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看完《饥饿的盛世》上，乾隆一朝的兴盛与忧患

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然而，教训也相当深刻。

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透彻了解了乾隆时代的另一面，对这个时代的得与失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的评估，最后再得到一点点启示，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经历乾隆盛世。

简写 | 熙熙 编辑 | 为为 AURORA

张宏杰，1972年生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著有《饥饿的盛世》《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等。《百家讲坛》主讲人，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上

第一章 帝国遗产的继承人

第二章 盛世的保障

第三章 统治风格剧变——孝贤皇后之殇

第四章 权臣的结局

第五章 盛世之巅

下

第六章 文字狱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

第九章 烈日余晖

帝国遗产的继承人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爱新觉罗家族中两个最伟大的人物，康熙皇帝和后来的乾隆皇帝，在四阿哥胤禛的赐园圆明园首次见面了。

康熙让弘历站到自己面前，询问其功课，弘历落落大方地背了几段经书，从头到尾清晰地讲解了一遍。小弘历的表现让康熙甚是喜悦，在他见过的所有孙子当中，这个无疑是最出色的，凭着丰富的阅人经历，老皇帝确信这个孩子的与众不同。

过了几天，老皇帝命雍亲王写下弘历的八字，呈上亲阅。又过了几天，康熙再次驾临圆明园，并宣布了一个不同寻常是决定：要将弘历带回宫中抚养。

在康熙的众多孙子中，弘历本是极不起眼的一个，母亲是20岁的普通丫头钮祜禄氏，因为母亲身份太低，这个孩子的出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

但是这个孩子的八字却有些不同寻常。1929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首批公布的内阁大库档案中，有乾隆的生辰八字如下：辛卯（康熙五十年），丁酉（8月），庚午（13日），丙子（子时）。批语写道：此命富贵天然，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

也许正是这与众不同的八字，让康熙做出了将弘历养育宫中的决定。乖巧的孙子给康熙一生中的最后岁月带来了巨大的欢乐，短短半年之中，祖孙俩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为了避免康熙晚年九子夺嫡的悲剧，雍正发明了“秘密立储”制，早在雍正元年8月17日，他就亲书密旨，藏于“正大光明”匾之后，众皇子因不知谁是皇储，反而相安无事。雍正突然驾崩后，张廷玉等王公大臣宣读雍正遗诏，乾隆即位。

回顾整个中国历史，在帝位交接的那一刻，曾经出现过多少明枪暗箭、血雨腥风。只有乾隆的继位过程，正大光明、水到渠成，没有一丝波澜。不过情商极高的弘历，绝不会泄露心中的任何一丝兴奋。他迅速调动起全部精神，投入到孝子的角色中去。

紫禁城养心殿

尽管对孝子的角色表演尽心尽力，乾隆对雍正的真实感情却十分可疑。经常有人说“历史是最公正的”。其实历史通常不很公正，许多历史人物仅仅因为其个性上的某些缺陷，而承受后世无穷无尽的恶评。雍正皇帝就是典型代表。

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像雍正一样委屈。他为大清王朝根本利益拼命工作十三年，结果换来的却几乎是所有社会阶层的反感。引起大家反感的原因有三：

第一，他刻薄的个性让人不敢亲近。

第二，他继位之后，对自己的手足兄弟和心腹大臣的残忍薄情，让所有人触目惊心。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他为政过于严猛。

年轻的弘历一直在为父亲惋惜，惋惜他的吃力不讨好，不会做人，他相信自己当皇帝绝对不会像父亲这样偏执愚蠢。

乾隆皇帝一生的运势确实极佳，他不但在最佳的年龄登上帝位，而且所承继的基业又令所有皇帝羡慕。历史留给乾隆的任务就是“继父祖之余烈”，把大清盛世推向最高点。他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雄心。

