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邀》第八季中，许知远与林小英的对话，让我们再次直面教育系统的问题。通过教育跃升阶级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与此同时，无数人的个性在竞争中被压抑、熄灭。过去，我们很容易沉浸在“只要努力就会成功”以及“不成功是因为不够努力”的话语中，忽略了个人努力之外，那些不由个体控制的外部条件。为什么优绩主义是一种神话，是对现实的错误认知？为什么自己“挣来的东西”，不完全是我们自己挣来的？因为公民社会并不意味着机遇平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教育。受教育的机遇常常被我们视作是最重要的机遇，我们一讲机遇平等，首先提到的就是教育机会平等，因为它是最基本的。而我们一般认为，推行公共教育是实现教育机会平等的方式。让所有人都有一样的学上，是公共教育所追求的。但很显然，哪怕是在公共教育最普及和完善的地方，机遇平等往往还是没有100%地被实现。比如，公共教育的资源常常集中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繁荣的大城市。那么受教育的机遇，对于生活在大城市和生活在小地方、农村的人来说是不一样的。另外，哪怕是在公共教育很普及的地方，钱可以买到的教育资源仍然是相当可观的。富人家的孩子常常可以上更好的学校、补习班、才艺班，请更好的家教；钱还可以为ta们买到更多的见识，比如利用假期参加各种夏令营、游学。在特权阶级的“老钱”，仍然是构成教育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是因为公共教育实施得不够彻底。我们可以想象公共教育变得更彻底，想象公共教育资源不向任何地区倾斜。还可以想象老钱能买到的各种教育资源都被取消，比如假期活动、课后活动都由国家买单，且被平均地分配。这样教育机遇不就彻底平等了吗？可惜仍然不是。有一种教育，它不发生在公共领域展开的教育中，而发生在公共领域教育之前——家庭教育。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把这种教育称作“继承”，他还认为，由于存在“继承”——“继承”（这个词）已经强烈地暗示这里存在着特权或者不平等——社会阶层哪怕是在现代民主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被“复制”。“龙生龙，凤生凤”的现象，哪怕是在教育高度公共化的社会也仍是一个残酷的现实。这是他与帕斯隆对法国公共教育展开研究之后得出的结果，这个结果体现在他们合作的两部著作的书名里：一本叫《继承人》（Les héritiers），另一本叫《复制》，中文翻译成《再生产》（Reproduction）。布迪厄把在原生家庭中被继承的东西称作“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范围很广，它可以包括分析和表达能力、阅读和理解能力、文学和艺术修养；当然也包括各种知识和技术。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也是文化资本，但布迪厄强调的是，人在原生家庭里就会继承到很多文化资本。想象一个出生在书香世家或高知家庭的孩子，ta可能从小就因为耳闻目染而有良好的谈吐；乐于读书写字，培养出良好的专注力，甚至可能在高质量的对话中建立了一定的思辨能力。现在再想象一个来自低文化资本家庭的孩子。假设公共教育体制完善，两人能进入同一个学堂，但文化资本上的差异依旧会被进一步放大。因为学校教育作为以特定形式展开的、对于一些特定学科的教育，对人有特定的要求。比如，学校对专注力有很高的要求，对理解和执行指令有很高的要求。有的孩子擅长的未必是读书、写字，而是运动、劳作。并非所有孩子都天然适合在室内安静地学习。此外，公共教育所采取的统一语言也是一种文化资本，出生在方言家庭的孩子就缺乏这种资本。在这个意义上，布迪厄称，公共教育的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是一种假象，因为对人有着特定要求的公共教育，在一开始就已经对人做出优劣区分了。生活在文化资源最集中、说着官方语言的大城市、富有文化资本的家庭里的孩子们，在进入学校的那一刻起，就在学习这个游戏中拿着一手好牌——ta们可以更好地适应这个体系，更快地掌握知识。狭义上的资本是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但是布迪厄看到每个人在进入学校的那一刻，手中已经有了“第一桶金”。而这个第一桶金，它像货币上的资本一样，会有钱生钱、利滚利的效应。他说，人与人之间许多看上去自然的差异，如体力、智力上的差异，实际上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会产生，且社会环境会使这些差异越来越大。卢梭尤其提到教育的例子。他说：“教育不仅使受过教育的人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之间产生差别，而且还随着教育的程度的不同，使前一种人（受过教育的人）内部的差别也随之扩大。”