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韦欣：“出发”，是一种生命体验

陈韦欣： 角色的准备首先是从阅读相关的书籍文献开始。我阅读了萧子升所写作的《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但是在看完书后我发现萧子升美化自己的地方较多，弱化了很多关于毛泽东的描写。

抱着这个问题和对搭档角色的深入了解，我去阅读了一个国外作者所写作的《毛泽东传》，里面有关于毛泽东的成长细节让我动容。 除此之外萧子升的书法也让我印象深刻，他的书法水平特别高，能够同时两只手书写，这让我也产生了尝试写一写书法的念头，书法让我焦虑时能够静下心来，这让我体验到那个时候求知青年的恬静。

在那个时候他们更多地关注“天下事”，关注在那个时代如何去拯救这个民族，去探索中国未来的一些出路 。由此，我阅读了很多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影像资料与文献，我想要更加了解影片发生的时代背景。

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有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调研萧子升的人物形象时，我查阅了他所有的照片都没有找到一张他的正面照片。只有萧子升组织中国学生去法国留学时拍摄的一张大合照。但是有一次我们去湖南一师参观学习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跟把自己珍藏的青年萧子升照片送给了我， 照片中青年萧子升的眉宇与我的确有一点相似，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因为我认为在扮演人物时首先人物的感觉要是准确的，接下来才是塑造的过程 。

关于扮演青年萧子升的压力，其实我觉得从学校毕业后我饰演每一个角色时都同样具有压力。这是因为饰演每个角色都得去做一些调研的工作，如果你感觉这是一个小角色戏份不多就不去做这些准备工作，其实是作为演员的一个大忌，因为你绝对不能够出彩。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与同样作为杨昌济老师得意门生的毛泽东、蔡和森一同被称为“潇湘三杰”的萧子升具有不俗的学术见解和个人魅力，饰演他对我来说是压力也是挑战的动力。

陈韦欣： 《云霄之上》我饰演一个军人，军人拿的是枪，我饰演的萧子升作为文人，他拿的是笔杆子 。要把握这个人物更多的是从思想层面上入手，但是思想层面的东西很难表达，我在这个表演过程中实际上是用青年萧子升的 从当时社会情况出发的社会实践来完成他思想表达 。

在表演的过程中 我认为萧子升的视点并不是一个由上到下“考察”的视点，而是一个平行的、“观察”的视点去看待旅途中的际遇和现象 ，这对我来说是独特的表演体验。

关于台词量方面，我毕业之后就去了话剧团出演了几年的话剧，每年的场次都是将近上百场，这样的舞台锻炼对我的台词基本功有很大帮助的，所以说台词量大对我来说不是困难的，真正的困难是方言。

整个影片中所有的方言都是我们演员学习后自己呈现出来的，我们还做过萧子升在影片中到底应该说湘乡话还是长沙话的讨论，最后我们选择了长沙话。

陈韦欣： 《云霄之上》是我第一次拍电影，那时我还处于一个比较懵懂的状态，因为镜头前的表演和舞台上的表演是不一样的，要完成机位、光位包括同演员的配合，这些不同都是需要我去适应的。

《出发》是我第二次和刘智海老师包括整个摄影团队的合作，因为我们之间的默契和信任度有了之前的基础，我的表演也轻松了很多。 我喜欢和这样的团队合作，因为感觉他们很用心，这种努力创作的氛围深刻地感染到了我 。

我觉得自《云霄之上》延续到《出发》的特质，除了如山水画卷一般的美学风格，还有就是 基于现实主义的刻画与还原，这是一种由影片的质料水到渠成的创作结果 。

陈韦欣： 其实最开始剧本当中设定的是毛泽东用枪碗去挡枪口。后来我们主创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发现青年萧子升在整个故事中的人物动作都显得比较收敛，这是与我们前期做的人物调研有一定的出入的。

他其实也有勇敢甚至激进的一面，因为萧子升在1910年就加入同盟会了， 他不仅仅是一个教书先生，他也是敢于和恶势力作斗争的实践者 ，所以在人物的塑造上，我们设计的这个动作能凸显出萧子升的多面性，让这个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和饱满。

陈韦欣： 前面我也提到，我是从话剧舞台走出来的，剧场的表演和镜头前的表演是有很大区别的。剧场空间很大，大的剧场能坐几百号人，所以演员在台上的动作、表情、台词、音量都需要放大去呈现。

