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争&曾泓凯]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 基于社会系统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

基于社会系统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凌争  曾泓凯

作者简介: [1] 凌争，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中国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2]曾泓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已在中国知网上线，感谢读者推荐，同时也感谢作者同意授权转载。

发表时间： 2023/11/10

版块分类： 前沿文献（推送前知网下载量：1008）

PDF全文： 点击链接< 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基于社会系统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可下载PDF全文（有效期7天）。

摘要： 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直接关乎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既有研究多从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公共价值论等视角对城市社区治理效能进行单变量、间接化的解释，导致该论域研究成果在百花齐放的同时缺乏有机整合，且治理有效更多体现为变量优化的自然结果，二者间关系存在理论模糊性。鉴于此，文章基于社会系统论，构建“作为系统的社区”分析框架，依托28个案例开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从资源、服务、生活、文化四个维度探讨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组态路径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四种组态路径均可实现治理有效，包括：以服务供给为导向的“资源整合式”治理、以服务供给为依托的“生活互嵌式”治理、以资源整合为基础的“文化创建式”治理，以及“生活—文化”良性互动的“二元融合式”治理；各条件变量在不同路径内存在不同的互动逻辑和功能强度。文章就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作出了区别于“自然结果论”的综合性解释；拓展了社会系统论的应用空间和内部逻辑；为不同地区探索适应性的城市社区治理进路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社区治理;系统论;AGIL模型;定性比较分析;城市基层治理;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在市场化改革的浪潮席卷下，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单位制到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历史性变迁[1]。近年来，伴随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重心的不断下沉，社区日益成为联结国家、社会与民众的关键节点，发挥着愈发重要的治理功能。作为对此的回应，2017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指出，“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要“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再次强调，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3]。可见，城市社区治理日渐成为党和国家政策议程的焦点之一。实际上，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22%,比上年末提高0.50个百分点[4]。与此相伴随的，是城市社区日渐复杂化、多样化的治理挑战。如何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已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亟待研究的重要议题。

围绕如何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当前学界已然开展诸多重要研究。在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外生论从国家中心主义出发，强调政府外部干预对实现社区治理效能的拉动作用。比如，通过多重制度的继替整合推动社区利益关系重构[5]、保障社区服务供给以激活社区治理资源[6]、加强基层国家政权建设以解决社区积压的矛盾[7]等。内生论则从社会中心主义出发，强调社区内部禀赋对实现治理效能的推动作用。比如，通过构建社区友爱、互助、合作及信任等关系网络来提升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进而实现社区公共精神的形塑[8]、依托社区社会组织以实现服务多元化供给[9]、促成居民集体行动以构建自治合法性与治理能力[10]等。在公共价值视角下，公民参与在政府绩效生产中的作用不可或缺[11]。社区治理效能是多元主体合作生产的结果，尤其要反映社区居民的价值期待。质言之，政府的服务、政策和项目唯有社区居民需要，产出方为公共价值，亦即治理效能[12]。

事实上，对如何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效能这一问题的回应必然要求廓清其得以实现的理论逻辑。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密码进行解码，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索引。遗憾的是，当前对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影响因素的专门性研究总体不足，尤其缺乏从治理实践与社区运转的双重维度，对何为城市社区治理效能进行理论释义，由此围绕如何实现“治理有效”开展富有针对性的系统化探讨。社会系统论内含“结构—功能”的系统逻辑，可作为回应此问题的启发性理论工具。社会系统论采用“结构—功能”的分析模式，强调社会系统的优化需要内在的子系统承担其特定功能。作为社会系统的微观形态，城市社区亦是由诸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从“结构—功能”的逻辑讲，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依赖于社区系统自身的优化，而社区系统自身的优化需要满足其内在需求，后者依赖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承担并实现特定功能。当前诸多研究聚焦于对特定功能的实现存在影响的变量，但大多关注变量的“内部逻辑”,如社区营造何以有效[13],社区组织何以生成[14]、社区参与何以实现[15]等，并未向外关联到特定变量如何影响特定功能，进而影响社区系统和治理效能。就是说，其并未对特定变量或者“内部逻辑”为什么能够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能这一问题进行清晰的理论说明和实证检视。相应地，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意涵往往语焉不详，其实现更多的是变量优化的“自然结果”,二者间关系存在理论意义上的模糊性。这就导致围绕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研究大多微观和间接，且整体上较为碎片化。同时，既有研究在理论建构上多为单因素解释，如项目供给[16]、服务保障[17]、社会资本[18]等对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影响，忽视了城市社区治理场域的复杂性。事实上，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往往是各要素间非线性互动的产物，但相关研究未能从整体上对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性分析，所揭示的因果模式存在一定局限。此外，既有研究多为单案例研究，研究结论存在基于案例情境限定的推广疑难，难以充分满足理论建构的需求。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问题是：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为何?以此为主轴，力求对如何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有效”做出区别于“自然结果论”的综合性解释。本研究的思路是：借鉴社会系统理论的元素及其解释逻辑，结合有关城市社区治理议题的理论与实证探索，构建以“作为系统的社区”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对如何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效能进行阐释；鉴于城市社区的内在复杂性，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力图呈现并解释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组态路径及其内在逻辑，借以丰富该论域内的多类别比较研究成果，并为不同地区探索适应性的城市社区治理进路提供参考。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意涵

