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知，诺奖只给三人并非诺贝尔遗愿？你可知，诺奖只颁给不超过三人的规定始于1968年？近日，1985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得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拉斯克评奖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戈斯坦（Joseph Goldstein）在《细胞》撰文，揭秘科学大奖的“三人原则”。
花开花落谈笑间，又到一年诺奖季，只不知此次群雄逐鹿，论剑华山，又会有几人欢喜，几人落寞。诸多科技大奖，如诺贝尔奖和拉斯克奖，皆明确规定每届获奖人数不得过3。科学奖项中的这个“三人原则”不禁使人联想到艺术，尤其是绘画领域里著名的“三联画”。伟大的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就惯用这个绘画模式，肆意挥洒，奠定其暴虐美学肖像画始祖级之大师地位。值此2016年诺贝尔奖颁奖之际，待笔者从科学大奖和培根绘画入手，掰扯一下“3”这个神奇数字，聊作诸君茶余饭后之谈资，岂不快哉！
说起来，“3”这个数字的确奥妙无穷，有它特有的神奇之处。西方宗教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之说，东方中国亦有所谓天界、人间、冥界三界之说；西方文学有脍炙人口的《三个火枪手》，中国亦有《三国演义》之三顾茅庐而三分天下，成语更有诸如“三个（非四个亦非五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或“新官上任三把火”（非四把亦非五把），余者不胜枚举；古代科举有状元、榜眼、探花而位列三甲，现代体育竞技奖牌亦大多取前三名；转回至科学方面，诺贝尔奖和拉斯克奖得主每届不得超过三人，而绘画艺术上，更有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所作之“三联画”价值连城，令人咂舌。由是诸君不禁心生疑问：如此三、三不断，果真巧合耶？
初始，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立之遗嘱中并未有提及每年获奖人数之规定，然细数诺贝尔各奖项自1901至1950年长达半世纪之获奖者，每届或一位，或两位，鲜有一次授予三人者。如1903年之诺贝尔物理学奖， 奖金半数颁予天然放射性现象发现者，法国物理学家亨利·贝可勒尔（Henri Becquerel），另半数授予著名的居里夫妇，奖励此贤伉俪寻得测量放射性之方法，兼有发现放射性元素镭。此后50多年间，物理学奖再未有三人同得，直至1956年颁予威廉·肖克利、约翰·巴丁和沃尔特·布喇顿，以表彰三人在半导体研究领域之贡献。而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第一次授予三位科学家则要牵延至1934年，奖给发现贫血肝脏治疗法的乔治·惠普尔、乔治·迈诺特和威廉·莫菲，第二次是1945年，获奖者分别是青霉素发现者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恩斯特·伯利斯·柴恩和霍华德·弗洛里爵士。诺贝尔化学奖方面，更是到1946年才出现三位同台获奖者：詹姆斯·萨姆纳（发现了酶可以结晶）以及约翰·霍华德·诺思罗普、温德尔·梅雷迪思·斯坦利（制备了高纯度的酶和病毒蛋白质），而此后20多年，化学奖再无三人同时获奖之情况，直至1967年颁给研究高速化学反应的三位科学家：曼弗雷德·艾根、罗纳德·诺里什和乔治·波特。
1968年，诺贝尔基金会做出正式决定，将诺贝尔奖各个奖项之获奖人数每届限制在3名以内，确定“三人原则”，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约有1/3的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3位科学家。而继诺贝尔奖之后，拉斯克基金会于1997年也开始采用此“三人原则”，自此至今，亦有约1/3拉斯克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奖项得以三人同享殊荣。
第一幅三联画可追溯至中世纪东正教教堂里的祭坛画，其最著名者，要数安特卫普大教堂里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完成于1612年的一幅祭坛画（图1A）。鲁本斯此幅名为《下十字架》（Descent from the Cross）的三联画，从左至右，依次向我们展示了耶稣受难于十字架上，后抹大拉的马利亚及耶稣众门徒深夜将其尸身从十字架上取下之情景，观后使人身临其境。中间一联，有四个男子用裹尸布奖耶稣从十字架上放下，其中一架木梯上的灰头发男子用牙齿咬住裹尸布一角，另一架木梯上的棕色头发男子用左手拉住裹尸布另一角，而耶稣一只脚落在马利亚肩头，一旁恰是她美丽的金黄色头发。后来，拿破仑在安特卫普大教堂见到鲁本斯的这幅三联画，喜爱之情溢于言表而一发不可收，遂将此画运至卢浮宫，以便能时时赏玩。拿破仑死后，这幅画于1815年得以重归安特卫普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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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联画：从鲁本斯到培根。（A）鲁本斯画作《下十字架》；（B）培根画作《受难》。（图片来源：Cell (2016)167:5）
