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史迪威被美国召回，由魏德迈接替其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驻华美军指挥官。
与史迪威的区别
在此前一年，魏德迈还对史迪威的工作成绩深信不疑，在给马歇尔的信中说，“史迪威对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情况的了解程度，超过美国人，也超过中国人。”因而有意延续史迪威的工作思路。
但是，史迪威离开重庆时，既没有与魏德迈办理交接手续，也没有留下任何重要文件，使魏德迈不得不制定属于自己的工作计划。
魏德迈与史迪威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自居为“中国通”，而希望通过亲身调查来了解中国。这样几个星期后，魏德迈就开始认识到，中国政府“远不像史迪威和他的记者朋友所描述的那样，不愿作战，而是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了惊人的顽强性和耐力……到1944年，即在日本发动首次进攻之后的第7年，中国却依然在抵抗。”①
魏德迈对中国，怀有其前任史迪威所没有的理解心与同情心
——他愿意理解中国的现实境遇，也同情中国在这种境遇下为抗战所作出的努力与牺牲。
上任后的魏德迈，必须建立在华美军的有效机制，才能开展工作。
他首先撤换掉了对蒋介石态度恶劣的美军将领窦恩、菲利斯等人。这大大缓解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窦恩去职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此人为史迪威军下第一骄横侮华之人，美竟撤去，则援华之诚意又进一步矣。”同时，魏德迈也调整了与陈纳德的关系，让美国陆军、空军争夺驼峰物资的情况得到了解决。②
随后，魏德迈着手重建中美军事互信。
史迪威任职期间，极少参加与中国方面每周一次的联合会议，因为他对中国政府深怀成见，“视这种会议为喝茶和消磨时间的滑稽戏。”魏德迈不仅愿意与会，还提议设立了“美中联合参谋部”。③
针对中国军队“军官缺乏现代化军事知识和能力低落，士兵健康情况极差，营养不良，武器老旧，征兵制度充满缺陷……”等种种问题，魏德迈的批评并不比史迪威少，但他不像史迪威那般使用侮辱性语言谈论问题，这使得在场的中国人（包括蒋介石在内）乐于接受他的建议。蒋介石曾言，“魏德迈等对我国军事与行动之批评，实令人惭愧无地，然而其热忱与直谅可感。不如往日史氏之阴狠，故余对之，但有兴奋与自反，寄予莫大之希望也。”④蒋甚至愿意与魏德迈分享他最为在乎的军队指挥权。
图：魏德迈
与史迪威拒绝与蒋介石联络、拒绝聆听重庆的声音不同，魏德迈与蒋介石之间的互动至为密切，只要他身在重庆，即争取每天与蒋会面，谈论的内容包括“指挥系统、组织、作战及训练、驼峰运输、广西防务、战区重新划分，甚至建立一支新军等等。”这些原本是史迪威来华时就应着手解决的问题，但一直拖到魏德迈接替史迪威，才有机会拿出来讨论。
除了军事事务，蒋介石也时常在内政问题上向魏德迈征求意见。1945年7月，蒋介石如实道出了自己与龙云之间的矛盾，魏德迈对蒋的苦处表示理解，承诺让昆明美军监视龙云的异动。魏德迈清楚，“美国人的想象，只要蒋介石下命令，命令就会被执行。我知道委员长绝非发号施令的独裁者，实际上他不过是一种松散联合体的首脑，还要不时经历巨大的困难，取得别人对他的指挥权的服从。”⑤这是前任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从来不曾理解和体谅过的事实（史迪威并非不知道这一点）。
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蒋介石对魏德迈赞赏有加，称“此人直谅勤敏，可说毫无城府、与史迪威之奸讦劣性，完全相反也。其办事紧张积极，我国军人应效法之。”⑥同时，魏德迈也坦言，“我已确信委员长意图的真诚，我对他的钦敬与尊重也是明确无疑的。”与过去蒋、史间的相互攻讦相比，这种融洽，实可谓天壤之别。
带给中国的帮助
在中国的10个月时间里，魏德迈取得了相当多的成绩。
第一项，是整编中国军队。
魏德迈来华时，中国约有300个师，耗费大量财政。魏德迈建议“先充实36师之训练与装备，若再有可能则扩充至50师”。其后细化为，中国先行整编70个精锐师，包括美军负责装备的36个师、中国自己装备的30个师，以及驻印军3个师、山地部队1个师。这样，“机关部队总数现为五百卅万，规定整编为三百五十万，前方二百五十万，后方一百万，机关人员一律在内。”
蒋介石深知军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视整军“为雪耻图强之第一步”，积极响应魏德迈的计划，于1945年2月率先裁撤了中央军8个军的编制。但来自地方的阻力使整编计划的推行困难重重，如徐永昌所言，“魏德迈计划限五月间装备之三十六个师整训完成，以备随时配合美登陆部队反击敌人，但我至今尚有若干部队恳请不予编并，竟有谓果予编并恐有变患者。”⑦
整编初见成效后，魏德迈又提出帮助中国扩大军工生产，计划至1945年底可“自行装备八十个师（此八十个师亦有若干军需品为中国无法制造者，如汽车之类，可由美供给）”，使中国的总兵力维持在120个师。经过整编，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明显提升，在1945年多次对日军发动攻击，并占据优势。⑧
图：陈纳德与魏德迈
魏德迈做的第二件事，是改革中国军队的给养制度。
一方面，魏德迈要求蒋介石给全体士兵涨薪一倍；另一方面，为改变军官普遍克扣军饷的情况，他设计了一套补给制度，即在昆明、重庆分别设立一个给养中心，将军粮采购齐全后，再分发到各部队。这样一来，军官不再掌握钱粮，士兵所得到的军粮数量增加，不再被迫抢劫百姓，军民关系也为之改善。此项方法当时“在全国具有非常有益的效果”。⑨
第三项事情，是为中国建立了伤员疏散制度。
魏德迈看到“伤员在许多情况下都留在战场上，任其腐烂死亡”后，命令美国军医主持“制定了一个出色的计划”，虽然“现代化设备——如救护飞机、担架等，是得不到的，但采取了临时凑合办法，伤员迅速疏散，并在粗糙但合乎卫生条件的野战医院得到适当的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