱泱大国每天有无数人在做无数的事情，做错的事情肯定很多，但做对的事情和做错的事情互相抵消之后，还是留下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因此，着重去分析她到底做对什么，就特别有意义。
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就可以继续坚持做对的事情，也可以给其他的国家一个榜样，让其他有相似的处境、相似的问题的国家也一起脱贫致富，共同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这么伟大的经济成就，最重要的是做对了四件事情：
1、给重要的资产确权；
2、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
3、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
4、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人民直接参与了国际化的大合作。
第一，确权。
在一个国家里，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就是土地。在改革开放最初的时候，中国就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把土地的经营权、管理权、收入分配权，从大集体转向小集体，甚至转向家庭。
这一下子就改变了农民的积极性，从余粮上缴变成只要上缴完固定的数量，余粮都归农民自己。农民成了剩余索取者，积极性当然大增。
这一点我们在讨论价格机制的时候讲过。价格有三个作用：
第一是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
第二是指导生产；
第三是指导分配。
而第三点，指导分配，是最关键的。因为如果价格不能指导分配，多干活的人不能够在分配时多拿一点，拿好一点，拿得早一点，人们辛苦拼搏干什么？人们为什么要对价格做出反应？
如果价格不能指导分配，那么价格前面的两项功能也就会失效，价格就没办法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也没办法指导生产了。如何分饼会决定饼能做多大。
当然，我们后来在讨论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时候，在讨论谁来当老板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让那些很难衡量工作积极性、很难衡量工作投入的人拿剩余的产出。那么他们就会自己约束自己，自己激励自己。
这两部分的经济学原理，让我们充分理解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点。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得到非常好的产权保护的不仅仅是土地一项，人们其他许多重要的资产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其中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点，是政府对人力资本的保护。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都是政府和学校包分配、管就业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不在个人手上。你可以想见，那个时候的人力资本怎么可能用得好。
当时四两拨千斤的举措，就是从政府包分配改为自谋职业。忽然间有了自由，当时很多人还感觉到彷徨，不知道怎么办好，还觉得包分配更好，有着落，不用自己发愁。
但人们很快就尝到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的好处，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一下子就提高了。人们上夜校、上函授大学、上成人大学，积极地改变自己，拥抱新的机会。当人们都这么做的时候，社会迸发出来的活力大得令人难以想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做对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引入市场竞争。当然，同时也就放弃了价格管制和票证制度，让价格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分配、娱乐和教育。
我们详细地讨论过“认人还是认钱”的问题。任何社会都免不了要采用这样或者那样的竞争机制，从而决出胜负，选出赢家和输家，只有这样才能控制无谓的竞争，才能治乱。
但问题是，不同的竞争规则就有不同的赢家、不同的输家，谁赢谁输甚至是可以预测的。
所以要论公平，说不清楚哪种规则更公平。论资排辈、先到先得，按文凭高低来决定、按年龄大小来决定、按出身来决定、按职位高低来决定、按出钱的多少来决定，都做不到绝对的公平。但按出价的高低来做决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因为这种竞争规则而引发的无谓的损失、竞争的成本会降到最低，所以它是最有效的。
你可以说一个社会认钱不公平，但是如果你不认钱，你就必须认其他的，认男女、认出身、认官职、认智力、认体力，所以比较之下，认钱更有效率。不仅更有效率，而且它更公平。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性别、出身、种族、肤色、智力、教育背景、职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相反，要攒一点钱却是相对容易得多的事情。
中国做对的第二件事情是引入了市场竞争的机制。用大白话说，是从认人的社会基本上变成了认钱的社会。这个规则的改变也激发了整个社会巨大的生产潜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做对的第三件事情是鼓励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不同的分配制度、不同的决策机制，对资源的产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市场和政府应该各自分工，互相配合。
所以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当中，基本上让私营企业做主，让它们去冒险、让它们去承担责任，是一种比较恰当的选择。而政府只站在旁边保驾护航，进行底线监管，同时发挥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非常睿智和实际的治理理念。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做对的第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国门迎接竞争，让中国人一下子参与到国际合作的洪流当中。
我记得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有很多怀疑甚至反对的声音，说中国不应该那么早加入，中国要变得强大以后才能打开国门。
这时候，要跟每一个人都讲清楚经济学当中的比较优势原理，让他们明白“只有打开了门国家才可能强大，只有丢了成本较高的工作，才可能找到成本较低的工作”的道理实在太难了。
而中国政府采用的办法，是先实践后解释。先把事情在原则上定下来，后面让事实来解释，很多当时的问题今天就不再是问题了。
我自己当时虽然深信加入世贸组织是对的，发表过一篇叫作《愈让步，愈进步》的文章，认为中国肯定能够在这次开放当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但实际上，当时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中国竟然能够取得这么大的利益，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变得这么强大，而今天怀疑改革开放的人自然而然地就消失了。