花开花落，弹指百年，继鲁本斯之后，生于爱尔兰的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横空出世，于1944年开始闯荡艺术圈，终成为20世界后半叶响当当的画家，其粗犷、犀利且具有强烈暴力与噩梦般冲击力之抽象肖像画风，与毕加索和威廉·德·库宁的画作一样，不断挑战世人审美之极限。
培根深受鲁本斯画作之影响，很快也玩起了三联画。1944年至1986年四十几年间，培根共创作大型三联画31幅，小型三联画45幅，不可谓不高产。其创作之主题，多与受难死亡、抓狂教皇、醉酒同伴，以及著名艺术家和腰缠万贯的商人有关，凡此种种，皆为培根之最爱。图1B 所示，乃培根于1965年创作的三联画，以展示三种不同暴虐死法，中间一联有一半人半兽，头下脚上，倒挂于铁钩之上，构图实为鲁本斯《下十字架》之绝妙翻版。
15至17世纪，许多知名画家，如像拉斐尔、提香和委拉斯凯兹之流，皆为教皇创作过画像，以示其不朽。因见教皇权倾朝野，培根甚为恼怒。1951年，培根自教皇庇护十二世的一张照片处获得灵感，创作教皇画像三联画，题为《教皇I、教皇II和教皇III》（图2A）。此三联中所画实为同一人，却摆出三种不同坐姿；与其余颂圣画像不同，此画中所描绘之教皇如鬼似魅，做尖叫状；其所坐亦非教皇宝座，实为行刑电椅，所穿亦非圣袍，而是花俏连衣裙。呜呼，此画一出，着实是吓坏了不少人呢！在培根所创作之“教皇尖叫”系列中，最出名的，也是培根自认最满意的一幅，要数1953年教皇英诺森十世之肖像（图2B），其暴虐粗犷吊诡之画风，果真是超凡脱俗，精湛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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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A）培根画作《教皇I、教皇II和教皇III》；（B）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左边一幅为培根1953年所作，右边一幅为委拉斯開茲1650所作。（图片来源：Cell (2016)167:5）
在20世纪后半叶的伦敦书画圈，与培根同时代的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算是有名的，此人与培根之关系，也是亦敌亦友，梳理难清。在培根广受好评的一幅名为《对卢西安·弗洛伊德的三项研究》的三联画中（图3），他将弗洛伊德塑造成来自地狱的三位一体：穿卷起的白衬衫，着深蓝色袜子，关于笼中，躯体扭曲，坐姿如弹簧一般，仿佛要弹出画框，呼之欲出——我料定此画断断不可深夜赏玩，恐有不妙，诸君万万谨记！2014年，此三联画拍卖得一亿四千二百万美元，该记录于去年方才被毕加索一幅拍得一亿六千五百万美元的画作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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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对卢西安·弗洛伊德的三项研究》（图片来源：Cell (2016)167:5）
到底是怎样的机缘巧合，促使培根选择三联画之创作形式？鲁本斯的画作对他当然颇有影响，但更重要的，培根认为这种三幅画并排联在一起的形式，一则让他的创作主题之表达更能得心应手，二则，“三联“之限制又能迫使他把想要表达的复杂故事进行高度浓缩和提炼，如照相抓拍一般，将故事中的重要事件按时间、逻辑顺序高度概括地呈现出来。
那么，这种三联画的创作和叙事方式，跟科学大奖中的“三人原则”又有何关联？为什么诺贝尔奖和拉斯克奖获奖者不得超过三人？要知道，很多重大科学发现，其中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又何止三、五人，有时还可能是一个很多人组成的研究团队。在这些人当中，那些最终没能获奖的科学家，有人完全有理由感到自己的贡献被无情的忽视，甚至抱憾终生。
既然如此，为什么仍要设定一个如此无情无义的获奖人数上限呢？这其中有一个理由极好，很有说服力： 设立一个严格的上限，无形之中会迫使评奖委员会对候选人精挑细选， 不敢有一丝马虎大意，尽量选出开创并继续领导某个重要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个人。一般来讲，评奖委员会成员之研究背景各异，其个人偏好、判断力和决断力也大相径庭，因此，倘若没有设定人数上限，最后评奖委员会可能会列出一个长长的获奖名单，而其中很多人的科学贡献可能并非根本性重要成果。如此一来，那些做出根本性的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就显不出来。以1972年拉斯克奖为例，评价委员会显然未能费心思优中选优，最后将临床医学奖颁给癌症化疗领域的16位科学家 。倘若彼时拉斯克评奖委员会就已采用“三人原则”，可能会产生两个评选结果：要么从这16位科学家中选出对癌症化疗研究领域贡献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三人，要么干脆把该奖授予其他研究领域。
二则，各类科学大奖之评选颁发，恰是科学界向普罗大众展示和宣传科学研究、科学发现的一个绝好机会。 一项实至名归的科学发现，倘若能够追溯其最根本的研究源头，通过科学大奖的评选颁发，像弗朗西斯•培根的三联画一样， 以生动有力的方式把最重要的节点向大众展现出来，较之为使各方满意而列出一长串有贡献科学家的名字，让普通大众无从分辨，反而更能捉住他们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科学想象，燃起他们的科学热情。
不得不说，今年拉斯克奖获奖人的科学发现，实为弗朗西斯•培根“三联画”在科学界之翻版。