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核心在于治理实践的有效性。“有效性”最初是组织行为学领域的一个分析性范畴，指特定组织在自身价值观的指引下实现符合正常定位的目标的程度[19]。城市社区治理效能主要表现为治理实践的实际结果同治理目标的契合度。由于制度碎片化、个体原子化、责任无限化、信息孤岛化等结构性困境，城市社区治理具有复杂性、系统性和风险性的内生逻辑[20]。“碎片化治理”是我国城市社会治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体现在理念、主体、制度、机制、责任、技术、职能等多个层面，基层有效治理的实现亟待基层整体性治理共同体的建构[21][22]。城市社区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城市社区治理的系统性的隐喻恰恰是社区自身的系统性，即社区本质上是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异质多元要素构成的系统有机整体[23]。进而言之，作为社会缩影的社区是诸要素彼此互动而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自我维持和良性发展的整体性需求，对这一需求的满足构成了当前治理实践的主导靶向，其达成的实际结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社区治理效能。正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培育社区共同体文化、促进社区良性有序发展”[24]。综上，本文所指城市社区治理效能意在凸显城市社区自我维持和良性发展的整体性需求通过治理实践所得到的满足程度；城市社区治理就是以社区的自我维持和良性发展为目标，通过各种途径、方式和手段承担起社区内部各项具体功能，从而满足社区整体性需求的过程。

(二)作为系统的社区：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实现路径的分析框架

20世纪中期，美国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社会系统理论。该理论将社会视为与生物有机体相类似、相互依存、自我平衡的系统。在社会中，与某项功能需求有关的行动类型构成了社会的一个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凭借满足系统“需要”、解决系统重复出现的问题来维持或重建平衡，即各子系统在分功能调适中相互作用、协同演进，造出一个整合的、相适应的和较为稳定的系统[25]。社会系统需要相应的子系统分别承担特定功能，并在彼此间的有机互动中实现整体的稳定运转。帕森斯从行动系统的普遍功能要求出发，认为包括社会系统在内，各类型、各层次的系统均需满足四大功能性需求才得以生存和发展，从而构建起AGIL模型，即适应(A)、达标(G)、整合(I)、维模(L)。所谓适应，指系统需同环境发生一定关联，必须具备从环境中汲取资源的能力；所谓达标，指系统必须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目标次序并调动系统资源以集中实现；所谓整合，指系统必须将各个部分之间协调一致，不出现游离、脱节和断裂；所谓维模，指系统必须拥有特定机制以经常维护处于潜在状态的模式。该框架下，系统的生存和发展这一整体性需求的达成依赖于上述四大功能的满足，且各功能或者分别承担这些功能的子系统之间存在复杂的互赖共生关系。具体到社会系统，适应、达标、整合、维模功能分别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子系统承担，四者互赖共生，共同实现社会系统的生存和发展。

作为社会缩影的社区是诸要素彼此互动而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自我维持和良性发展的整体性需求。这一规定性无疑与社会系统论的内在逻辑充分耦合。在此基础上，将AGIL模型应用于城市社区语境，认为城市社区系统的自我维持与良性发展需要资源系统、服务系统、生活系统、文化系统四个子系统分别承担起适应、达标、整合、维模四项功能。社会系统论下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因素主要包含资源整合、服务供给、生活互嵌、文化创建四个条件变量(条件变量的设置理由及具体内容将于研究设计部分详细展开),分别承担适应功能、达标功能、整合功能以及维模功能，进而搭建起本研究的分析框架(见图1),由此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