在乾隆眼中，合格的皇帝只有三位：汉文帝、唐太宗和宋仁宗，而汉文帝虽贤，却不善挑选人才来辅佐自己；宋仁宗虽仁，能力却有所不足；所以真正令他钦服的，只有唐太宗一人而已。登上帝位的第一天，他就把唐太宗立为自己的楷模，直追唐太宗，超越唐太宗，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否定自己的父亲，因为雍正的严苛为群臣不满，乾隆也不认可父亲的诸多作法。

乾隆皇帝信奉儒家正统思想，对异端执教不感兴趣，就在雍正驾崩后的第三天，乾隆就把父亲十分信任并供养在宫中的道士赶出了皇宫。雍正皇帝一生酷好祥瑞，在他统治期间，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种差不多都出齐了，比如凤鸟、五星连珠、黄河清等等。而在乾隆看来，搞这一套太小儿科并且太可笑了。他一上任就下旨说如果百姓安居乐业，虽无祥瑞，“亦无损于太平之象”。

雍正期间，一项受人议论的政策就是鼓励百姓开荒田地，以各地开荒亩数来衡量地方官政绩。 因为是以开荒亩数来衡量地方官政绩。结果各地官员纷纷虚报开荒亩数，他们升官发财走了，但留下的却是赋税随亩数同步增长的局面，变相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乾隆即位不久，基于国家财政状况良好，便下令免于征收百姓在雍正十二年之间所欠的赋税银。

当然，在雍正的所有作为里，最为人诟病的是对手足兄弟的残忍无情。然而在乾隆即位一个多月后，就发出了一道震动天下的谕旨：几乎所有因为储位争斗而被摒出宗籍之外的人，又恢复了天潢贵胄的身份。就连最重要的案犯，父亲当日最大的竞争对手——前十四阿哥允禵，也被释放出来，并赐给公爵，给予优越的生活待遇，并让他安享晚年。这一重大举动一下子扫除了皇室王公中对雍正乾隆这一支的怨恨之情。

下一个举动就要争取官僚集团对自己的效忠了。他效仿祖父，以宽大待下，每每从大臣的角度出发替他们考虑问题、解决困难。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对那些在雍正年间受罚过重的官员都予开释。这个举动一下子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

大清王朝这艘巨轮迅速改变航向，由“严”一下子转向“宽”。乾隆这样做有多重理由：

第一，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赢得人心，要有效地赢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无疑是让他们马上得到眼前利益。

第二，作为一位立志“行仁义”，做“有道明君”的儒家信徒，自然会以“宽仁”为基本的施政纲领。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经过父亲十三年的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律严明，贪污腐败得到有效的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也无犯上作乱之念，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此时当化“严”为“宽”，既可享受父亲严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对自己的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

盛世的保障

中国式皇权，一言以蔽之，就是剥削天下的权力，其自私性决定了它终日处于被觊觎和窥伺之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无不对这一权力垂涎不已。因此皇权权力的性质天生是高压的、排他的、敌视一切异己力量的，它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之上。所以专制统治的第一条要求是统治者必须大权独揽，有效消灭任何反对势力和权力觊觎者。

贯穿乾隆政治生涯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大权独揽。他说，“盖权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意为大权只能由皇帝一人掌握，不可交付他人。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皇帝”，他对母亲感情深至，发自天性。但是有一点乾隆从来没有掉以轻心，那就是绝不允许太后稍稍碰一下他的权柄，要让太后与政治绝缘，清除她干预朝政的任何可能。

为了做到大权独揽，乾隆采取了所有能够采取的措施，除了母亲和外戚之外，皇族也是皇帝必须要防范的重点。历代以来皇族都是最容易左右朝纲，也是最容易引发政治战争的敏感人物。这一弊端清代尤甚，清王朝的崛起过程中最倚重的就是家族力量。因此刚刚登上皇位，乾隆就做出一个长远的决定，彻底改变清王朝的贵族政治传统，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