今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获奖人有三：哈佛医学院／丹纳-法伯癌症研究所的 William G. Kaelin, Jr. ，牛津大学／克里克研究所的 Peter J. Ratcliffe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 Gregg L. Semenza。这三位科学家的研究，集中展示了我们人类和其他大多数动物的细胞感知和适应氧气浓度变化的分子机制。这个生物学过程对动物，包括我们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其中涉及到一个关键蛋白分子——缺氧诱导因子 HIF-1α：在环境氧气充足的情况下，脯氨酸羟基化修饰的 HIF-1α 会被迅速泛素化，进而通过细胞内的蛋白酶体迅速降解；而在环境缺氧条件下，HIF-1α 脯氨酸羟基化修饰被抑制，细胞迅速积累大量 HIF-1α 蛋白分子，激活 HIF-1α 下游基因转录，这些下游基因包括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等等，调节细胞状态，应对低氧环境。此氧气感受信号通路之发现，不但让我们对与之有关的基本生理过程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我们认识很多病理过程，找到治疗方法，亦可谓意义重大。
临床医学研究奖 3名获奖人的研究则围绕丙型肝炎病毒（HCV）展开。其中，海德堡大学的 Ralf F.M. Bartenschlager 和洛克菲勒大学的 Charles M. Rice，建立了一套运用体外培养人源肝细胞研究丙型肝炎病毒复制的系统。第三位获奖人是来自生物制药界的 Michael J. Sofia（原来在Pharmasset制药公司，现供职于 Arbutus Biopharma 生物制药公司），研发出第一个有效、无毒丙肝治疗药物——丙型肝炎病毒复制酶抑制剂——索非布韦（sofosbuvir ／Sovaldi），该药于2013年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使用。该药物之发现，为后来研发现在行之有效的丙肝复合药物治疗奠定了基础，使病人免受传统治疗药物——干扰素和病毒唑的毒性之苦。其中由 Gilead Sciences 公司研发，第一个获批的复合药物—— Harvoni，就采用 sofosbuvir 与 lepidasvir 联合用药，为丙肝治疗带来革命性的变革。此项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拯救了无数遭受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之苦的患者生命，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可谓功德无量——当然，制药公司因此赚得捧满钵满，也是必然有的！
今年特殊贡献奖有一人获奖，获奖者是来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 Bruce M. Alberts。今年该奖项虽只 Bruce M. Alberts 获此殊荣，但此人在长达55年的科研生涯之中，对科学界之贡献大致有三，可谓身负“三重武功”，着实了得。 其一，在 DNA 复制和蛋白质化学研究领域做出重大发现；其二，对国家或国际科学机构富有智慧和远见卓识之领导，当中包括其1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生涯；其三，对加强和提高自然科学和数学教育事业所投入的巨大热情和作出的重要贡献，其中值得称道者，乃是他与另外5位科学家一起，共同撰写了一部最具影响力的生物教科书——《细胞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自1984年第一版问世，该书2015年已出到第6版，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11种文字，所讲知识之准确，叙述逻辑之连贯，实为其他同类教科书之典范；且书中图文并茂，可读性强，为世人推崇，在世界各国学生和科研人员中广为流传。该书 2015年第6版虽有7位作者，但书成之后，读来风格统一，俨然出自一人之手——这无疑是得益于 Bruce M. Alberts 所开的好头！
因此种种，今年拉斯克各个奖项之颁发，真可谓实至名归，未知诺贝尔各奖项陆续又将花落谁家？——遥想当年，先贤辈出，群雄并起，令我辈神往；而弗朗西斯•培根所作之三联画，亦是愈久弥珍，诚不予欺也！
译者注：本文译自拉斯克奖评奖委员会主席 Joseph L. Goldstein 发表于9月22日《细胞》杂志上的评论性文章。行文为适应汉语读者，略做增改编译。原文参见：http://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8674(16)31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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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先生由百人传媒投资和创办，文小刚、刘克峰、颜宁三位国际著名科学家担任主编，告诉你正在发生的科学。上帝忘了给我们翅膀，于是，科学家带领我们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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