图1 作为系统的社区：城市社区

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的模糊集路径

本文选取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以下简称：QCA)开展研究。

就方法论而言，QCA基于整体主义，强调因果关系的多重并发性、非对称性等特征，适用于分析条件组态和结果间复杂的因果关系，而当我们对于条件组态进行整体分析时，事实上已经采取了条件间是相互依赖的(inter-dependence)这一更符合社会现象的假定[26]。本研究认为城市社区治理关键在于满足社区系统的四大功能需求，由此探讨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可能因素及其组合路径，整个过程强调因果关系的系统复杂性。可见，QCA方法的逻辑限定契合本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路。在应用层次上，QCA最初作为一种小样本宏观比较方法，用于对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形态等宏观现象进行实证研究，近年来的应用范畴扩展到了“中等样本量”和“大样本”研究，研究对象延伸至更为中观和微观(组织、社会网络、集体行为者、团队、个人等)的层面[27],基层治理领域也有所涉及[28][29][30]。在具体类型上，QCA主要包含三种，其中，清晰集(csQCA)和多值集(mvQCA)主要建立在对变量进行类型划分的基础上，难以有效刻画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实现过程的复杂性，而模糊集(fsQCA)在保留一般QCA分析方法的主要方面的同时，允许分析在程度和水平上变化的现象，有助于更加细致地呈现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逻辑。因此，本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二)案例样本选取

在案例样本的种类选择上，需要兼顾案例总体的充分同质性和案例总体内的最大异质性[27]。在案例样本的数量选择上，需根据条件变量的数量进行斟酌。有研究指出4个条件变量的情况下须满足10-12及以上的样本量[32]。实际上，在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覆盖尽可能多的逻辑组合，案例数量需尽可能达到2n(n为条件变量数)及以上。鉴于此，结合变量设置以及城市社区治理情境下案例数据的可获得性、案例知识的充分性等因素，本研究共选取源自国内不同地区的28个典型案例(见表1)。其来自2018年和2021年由民政部先后验收通过的第三、第四批全国社区治理与创新服务试验区名单以及2018年民政部公布的全国百大优秀社区工作法目录。入选案例皆为民政部发布的社区治理成果中的新近部分，经过了政府和社会的仔细甄选，具备权威性、代表性和时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近期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所遇到的多样化挑战及其治理实践。与此同时，入选案例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其治理经验所植根的背景、条件存在差异，在共享城市社区治理效能这一主题的同时具备各自的治理特色，为比较分析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提供了鲜活样本。

表1 28个城市社区治理典型案例

(三)变量设置与测量

城市社区治理效能是复杂因果关系下的产物，仅基于类型划分开展探讨难免损失精度。结合相关研究经验[28][29],本文参照拉金(C.C.Ragin)提出的四值编码方案，即根据条件组合分别按照1、0 .67、0.33、0进行赋值[27]。

1.结果变量

城市社区治理效能意在凸显城市社区作为系统而内生的整体性需求通过治理实践所得到的满足程度，测量和赋值如下(见表2)。

一是社区治理案例入选全国百大优秀社区工作法。此类成果经民政部的权威审核，是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对各地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具备较强的指导意义。二是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成果入选“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或者年度全国基层治理创新典型案例，前者依托于自2012年起由人民网和中共中央党校每年举办的“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结合公众投票和专家评审的形式进行年度性的案例征集、筛选和评价，入选案例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和借鉴意义；后者由民政部新近遴选和发布，部分入选案例反映了城市社区治理领域的新兴探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可推广性。三是社区治理和创新服务实验成果得到人民网、新华网等中央主流媒体的报道，此类案例在央媒传播力的推动下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和借鉴意义。若城市社区治理案例入选百大优秀社区工作法则赋值为1,若入选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或者年度全国基层治理创新典型案例则赋值为0.67,若得到人民网、新华网等中央主流媒体的报道则赋值为0.33,三者皆不具备则赋值为0。

2.条件变量

本研究将资源整合、服务供给、生活互嵌、文化创建分别作为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有效的条件变量，测量和赋值如下(见表2)。