乾隆兄弟十人，登基之时，大部分已经早逝，只剩下弘昼和弘曕两个弟弟。乾隆平时对两个弟弟在金钱爵位上绝不吝啬，平日交往中也和蔼有加。但是政治权利丝毫不让他们染指，并且经常提醒他们不要干政。身为御弟，在专制时代表面上荣幸，实际上却是天生不可触摸政治权力的“政治贱民”。他们虽然精力充沛，不乏才干，一生的任务却只有混吃等死。

对兄弟都如此严峻，对其他皇族皇帝当然更不假辞色。从此形成了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的制度，自此经理乾嘉道三朝120多年，直到慈禧时期因恭亲王才打破。

在中国历史上，乾隆也是防范太监干政最成功的皇帝之一。太监是最容易破坏政治秩序的特殊群体，尤以汉代唐代明代为甚。

清朝初期宫廷典制并不完备，为了有效地管理太监，乾隆总结了积累近百年的管理经验，下令编纂宫廷法典——《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和《国朝宫史》。除了详细规定太监的等级、职掌和待遇外，还有对太监的管理及处分作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由于时刻提防，终乾隆朝六十年，太监们始终没有对皇权构成任何干扰和威胁。

相对以上几种政治势力，防范权臣和朋党的难度更大，因为皇上行政离得开家人、亲戚和太监，却离不开大臣。乾隆年间全国约有2万名文官7万名武官，这些人既是他的政治工具，又是他的政治天敌。历代王朝最大的敌人不是起义者、异族或者灾荒，而是官僚集团。中国历史上寿命较长的大王朝，几乎无一例外地丧命于这些衣冠楚楚、举止高雅的人之手。

本来官僚体系是皇帝亲手建立起来的，但是一旦建立和运转起来，它就成了一个难以控制的庞然大物，有了自己的生命、性格和利益关切。官僚集团运作的规律是：在没有利益驱动时，官员们执行皇帝的政策，总是倾向于被动应付，只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导致敷衍塞责，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而当他们发现政策的空子时，通常会把个人利益伪装于国家利益之中，经常把经念歪。

皇帝关心的是是天下长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统治永远不变，官员们的考虑却没有这么长远。归根结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员们只是挣份工资，官员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钻空子、占皇帝的便宜，为自己和亲人朋友捞取最大的好处。

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官员们热衷于编织关系网，相互通风报信，十分默契地协调行动。在他们的集体努力下，国家政治很快会陷入腐败的泥淖，每一位官员都会成为中饱私囊的硕鼠。本来属于皇帝或者说国家的民脂民膏被大量消耗，国家的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最终出现官逼民反这个命定的结局。

乾隆皇帝的智商和情商都是寻常帝王所难及，那些让其他统治者看起来头晕眼花的官场诡计，根本逃不过他的法眼，更何况他越来越心存警惕，几次交锋之后，皇帝的精明就给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有的官员对他做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的评价。

如前所述，乾隆继位之初，继续任用雍正的旧臣。雍正皇帝留给乾隆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两位重量级的政治人物，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大臣都是位高权重，才干出群。

鄂尔泰，满州镶蓝旗人，雍正后期的内阁首辅，是雍正最信任的满族大臣。张廷玉则是雍正最倚重的汉族大臣，任文渊大学士，军国大事，多与参决，被雍正称为“第一宣力大臣”。雍正皇帝一生以打击朋党为务，他一生打掉了诸王党、年羹尧党、隆科多党，没想到晚年却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张两党的势头，这正是专制政治自我嘲讽之一例。

鄂尔泰                                 张玉廷

在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乾隆只能沿用雍正遗留下来的官僚机器。为了使这庞大的国家机器继续正常运转，他只能小心翼翼的维护两党的平衡，缓和他们的相互争斗，采取“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的平衡策略。

乾隆五年，皇帝已经出色地结束了政治实习期，他不再是对繁杂诡秘的政治局面一头雾水的政治新鲜人，上手很快的他对大清帝国这架机器的性能有了深入了解，对每一个零件都了然于胸。他直言不讳地说：“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若如众人揣摩之见，则是二臣为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视朕为何主乎？”这道谕旨是乾隆即位以来首次正面触及朋党问题，语重心长，有些辞锋暗含杀机。

