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刚毕业的台湾年轻人组建了“美感细胞团队”，邀请14位设计师与插画家，重新设计了台湾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内容，让课本改头换面。
今天我们说教科书长成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也不会只是出版社的问题，也不会只是教育部门的问题；它可能多多少少也是学生的问题，也是家长的问题，也是老师的问题。因为每一个齿轮就这样扣在一起，好像每一个都只错了一点点，可它们互相影响所造成的问题就非常大。
大家好，我叫张柏韦，来自台湾。我毕业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其实交通大学是一个非常理工的学校，我在里面读了一个文科。
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们都是那种学渣类型的
，平常聚在一起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讨论学生会要玩什么活动，讨论我们接下来要办什么，甚至有时候会讨论台湾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
2013年的春天，我们三个都跑到国外做交换学生，我去了荷兰，在荷兰的生活让我有很多反思。我生活在阿姆斯特丹，那是一个很奇怪的城市，尤其在建筑方面。你会发现那里的建筑物有点奇怪：它过分细长，尤其是中间这一个，你会觉得它好像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房子，门一打开可能就要上楼。
这样子的房子怎么会存在？十七十八世纪，阿姆斯特丹跟现在的国际大城市一样，地价或者说课税都非常高，跟如今
依楼板面积课税的方式
不一样，当时课税只看房子占地大小，盖一层楼跟盖十层楼的税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非常穷，还想要住在阿姆斯特丹，就只能靠往上盖楼这种方式。
但是我觉得很酷啊，这么有历史味道这么有故事的东西就留在他们的生活里。
学渣到哪里都是学渣，所以
在这半年里，
我们还是到处玩。我们去巴黎时正在举办叫“70年前的巴黎”的活动。70年前，二战刚结束的时候，巴黎人很开心，所以拍了很多照片。这个活动就把70年前巴黎的照片跟现在的街景对上，反白之后，很多场景都无缝接上了。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欧洲这些国家在城市样貌上，都自然而然呈现了一种美学。生活在这样的环境，自然而然就得到享受与滋养。
半年之后交换结束了，回到台湾，
视觉反差非常强烈。
看看我们的街道——
所以我们几个就聚在一起开始讨论：为什么好看的设计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我们的设计师不如人家吗？欧洲的设计师确实都很厉害，但台湾也有很多非常厉害的设计师，国际水准的，像古又文、聂永真等等。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精英的好品味不能传递给大众呢？
其实精英跟大众本来就有落差很正常，然而断层过大，大众失去了理解精英的耐心，就会觉得没有必要非得做那么好看的东西，渐渐地没有要求，美的事物就会消逝。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断层？
我们来看一下欧洲的小孩子平常看到的。这是我随便找的他们网络上一些海报的设计。
而我们呢，这是我们常见的样子，有台湾的也有大陆的。
在这两种环境生活二十年，有什么差别？最大的差别就是：
前者觉得这样叫60分，后者觉得这样叫60分。当他们的60分是我们的90分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就继续问，难道我们没有美学教育吗？有，但是……
博物馆太遥远，台湾小朋友一年去美术馆的次数不到一次。博物馆在资源非常集中的地方才会产生，必须要有钱有闲才能有可能。如果我不是一个都市小孩，我住在偏乡，获得这样的美学资源就非常困难。
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在念书，早上四节课下午四节课，
8个小时一天，40个钟头一周，1400多个钟头一年。
惨一点的还要晚自习，还要周末补习……
到这里，我们就发现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改造教科书——上课太无聊，课本太难看，我们经常创作这样的，杜甫很忙，他扮演很多角色。
一本好看的教科书是多么重要的事。所以我们开始了这个“美感细胞 | 教科书再造计划”。而且我们决定
一定要做主科，不能做一个大家不重视、可能很容易丢弃的科目，美术啊，音乐之类的，我们选择做了国文这一科。
国文科其实非常有趣。如果大家觉得哈利·波特或者金庸可以出精装版，每一页都做得很漂亮、封面做得很美，难道国文科不行吗？
所以我们那时候几个人讨论就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做，自己觉得很雀跃，可是事实上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我自己念人文社会学系的，我另外两个伙伴更惨，一个念电机系，一个念机械系。
那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开始问别人。前半年访问出版社的业务，问市场的状况、饱和程度；我们去问设计师对教科书现行设计的想法；甚至还找到一些政治人物，问他们对这样的政策推行的看法。
花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也遇到很多挫折，有些人觉得在这么保守的市场底下，你不太可能做到创新，还是不要做这件事情了。或者有人就一直鼓吹我们做破坏式创新——就是来开一家出版社跟大家开干，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出来。
不过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发现问一个好问题的价值比得到一个好的答案重要多了。一个好的问题它可以引领到下一个层次，因为你了解这件事情，在问下一个问题的时候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一个好答案只是帮你结束到当下这个问题的回答而已。所以那半年之内，我们突飞猛进地开始了解这件事情可能会遇到的阻碍。
有一天我问了一个教授，把这个idea重新跟他讲了一次。他就说：“哎，你这个idea不错，可是为什么你不做一个demo？”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做demo有一个非常巨量的价值。
今天我在这儿说我要做一本美感的教科书，在场有四百个人就有四百个想象，每一个人想象的美感教科书都跟我想的不一样，一定会有一点落差。今天我在跟你们讨论这个东西可不可行、能不能做的时候，你们是依据自己心中的想象去做判断的，所以很可能我们讲的根本就不是同一本书，那今天在做这样讨论的时候很容易就失焦，唯有你把一个demo做出来，告诉他真的长这样，我们依据这样的东西来做，哪里可以修正哪里可以做得更好，这样的讨论才有价值。
因为我们自己既不是念设计也不是搞教育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做一个demo就必须非常拼命。那时候我记得我自己的生活费大概是六七千块台币，大概折合1200块人民币左右。我们那个时候就透过脸书去敲我们认识的会做设计的人，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所限，所有参加的设计师，我们都只能要求他们用无偿的方式跟我们合作。我们大概前前后后找了快三十几个设计师，最后有十四个设计师同意跟我们一起做这一次的尝试。
这是我们第一次开会。我们跑到台北的一个地下街，那边有一个小空间可以开会，然后租下他的场子把大家都叫过来。
我们也跑去做群众募资，你们这边叫众筹。我们募到不多，大概是五万人民币左右，至少有一个基本的本可以把这个教科书做出来、印出来。
这是原本教科书的样子。
这是我们改的。
这是原来的。
这是我们改的。
简单播一下我们在香山大湖国小第一次发书的状况。大湖国小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学校，一个班级的学生大概只有九个人，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们才比较愿意跟我们做这样的尝试。当时我们名不见经传的，大家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所以很高兴可以找到这间学校。
我先声明，整个影片我们都是像透明人在旁边看，现在小孩子讲话就是可以这么成熟，讲到这些不可思议的字句都跑出来了。
如果用比较科学的方式，我们应该找一个实验组跟对照组：今天他用我的教科书五年，他不用我的教科书五年，两者之间做一个比较，最后才告诉你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效。可是这件事情不太可能做到，而且影响这样环境的因素也很多。
所以透过这些小朋友的反应，你可以知道：第一，他们可以了解设计师在想什么；第二，他可以真正有意识地去想象所有课文的内容。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震惊而且很高兴的事情。
我们也得到蛮多回馈的，这些回馈是一些实物上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地方，所以我们第二本做了一些改良。跟大家介绍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