第一，资源整合。

“适应”主要指向对环境资源的汲取。在城市社区语境下，有效的资源整合是社区系统适应功能的主要承担者。后单位制时代，社区成为公共职能的基层支点和居民活动的主要场域。伴随内外环境的变化及日渐扩张的职能要求，社区面临繁重的资源压力，亟待社区资源整合。所谓社区资源整合，是指在社区治理中对社区资源的识别、获取、配置以及运用[36]。事实上，社区资源整合能力建设是强化社区适应能力，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重要着力点。如研究者指出，“提升社区共同体的资源整合能力是实现支持网络从单位到社区转变的重要前提，是社区建设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37]本研究认为，城市社区资源整合主要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其中，物质资源包括必要的社区资金和基础设施。财力和物力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不同社区的可能办事能力和可能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构成治理效能的物质基础[38][39]。人力资源主要指专业化社区工作者和社区精英。专业化人才队伍在有效承接资源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推动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40]。社区精英在国家与社会、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发挥秩序链合的作用，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力量[41][42]。组织资源整合意味着社区的组织化发展，是提升社区治理有效性和保障社区生活有序性的重要选择[43]。组织资源整合或社区组织化以良好的组织结构为实践形态，包括：政治性组织、经济性组织以及社区中介组织[44]。质言之，高质量的组织资源整合是提高社区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更是包容性城市建设的起点[45]。据此，将资源整合概括为三个方面：社区资金和基础设施，专业化社工队伍和社区精英，由政治性、经济性和社区中介组织共同构成的组织结构体系。若同时强调其中三种，则赋值为1;若同时强调任意两种，则赋值为0.67;若仅仅强调任意一种，则赋值为0.33;若以上三种均未强调，则赋值为0。

第二，服务供给。

“达标”主要指向系统核心目标的实践。在城市社区语境下，有效的服务供给是社区系统达标功能的主要承担者。在单位制解体和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社区逐渐成为单位外放的服务功能的承担者和大量体制外“社会人”服务需求的满足者。近年来，伴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优化服务供给从而更有效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社区发展的核心目标，直接关系到社区系统能否良性运转，服务供给因应构成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关键性影响因素[46]。本研究认为，社区服务供给是指包括社区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在内的多元化社区行动者，基于利益、情感、认同等纽带而协同合作，并在现代技术手段的纳入下，持续性地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过程。城市社区服务供给主要涉及多元协同、技术支撑、可持续性，三者分别对应服务供给的主体结构、手段与质量，彼此间相互联系，共同决定服务供给，进而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在多元协同方面，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者群体逐渐呈现出在政府主导下向社会和市场拓展的特点[47]。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社区在基层党建创新引领下，社区服务中心、社会组织、驻地单位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有效提升了服务供给水平[48]。在技术支撑方面，社区与信息化融合对基层治理的变革与创新具有重大意义[49]。传统网格制存在重管理、轻服务的弊端[50],经由智慧化建设，有助于通过多网格融合和技术标准的建立与互融，实现社区服务的精细化[51]。在可持续性方面，作为持续性过程的社区公共服务生产，不仅满足了居民个人和集体的需求，也为其创造出新的需求并激发其后续的参与意愿，进而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效能提升的良性循环[47],从而避免“任务导向型”的权力结构网络或者权力配置的“二元背反”[53]等问题。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包含服务供给的时效性和长效性两方面，并以特色化服务供给模式为实践形态。据此，将服务供给归纳为三个方面：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信息化技术充分运用于社区服务供给过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形成兼具时效和长效的特色模式。若同时强调其中三种，则赋值为1;若同时强调任意两种，则赋值为0.67;若仅仅强调任意一种，则赋值为0.33;若以上三种均未强调，则赋值为0。