黄廷桂是乾隆器重的一名大臣，却与鄂尔泰素来不和。乾隆六年，鄂尔泰趁乾隆出巡之机抓住黄的小辫子，对他深入追究。为了确保对黄的打击成功，鄂尔泰还特意关照刑部官员，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赶在乾隆回京前审理结案。

然而心细如发的乾隆却不会草率的对待任何一份奏折，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因此下令“将办事此案的大学士鄂尔泰等人严行申饬”。这是乾隆即位以来鄂尔泰受到的最严厉的一次处罚。这重重的一击使鄂尔泰清醒了一些，从此谨言慎行，不敢再大肆为自己的党徒办事营私。

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鄂尔泰敛手之后，他的党徒却犯了事。言官仲永檀是鄂尔泰的门生，作为一名御史，他专门找张廷玉一派的毛病。后来他的动机败露了，被人揭发，乾隆帝赫然震怒痛斥鄂尔泰。在这个案子之后，鄂党人物很长时间之内销声匿迹，不敢再有任何举动，张党亦鉴前车之覆，谨小慎微，处处提防。朝廷之上一时风平浪静，乾隆治理朋党终于取得了初步成果。

乾隆十三年的风暴——孝贤皇后之殇

也许是因为父亲在位恰好十三年，所以乾隆登基之初就对十三这个数字抱有不祥的预期，他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合，乾隆这个奇怪的预感竟然丝毫不差的实现。乾隆十三年，乾隆遇到两件“大不称心”的事，一件是金川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候，面对小小顽敌，清军骑虎难下，清朝政府面子丢尽；另一件是孝贤皇后去世。

郎世宁《高宗帝后像》孝贤皇后像、乾隆像

然而，皇后的去世对皇帝和别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其他人很难感同身受皇帝的悲痛。谁都没有料到，这一事件会演变成一场全国官场的灾难。在丧礼举办过程中，皇帝因为认为皇后册文的满文翻译不准确，册宝的制作不够精良，有很多官员在百日内剃发，以及皇子在皇上后丧礼上表现得不够悲痛等小事大发雷霆。

皇后之丧风波中受处分的官员，从大学士、总督、尚书、巡抚到基层官员不下百名。官场莫名其妙刮起了一场破坏力巨大的风暴，所有官员都对皇帝刮目相看：原来在他们心目中一个温和儒雅，宽厚仁慈，自制力极强的君主，竟然还有这样喜怒无常，任性纵情，残酷冷漠的一面，看来他们对皇帝实在是太不了解了。这个人毕竟是雍正皇帝的儿子，雍正的酷烈无形，他一丝不少地继承下来。

从表面上看，就是一个鳏夫因为丧偶导致的心理失常事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场风暴实际上也是皇帝对官僚集团压抑多年的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随着经受的挫折越来越多，乾隆皇帝越来越理解了父亲的选择。他发现并不是父亲不愿意宽大，而实在是官僚集团，不容他宽大，他过高的估计了官僚集团的品格。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中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的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奴才”。乾隆发现一旦他把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先生们”准确定位为奴才，在他们面前悬起官爵和财富，同时收紧绳索，举起皮鞭，以法、术、势来统一他们，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简写者注：士人阶层成为“奴才”也与皇权过于集中有关，官员都是命令的执行者，严刑峻法让他们不再具有和皇帝“平起平坐”商讨政事资格和胆量。例如宋朝不杀士大夫，但有清一代诛杀官员颇多。

这也有可能与满族的制度有关。在入关以前，满族一直是奴隶制，例如明末战争时，被俘虏的汉人统统充作了奴隶，有时甚至与牲口等一起计数。入关之后，逐步汉化，虽不再是奴隶制，但有可能这种统治思想还存在于清廷皇族。