在拍摄前，刘智海老师一直跟我强调：“韦欣你要收住”，他说你不能把之前舞台上的习惯带到电影镜头前，他还说： “你不要去表演，你要去感受环境” 。刘智海老师跟我强调最多的是感受人物、感受环境，不要刻意使用技巧。如果使用一些技巧去表演的话，在大银幕上是能够看出来刻意的，是会露出表演痕迹的。所以他也一直和我强调： 除了塑造人物外也要做好自己 。

陈韦欣： 是影片中我从悬崖上摔下来后躺在病床上，最后一场在张县长家里的戏。那天刚好是我杀青前最后一场戏，在影片故事中又是毛泽东和萧子升在经历这一段路程后，分别的一场戏。

其实那天情绪也很奇怪，我晚上跟“毛泽东”几乎没说话，我甚至都没从床上起来。 因为一旦我从床上起来去走动、去休息，感受角色的状态就会发生变化 。所以那天我的感觉很奇妙，我自己的状态就跟我所饰演的萧子升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萧子升与毛泽东要面临分离，我也要面临杀青，去另一个城市， 演员和角色一同结束一段旅途 。

陈韦欣： 其实青年毛泽东与青年萧子升的人物形象本身就具有一些不同，例如毛泽东的身材比较高大，性格相较于萧子升也外向豪爽得多，我主要是想从萧子升温和内敛的性格上来强调人物的区分度， 我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心思缜密的人，面对抉择和冲突他也是用一些相对比较“软”的手段和方式去解决问题，这一点也是与他所一直推崇的“教育救国”方式是统一的 。

另一个我还是想从人物的刻画上呈现出他对农村的一种隔阂感，哪怕他之前已经去“穷游”过几次，但是这一次所面临的困境其实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与毛泽东不同，萧子升对农村生活是不太熟悉的，他还是有知识分子的感觉在。

罗泽楷性情豪爽，而我性格可能还是稍微有些内敛。所以从各方面来说，我觉得两个演员本身和两个角色本身是有一些相契合的东西。其次 我觉得演员之间的信任是很重要的，在这一点我跟罗泽楷是完全做到了相互信任 。 因为我俩第一次在机场见面后，就止不住话匣子地一直聊天。 在交谈中我们互相感觉都很投机，所以渐渐在相处中形成默契。

在拍摄过程的生活中，包括在拍摄现场，我俩除了不睡在一个房间，其他时间我俩都是待在一块的，吃喝住行拍戏等等都待在一起，所以是朝夕的相处让我们拥有了良好的沟通。

陈韦欣： “水”在片子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么水系其实它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包括划船、游泳这些戏份其实都有一定的危险系数。其实小时候的溺水经历，让我对水有些畏惧。

比如影片开头有一场戏，毛泽东和小朋友在河滩上戏水，萧子升乘船经过，当时河流湍急，有一定的危险性。尽管在拍摄的过程中，由绳索固定的船翻了四五次，水都快淹进船舱了，但我们还是一遍又一遍地拍摄，只为找到最好的镜头和视觉效果。 关于“水”并不只是我的困难，也是整个剧组的困难，我们一起都在努力克服 。

陈韦欣： 关于方言的问题，在我们前期筹备的时候，导演非常明确地要求我们使用方言。关于方言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是：湖南话有很多种。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不同地区的湖南方言存在很大的差别。

在现场表演时，我感觉自己方言表达的效果还是理想的。虽然最终为了完成拍摄进度，方言这一部分，更多地选择后期来完成，后期配音也是由我们演员自己来完成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来美院配音的时候，配了两到三天，我晚上睡觉时梦里全是湖南方言。

陈韦欣： 首先我非常 感谢刘智海导演，我觉得是他把我领上了电影的道路 。其实在他找我拍《云霄之上》之前，我本来准备回到乡镇工作，做一个乡村文化员。虽然那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我非常感激刘智海导演引领我选择了电影这一方向，并且我也很喜欢从事电影方面的工作。

同时，与刘智海导演的这两次合作，就像在大学课堂里上课一样。实际上，我也一直称呼他为刘老师，因为我把自己当成一名学生去跟他学习，听他上课，那种感觉特别好。

其次，在与整个美院工作团队的合作中，我觉得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就像学校里的标语一样—— 为艺术而战 。我记得在《云霄之上》开拍之前，刘老师曾对我说，不要把拍摄《云霄之上》当做一个任务去完成，而是要 以一种使命，以一种对电影的尊重去完成这样一个拍摄 。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整个中国美术学院的团队，也都是带着这样一个敬畏之心去完成工作的。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非常期待继续与刘老师和中国美术学院的团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