第三，生活互嵌。

“整合”主要指向系统成员间的联结。在城市社区语境下，有效的生活互嵌是社区系统整合功能的主要承担者。现实中，社区系统首先是作为一种生活共同体而存在，“共同体是基于人们的本质意志而形成的亲密和单纯的共同生活，与源于选择意志的社会有着本质区别，它是一种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54],是一个“温暖又舒适的场所”[55]。在社区生活日渐陌生化、异质化和碎片化的背景下，“社区成员只有在生活共同体的紧密联结中才能形成彼此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故需要通过社区生活共同体的有效营造来夯实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基础”[56]。生活互嵌的程度直接关乎社区系统的维持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社区治理效能。所谓生活互嵌，是指城市社区成员经由参与社区公共生活而建立起持续性关联，不断实现社区整合的过程。城市社区公共生活主要可归纳为：关系性公共生活、政治性公共生活和利益性公共生活，三者交叉合成，为社区善治提供一个复合性的善治基础[57]。其中，关系性公共生活是指社区居民以解决共同生活问题抑或满足共同生活需求为目的，合作创建并持续参与特定关系网络的过程。实践中往往表现为居民积极构建以非正式社团和正式组织为表现形式的准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58]。由此，社区在居民生活中的意义得以重建，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孕育和扩展，从而推动城市社区善治的实现[58]。政治性公共生活是指与政治活动和政治组织密切相关的公共活动[57]。社区居民对居委会选举的关注和参与有利于增强其政治效能感，基层党建的强化重建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社会联结，从而推动社区自治建设和政治整合[61][62]。利益性公共生活是指社区居民直接参与涉及社区公共利益的事务的过程。利益的紧密相关为居民个体间平等对话交流提供了内在激励，通过民主协商、互利互惠与合作共赢，社区共同体的利益纽带得以塑牢[63][64]。据此，将有效的生活互嵌概括为三个方面：居民积极构建以非正式社团和正式组织为表现形式的准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居民关注并参与居委会选举、社区党组织建设等，居民主动就公共利益议题开展对话协商。若同时强调其中三种，则赋值为1;若同时强调任意两种，则赋值为0.67;若仅仅强调任意一种，则赋值为0.33;若以上三种均未强调，则赋值为0。

第四，文化创建。

“维模”主要指向系统特征的稳定存续。在城市社区语境下，有效的文化创建是社区系统维模功能的主要承担者。文化是联结和维系社区作为精神共同体和公共生活空间的纽带[65]。社区文化不仅是社区系统的重要标识，更是社区系统稳定运转的现实基础，对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具有重要影响。如研究者所指出：“社区公共文化是社区发展的底蕴和品牌。社区公共文化建设越来越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一项基础性工程。”[66]本研究认为，社区文化是指社区居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一整套特色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多层次、成体系的存在，具体包括：彰显社区特色的价值理念、制度结构和文化场所。文化创建就是打造体现社区特色并涵盖价值理念、制度结构、文化场所三者在内的多层次文化体系。作为社区文化的内核，价值理念是深嵌于社区居民意识中的理想目标与判断标准。现实中，其主要表现为社区公共精神。公共精神为社区善治的德性化指向提供了坚实支撑[8],城市社区治理要实现从物质投入、制度供给向公共精神培育的战略转移[68]。制度结构是指在价值理念规约下，为社区成员的日常交往提供具体遵循的规则体系。从制度化程度来看，其表现为法律、制度、公约等正式规则，也涵盖道德、习俗、礼仪等非正式规则。制度文化对于社区正常有序开展各项工作、活动以及社区健康持续发展起到调适和管束作用；优良的习俗文化则有助于培育良好道德实践和治理能力，共同促进社区全面发展[69]。文化场所是社区文化外在物质化和劳动对象化的具体呈现，包括历史遗迹、典型建筑等人文景观[70]。其本质上是一种社区公共空间，为社区成员沉淀心灵、丰富精神提供物质保证。场景营造有利于以地域文化为纽带，引发情感共鸣，引导公众行为，对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意义重大[57]。据此，将有效的文化创建概括为三个方面：在价值理念层面形成社区公共精神，在制度结构层面形成社区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体系，在文化场所层面形成社区公共空间。若同时强调其中三种，则赋值为1;若同时强调任意两种，则赋值为0.67;若仅仅强调任意一种，则赋值为0.33;若以上三种均未强调，则赋值为0。

表2 变量测量与赋值

四、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在完成结果变量、条件变量的设置和测量的基础上，对纳入分析的案例逐个编码赋值，形成真值表，进而通过fsQCA3.0软件对其进行布尔最小化运算，得到单变量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和多变量条件组合分析结果。