如前文所述书中内容，官僚集团丧失了士人风骨，成了不择手段追求既得利益者。从皇帝前期的执政方式来看，这应该不是皇帝想看到的局面，而也是被逼无奈。乾隆信奉儒家正统思想，希望以温和的态度治理能换来百姓和官员的爱戴和拥护。但是他发现仍有贪污腐败的官员，起义造反的百姓，就逐步放弃了理想型的儒家治理，成为“半儒半法”甚至“表儒里法”。

乾隆认为，一朝出奸臣和佞臣固然不好，但若是出名臣或诤臣也不一定就是好事，起码说明当政的皇帝不够“英明”。乾隆需要的，只是能臣，能够对皇帝忠诚不二且办公能力极强的“奴才”。

文字狱的控制造成了极大的社会高压，但百姓们只是敢怒不敢言。官员们视抓住文字案的犯人为功绩，以多多侦破文字狱案件为荣来拼命讨好皇帝，甚至不惜对百姓在鸡蛋里挑骨头、屈打成招等等，更加剧了社会矛盾。同时，官员自己也变得更加谨小慎微，生怕被别人挑出文字上的罪过。

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无论是在语言风格还是在思想方式上，都是对雍正当年的重复，在实践中，他的严猛程度则超过了雍正。他之所以后来名声远较雍正为好，一是因为他前期刻意树立的宽仁形象不会立刻被人忘掉，另一个是在君臣关系上，他并没有像雍正那样大搞阴谋欺骗，大搞神道设教，使臣民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

由于皇帝明察秋毫，洞悉情伪，所以乾隆统治的中期，大臣们不敢不谨言慎行，唯命是从，吏治一时颇为整饬。

盛世之巅

虽然对官员严酷苛刻，但乾隆对平民百姓却十分仁慈。这一点与朱元璋非常相似。从小接受的帝王教育，把“重农”“悯农”思想牢牢地刻进了乾隆的脑海里。虽然生长于深宫之中，但他却对农民生计之艰辛有颇多了解。因为民生的关切，所以乾隆对水旱灾荒特别关注，各地的天气和收成时时牵系着乾隆的心。

考察乾隆历年救灾，确实是认真从事，不惜巨款。纵向比较中国历史，可以肯定的说，乾隆是传统社会中采取救灾措施最为得力的统治者。

乾隆登上皇位后所做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免除拖欠多年的农业税，这在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影响非常巨大的决定。在此后漫长的六十多年统治中，乾隆多次部分或者全部免除农民的农业税，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减免农业税款最多的皇帝。他在乾隆十一年、三十五年、四十二年、五十五年、以及嘉庆元年，先后五次，普免全国钱粮，是中国历朝之冠。

除了免税救灾、鼓励开荒等措施之外，乾隆皇帝在兴修水利工程，推广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鼓励人口流动方面都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每项工作的成果都超越中国历史上其他帝王。

乾隆二十年，皇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迅速出兵扫灭准噶尔汗国。

    清初期版图

对外部环境的关注是满族帝王与汉族帝王的最大不同。历代汉族帝王对于周围的“四夷”，一贯抱存而不论的蔑视心态。清代帝王却从来不这样想。清代帝王本身就起自“夷狄”，自身的边疆少数民族身份，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对待和处理边疆民族问题。他们知道，只有深入了解每个民族的历史、现状、内部关系，才能恰到好处地进行统御。

为了成功地处理边疆问题，清代前期帝王对少数民族历史、语言、风俗习惯都很感兴趣，乾隆皇帝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为了处理帝国周边事物，他有意识地下功夫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掌握满汉回蒙藏等多种语言。

基于种种的知识积累，他对准噶尔问题看的很深很透。准噶尔表面上只是大清边境的一处癣疾，实际上却是关系到整个陆地边疆稳定的核心。准噶尔地势险要，向南可以控制西藏，向东可以统一蒙古。这个国家的存在，就关系到西藏和东蒙古的稳定。如果不消灭这个汗国，西藏和蒙古就永无宁日。

