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本文
经“磨铁·大鱼读品”授权，
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一卷，为免费内容。
“我没有童年回忆。另一段历史，那段大历史，举着它巨大的斧头，已经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战争、集中营。”
童年是一片空白。战争在佩雷克的生命中凿出一块无法忽略的缺口。但在这本书里，他拼凑着从虚无中夺来的生命碎片，试图抢救出对父母的回忆。
W 是一座虚构的岛屿。在被奥林匹克理想统治的 W 上，能不能吃上饭、将拥有什么名字、会不会被打死—一切基本生活都取决于竞技的结果。居民的命运完全随机，裁判可以任意改变规则。在这里，活着是一种恩赐而非权利。
一个是关乎童年的故事，一个是童年创作的故事，两个文本交叉重叠，在那之间的空缺、折损、断裂之处，悬着一段属于个人也属于集体的残酷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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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我自己历史的计划几乎与我的写作计划同时诞生。下面的两篇文章差不多是十五年前写的。我原封不动地将它们摘抄在这里，在注释中我增加了今天在我看来必要的修改与解释。
1
照片上的父亲很有父亲的样子。他身材高大，光着脑袋，手里拿着一顶橄榄帽。他的军大衣垂得很低
[1]
，腰部用一根粗皮制的皮带束了起来，这皮带很像三等车厢窗玻璃上的带子。可以猜测，在擦得锃亮的军皮鞋——这天是周日——与军大衣的下摆之间，应该是长长的绑腿布。
父亲微笑着。这是一名纯朴的士兵。他正在巴黎休假，正值冬末，当时是在万塞讷树林
[2]
。
我父亲当兵的时间很短。可是我只要想到他，眼前浮现的总是一个士兵的形象。他曾做过理发师、铸铁工和塑模工，但我从未因为这些把他想象成一名工人
[3]
。有一天我看到他一张穿着便装的照片，我很是吃惊，我总是把他看作士兵。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照片被镶在一个皮制的相框里，摆在我的床头[4]，这个相框是我战后最先收到的礼物之一。
我所了解的关于我父亲的事要远远多于关于我母亲的事，因为我是我姑姑带大的。我知道他出生在哪里，我甚至能描述他的样子，我知道他是怎么被带大的，我了解他性格的一些特点。
我的姑姑很富有[5]，是她先来了法国，又将她的父母和她的两个兄弟接来。其中的一个兄弟（并不是我父亲）去了以色列
[6]
闯荡。另一个兄弟懒散，想着在钻石商人的世界里求得一个小职位。他的姐夫引荐他入了行，但是做了几个月的镶嵌活儿，他就不再愿意继续做下去，转而成了一名专业工人。
[7]
我很喜欢我父亲身上那种无忧无虑的感觉。我看到的是一个轻快地吹着口哨的男人。他有一个非常热情的名字：安德烈。但是，有一天我发现——就在官方证件上——他的名字其实是伊塞克·朱德科，我相当失望，但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
[8]
我姑姑很喜欢他，是她一个人将他带大的，后来她又承担起照顾我的神圣责任，而且，她把我照顾得很好。有一天姑姑告诉我，父亲还是个诗人：他经常逃学；他不喜欢戴领带；他觉得和朋友在一起比和钻石商人在一起要自在得多（但这没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不在钻石商人中选择他的朋友）
[9]
。
我父亲也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战争爆发的那一天，他就去了征兵办公室，入了伍，被编在第 12 外籍兵团。
关于我父亲的回忆并不是很多。
在我生命的某个时期，就是之前我提到的那个时期，我对父亲的爱与对铅质玩具士兵的爱融为了一体。有一天，姑姑让我在一双轮滑鞋和一队玩具步兵之间选一个作为圣诞节礼物。我选了玩具步兵。但她劝都没劝我，就直接进店里买了轮滑鞋，我过了好久才原谅她。后来，我上了高中，每天早上她都会给我两个法郎（我想应该是两法郎）坐公交车，但我会把钱放在口袋里，然后步行去学校，因此我经常迟到。但每周三次的钱攒在一起，我就可以在路上的一家小店里买到一个玩具士兵（泥制的，唉）。有一天，我看到橱窗里有一个蹲在地上、手里拿着战场电话机的士兵，我想起父亲就在通讯连
[10]
。于是，第二天我就买下了这个士兵，他后来成了我和迷你玩具部队玩战术及战略演习游戏时永远的核心人物。
我为父亲设想了好几个光荣牺牲的场景。最悲壮的一个场景是，作为通讯员的他，在把胜利的消息带给昂戴勒将军时，被一挺机关枪扫射而死。
我真傻。其实，父亲死得滑稽而缓慢。那是停战后的第二天
[11]
。他被发现时，正躺在一条被打偏的炮弹击中的小路上。医院人满为患。如今这座医院变成了一座荒凉的小教堂，在一个死气沉沉的小城里。公墓维护得不错。在一个角落里，几根树枝与人名、登记册一起腐烂。