(一)单变量必要条件分析

单变量必要条件分析的目的在于验证单个条件变量是否同结果变量之间存在必要条件关系。必要性分析通过一致性指标(Consistency)来判断。一致性的取值范围为0.0～1.0,如果条件X是Y的必要条件，则X的一致性指标应大于等于 0.9。在完成必要条件判断后，覆盖率指标(Coverage)用于判断条件(或组合)X对于结果Y的解释力度，其取值范围为0.0～1.0,数值越大，表明在经验上 X对Y具有越强的解释力。

经过运算，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单变量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单变量必要条件分析

注：“～”表示逻辑非，“～A”表示条件A不存在或与条件A情况相反。

单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得分均低于0.9,说明研究所设置的任何一个条件变量对于城市社区治理有效的决定性作用不显著。资源整合、服务供给、生活互嵌、文化创建四个条件变量均难以单独解释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逻辑，这反过来说明后者是由多个条件变量按照特定逻辑并发的结果，从而开启条件组合分析。

(二)条件组合分析

根据本研究分析框架的逻辑设定和变量设置部分的理论证成，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具有“多重并发因果”的复杂性，在分析条件变量独立性的基础上，运用fsQCA3.0软件构建真值表，进一步分析真值表中四个条件变量可能的逻辑组合，亦即进行条件组合分析。在此过程中，首先需要设定案例频数阈值和一致性阈值：前者在中小样本量前提下应大于等于1;后者不得低于0.75,推荐使用0.8[27]。本研究将案例频数阈值设置为1,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在输出结果中，会出现三种方案：复杂解、简约解、中间解。比较而言，中间解结合了理论知识和案例知识，将具有意义的“逻辑余项”纳入其中，由此所得的结论启示性和普适性都较好[27][74]。鉴于此，本研究采用中间解进行分析。其中，同时包含于简约解和中间解的条件为核心条件，仅包含于中间解的条件为补充条件。鉴于社会系统论的内在逻辑以及上文对各条件变量之于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重要影响的论析，本研究对各条件变量在存在/缺失两种状态下何种状态有助于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效能时选择“存在”状态。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组态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补充条件存在；空格表示该条件变量存在，但对组态下的结果变量影响不大。

表4集中展示了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四种条件组态。通过对表4的具体分析可知，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单个解和总体解的一致性均达到较高水准：前者最低为0.9539,后者则为0.9514,皆高于理论上的阈值0.75以及研究设置的阈值0.80。这说明研究所发现的四种条件组合具有很强的内在一致性，为解释城市社区治理效能何以实现的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持。其中，组态2的覆盖率在四条组合路径中居于首位，达到0.7124,具有单条路径的最广解释力。同时，总体解的覆盖率达到0.8801,这说明：研究所发现的四种条件组态能够就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达成问题，为近90%的案例提供解释，整体解释力较强。由此，研究从多重并发因果的角度，对城市社区治理效能何以实现的问题作出了系统回应。

(三)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将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建构为如下四种类型，并针对每一类型的理论逻辑和实证依据开展具体论析：

第一，适应—达标型：以服务供给为导向的“资源整合式”治理路径。

该路径说明，城市社区治理不仅需要建立在坚实的多元化资源基础上，而且应以服务社区民众为核心目标，如此才能够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有效。这一治理路径的内在逻辑为何?研究认为，通过整合建设资金、基础设施、专业力量、社区精英以及各类社区组织，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物质、人力、组织等方面的资源前提；同时，因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城市社区治理要以服务居民为重中之重。实践中，通过针对性的项目设计，发挥社区资源的服务支持功能，为现代技术的应用、多元主体的协同，提供物质、人力、组织等方面的资源保障，从而实现特色化服务模式的运行，推动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康馨社区的治理实践是该路径的典型代表。该社区根据不同的服务情境，充分整合所在地的物质、人力和组织资源，建立起“五圈服务”,构建起“一站一中心”集成性服务平台。在服务供给的过程中，始终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比如，在爱心服务圈中，通过发挥社区联合党委的协调作用，该社区建立起“1+5”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不仅如此，该社区充分发挥技术的服务赋能作用。居民可依托智慧党建平台及时反映生活中的各类困难和需求，还可以借助互联网体验“菜单式”便民服务。质言之，该社区以服务为导向开展多元化资源整合，在党建引领下建立起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服务供给的系列项目，并将信息技术充分运用于各种服务供给的微观过程，孵化形成了高质量服务供给模式，因而推动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持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