经历了三次平准噶尔战争，以及对蒙古族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之后，这个大清的最强大的敌对势力终于被彻底消灭。

郎世宁《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凯宴成功诸将士》

乾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采取过许多或高明或精明或阴鸷的手腕。有清一代，喇嘛教是国教。虽然乾隆并不信教，但他却对黄教领袖一直极尽尊崇之能事。例如，他把父亲的故府雍和宫改成喇嘛庙，以示对喇嘛教的尊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乾隆很清楚喇嘛教对安定西藏和蒙古的作用。他多次说过，“兴黄教，所以安蒙古”，“敬一人而千万悦”。他高屋建瓴，进一步树立达赖喇嘛的权威，因此乾隆拥有了确认转世活佛和任命高级教长的权力，从而牢牢地把西藏社会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简写者注：元明以来，西藏事务俱是由西藏宗教上层和蒙古王公贵族操持。在清朝康熙至乾隆时期，西藏各教派纷争激烈。当时，蒙藏地区大活佛圆寂之后，转世灵童主要是由最有名望的跳神巫师“吹冲”来认定，在各种贿赂下，在跳神中，假借神谕，指定的活佛转世灵童大多来自蒙古贵族之家，有的甚至还是“吹冲”家族中人。这种大活佛几乎都出自一家的现象，也是促使乾隆皇帝下决心整治西藏活佛转世制度流弊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就有了后来的“金瓶掣签”制度。

雍和宫

但是对于伊斯兰教，乾隆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他深知这一宗教的进取性，因此在回族教区大力推行政教分离，不允许宗教领袖取得世俗权利。他知道，伊斯兰教一旦实现政教合一，必然爆发强大的扩张力量，给帝国带来巨大的安全威胁。

平定新疆之后，他大力扶植伊斯兰世界世俗贵族的力量，抑制了伊斯兰教活动。他还将东干穆斯林从中国西北部迁入新疆，利用他们对抗突厥语族的穆斯林，从而实现以回制回，获得了新疆的稳定。即使以现代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乾隆对于边疆的问题处理也是十分高明的。

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努力控制西域的一个完美结果。直到乾隆消灭了草原上最强悍的蒙古民族，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后，中央政府才真正的在这里建立了彻底有力的统治。这一统治建立得相当牢固，在此之后的晚清时期，虽然列国对清朝瓜分蚕食，但新疆一直没有再次分裂出去。

确实，以统一新疆为标志，大清帝国的统治攀上了历史高峰。这一高峰，悬绝于历代的政绩之上。

第一，乾隆朝几乎消灭了所有对最高权力的威胁，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历史上威胁皇权的势力有以下几种：敌国威胁、农民起义、权臣专政、太监擅权、后妃干政、外戚乱政、朋党之争、地方割据势力。这八种势力在历代都此起彼伏，兴风作浪，从来没有彻底平息过，只有乾隆总结吸取历代经验教训，以极其高明的政治手腕，把这八种威胁化解到近乎无踪无影的程度。

第二，经济总量巨大，国家财力雄厚。一直到乾隆辞世之际，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据统计，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1/3，超过美国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

第三，军事力量强大，国际地位高高在上。乾隆二十四年统一新疆之后，中国疆域极盛，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领土面积1453多万平方公里。中国的版图几乎比明朝的领土扩大了一倍。

清后期版图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清代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实际控制力前所未有。汉唐元明盛时，中国的版图也曾十分庞大，不过其中许多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只是对中央政府的名义服从，王朝对他们缺乏实际控制。直到乾隆时期，中国才真正的对版图内的所有土地做到了强有力的控制和管理，使边疆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真正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步，为现代民族统一打下基础。

第四，乾隆朝养育的人口达到空前的数目。中国是一个人口崇拜的国家，在农业作为决定国家命脉的支柱产业的古代，人口数量向来被视为国家兴旺富庶的重要标志。乾隆六年，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总人口1亿4341万，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乾隆六十年，人口增长至2亿9696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