这是中国做对的第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中国至少做对了四件重要的事情。有意思的是，这四件事情在当初实施的时候，如果必须取得大部分人的理解、取得大部分人的同意，那我想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速度，也不会有今天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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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的经济学课》主理人，著有《经济学通识》和《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
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博士后研究员，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
本文整理摘编自《薛兆丰经济学讲义》，由战略合作伙伴中信出版社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作者及作品出处。
张五常教授说，“邓小平能做到的，是其他人做不到的。中国200多年来，没有出现过思路这么清晰的一个领导人。”今天要向大家重点推介的，就是傅高义先生遗作《邓小平时代》。这是傅高义先生“十年磨一剑”的巨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在写作上既不苛求历史人物，也不为尊者讳。这本书不只是给邓小平一个人，而是给一个时代立传。资料非常出格，但写得很客观，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真相。这是一部比历史课本生动百倍的当代史，向我们展示出了教科书里所未提及的那些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历史细节。
沈志华：傅高义能写出来《邓小平时代》，中国人写不出像他那样的。秦晖：通过傅高义先生高超的叙事能力，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的非常精彩的故事。能把故事讲到这个程度，的确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邓小平时代》的译者是著名学者冯克利先生，其译笔精准且朴实无华。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3，除了傅高义先生详实的写作，冯克利先生流畅又中国化的翻译功不可没。这本书，不少朋友已经读过，但由于各种原因未曾读过的朋友，想必也大有人在，所以值得再次推介。
本书口碑极佳，多次断货下架，今天再次上架。我早在2013年本书中文版首发时，就买过一本，当时的售价是88元。刚在先知书店查询了，10年过去，售价仍然是88元。谁也不能预测《邓小平时代》在将来什么时候有可能下架，至少可以说再版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很小。毕竟邓小平时代……已是另一个时代。强烈建议还没有这本书的朋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立即一键收藏（仅剩6本）：
[24-1]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omas J. Barfield,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Eng.: Basil Blackwell, 1989); Paul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24-2]转引自E. Backhouse and J. O. P. Bland, Annals &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4).
[24-3]Linda Jacobson and Dean Knox, “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 SIPRI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Policy Paper no. 26 (September 2010), p. 22.
[24-4]关于国际贸易体系，请参见Edward S.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5]有关中共的一般著作，见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0); Yongnian Zhe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4-6]参见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s 1, 2, and 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no. 1 (November 1964): 3–44; 24, no. 2 (February 1965): 195–228; 24, no. 3 (May 1965): 363–399.
[24-7]关于将城市的先进物质带到乡村，可以参考Rachel Murphy,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d Leslie T. Chang, 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Spiegel and Grau, 2008).
[24-8]有关的法律著作见Stanley B. Lubman, 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Randall Peerenboom, 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Rule of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ianfu Chen, Chinese Law: Context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2008).
[24-9]Anita Chan,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Chang, Factory Girls.
[24-10]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有关在中国外企工厂曝光的超时用工现象，见Chan,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24-11]Martin King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Gail E. Henderson and Myron S. Cohen, The Chinese Hospital: A Socialist Work Uni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24-12]Deborah S. Davis,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Scott Rozelle and Jikun Huang, “The Marketization of Rural China: Gain or Pain for China’s Two Hundred Million Farm Families?” in Jean C. Oi, Scott Rozelle, and Xueguang Zhou, eds., Growing Pains: Tensions and Opportunity in China’s Transformation (Stanford, Calif.: Walter H. Shorenstein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2010), pp. 57–85.
[24-13]Martin King Whyte,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14]作者2010年12月与中共党史专家沈志华的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