“一个巨人与一个矮子在同一条路上行走，他们每走一步都会使巨人拉大他与矮子之间的距离。”这段话就像为布迪厄的教育不平等研究写下一个纲领，为两百多年后布迪厄的研究搭好了框架。当然，逆袭的现象也存在，但它永远都是反衬出常态的特例。今天，我们的社会讲述逆袭案例的方式并不好。那些逆袭故事常常在暗示大家，不管我们处于什么境遇，只要努力，我们可以像别人一样获得成功。这样说不确切，因为每个人为了获得成功，获得一定的学历，ta们要付出的代价非常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逆袭只可能是特例。文化资本，尤其是原生家庭中、学前所继承到的文化资本，是一种惯习。学校教育需要特定的惯习。布迪厄和帕斯隆者在《继承人》中这样说：“任何教育，尤其是文化教育（即使是科学教育这样的文化教育），都以不明言的方式预设着一整套知识（savoir），举止（savoir-faire），尤其是谈吐（savoir-dire），它们构成有文化阶层的遗产。”而这些“遗产”和“资本”又被布迪厄称作是“文化习惯和被继承的秉性”，“一整套构成文化特权之现实的‘社会天赋’”。这些都是他对文化资本的称呼。有意思的是，“被继承的秉性”和“社会天赋”这样的称呼显得有点奇怪，因为这些说法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我们一般认为“秉性”是天生的，而不是在社会生活中后天习得的，“天赋”就更是先天意义上的才能了。所以怎么会有“社会天赋”？实际上，布迪厄是故意给出这种看上去矛盾的说法，这是为了提醒大家，功绩主义犯的最大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先来回顾“惯习”这个概念：布迪厄用“惯习”是为了强调，有些思维与行动方式，明明属于社会教化的结果，却深入我们的情感与身体层面，以至于这些被习得的社会教化的结果，像自然的本性一样在发挥作用。刚才提到他对教育遗产的界定，秉性这个说法也一样，它指我们在和家人的共处中所习得的那些文化，主要不是知识——它可以是知识，但是最重要的是言谈举止。这些言谈举止的习得过程跟学校的学习过程不一样，它不需要我们主动地、有意识地去学习，而更像熏陶。这样被习得的言谈举止，也就变得像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所以说，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孩子的“第一桶金”，ta的文化筹码，在双重意义上不是ta的优绩。首先，出生于文化世家当然不是ta努力的结果。就像出生在教育缺位的家庭里的孩子，也不是因为ta没有努力。没有人能对要获得什么样的原生文化习惯做出选择。但是，这里的文化习惯和文化资本是两回事，任何人都有文化习惯或者文化惯习。比如种田、放牛、做饭、抓螺蛳，这些都是文化习惯。这里的每一项都有知识和技术含量，只不过这些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和现有的教育体制中，不构成“资本”，不会产生滚雪球的效应。此外，大多数情况下，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儿时累积的文化资本是被熏陶出来的，不完全算努力。正如一个人会说自己的家乡话，不会被认为是一项功绩。而这些不属于优绩的文化资本，相对可被归为优绩的学校里所学到的文化资本，可能更具有决定性。因为第一种原生的文化资本，是第二种主动学到的文化资本的前提和基础。第一种文化资本决定着一个人是否能通过努力，更好地把握住平等的教育机遇。前面提到，第一种文化资本有钱生钱、利滚利的效应，所以我们所忽略的这种教育不平等形式，可能恰恰是最具决定性的一种。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功绩主义是对于现实的一种错误认识。通过教育不平等的例子，通过原生家庭里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的例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机遇平等是一种假象，因为我们只关注公共领域，忽略了私人领域中发生的文化继承。而对于这种被熏出来的文化资本的忽略，最糟糕的结果是，那些属于习得的、后天的东西，显得是“天赋”。比如，人们看待“学霸”的第一反应是ta们智商很高，而不会思考ta的出身是否让ta处于有利地位。既然是天赋，就属于自然的差异，那么它就不算追求平等的人需要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只关注公共领域中的教育平等，而忽略了长得像“天赋”的特权，不平等继续存在于社会中。这是布迪厄用“社会天赋”这个矛盾表述想提醒我们的事。*本文编辑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不平等：权力、身份与社会分配》第5期，主讲人谢晶。完整内容请至看理想App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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