我去过一次那个可以被称为我父亲的墓地的地方。那是某一年的 11 月 1 日。到处都是烂泥
[12
]
。
有时我觉得父亲并不是傻瓜。后来，我想，这些评价，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不重要。但是，了解了他身上的敏感和智慧多少还是给了我一些慰藉。
如果父亲存活下来，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最奇怪的是，我常常觉得他的死亡以及我母亲的死亡像一种必然。这是万事万物的宿命。
2
西拉·舒列维茨（Cyrla Schulevitz）
[13]
，也就是我的母亲，1913 年 8 月 20 日出生于华沙。从听到的仅有的几次关于她的谈话，我了解到，更多的时候大家喊她塞西尔（Cécile）
[14]
。她的父亲名叫阿龙（Aaron），是个手艺人；她的母亲名叫拉嘉（Laja），出生时姓克拉捷奈瑞（Klajnerer）
[15]
，负责照料家务。西拉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排行老七
[16]
。她的出生几乎累垮了她母亲，而她之后只生了个女孩，就在一年后，也就是我母亲的小妹妹，大家给她取名苏拉（Sura）
[17]
。
这些信息，颇有些统计学的意味，对我而言并不很重要，却是我对母亲的童年与青年仅有的了解。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些是我唯一确定的事。其他的事，虽然有时我觉得大家的确对我说过，且是可靠的信息，但实际上，它们只是表明我短暂人生中的某个时期与我母亲家那边时常保持着非同寻常的想象关系
[18]
。
因为有这些确凿之事，我要说，我觉得我母亲的童年十分艰辛，且平淡无奇。她出生于 1913 年，别无中选择，只能在战争中长大。她是犹太人，又贫穷。也许她穿的是前面六个孩子已经穿过的旧衣服，也许大家因为忙着摆餐具、择菜、洗碗，很快就把她晾在了一边。当我想到她的时候，似乎看到犹太街区一条弯弯曲曲的马路，惨白的灯光，或许还有雪，寒碜而昏暗的路边摊，前面排着长长的队，不见移动。我母亲就在队伍里，一个小不点，好像只有三个苹果摞起来那么高，她的整个身体严严实实地裹在一条针织披肩里，身后拖着一个得有她两倍重的漆黑的箩筐
[19]
。
我想她应该没有受到虐待，尽管我更倾向于认为，在我刚刚如此简单描述的地方和环境里，虐待应该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我看到的是一片无限的温柔、一种无尽的耐心以及浓浓的爱意。阿龙，也就是我的外公——我从未真正认识他——经常流露出一种智者的神情。晚上，他仔细地整理好工具后
[20]
，就戴上钢质框架眼镜，朗读圣经故事。孩子们都很乖巧，一圈圈像洋葱一般围着桌子，拉嘉接过大家轮流递给她的盘子，往里面盛上一勺汤
[21]
。
我没有看到母亲慢慢变老的模样。可是时间依旧在流逝，我不知道她是怎么长大的，我不知道她的所见所思。我觉得，一直以来，对她而言，一切都没有变化，一直都是曾经的样子：贫穷、恐惧、无知。她有学习读书写字吗？我对此一无所知
[22]
。有时我想要弄清楚这一切，但现在太多的事情使我永远忘记了这一切。我所记住的她的模样，偶然而模糊，却于我相宜。这个形象与她相似，在我看来，它儿乎完美地定义了她。
在我母亲的生命中只有一件大事：有一天她得知她就要去巴黎了。我想她可能感觉像在做梦。她在某个地方找到一本地图册、一张地图、一幅图画，她看到埃菲尔铁塔或凯旋门。她可能想到了许多事，也许并不是化妆品或者舞会，也许只是想到了温暖的气候、宁静、幸福。大家可能对她说不会再有大屠杀了，也不会再有隔离区了，每个人都会有钱花。
终于出发了。但我不知道何时、如何、为何出发。是大屠杀迫使他们逃离吗？是有人让他们过来吗？
[23]
我只知道他们到了巴黎，她的父母，她，她的小妹妹苏拉，可能还有其他人。他们在 20 区一条街上安顿了下来，我忘记了那条街的名字。
拉嘉去世了。我想，在此之后，我的母亲学会了理发。接着她遇见了我的父亲。1934 年 8 月 24 日，在 20 区的市政厅里，他们结了婚。她当时的年纪是 21 岁零 10 天。他们在维兰街住下，经营一家小小的理发店。
我出生于 1936 年 3 月。我应该度过了三年比较幸福的时光，但幼儿时期的疾病（百日咳、麻疹、水痘）
[24]
、许多物质上的困难以及没有希望的未来使这些时光变得黯淡。
忽然爆发了战争。我父亲上了战场，丢了性命。我母亲成了战争遗孀。她要服丧，还要抚养我。理发店关了门，她去了一家闹钟制造厂做工
[25]
。我依稀记得有一天她受了伤，手被刺破了。她戴着星星的标志。
一天她陪我去了火车站。那是 1942 年，里昂火车站。她给我买了一本关于夏洛的画册。我似乎看见她在站台上挥动着白色的手帕，而火车已经开动了。我要和红十字会的人一起去维拉尔—德—朗斯。
有人告诉我，她后来试图穿过卢瓦尔河。她要找的那个引渡者的小姨子已经在自由区，是她给了我母亲地址，结果却不见那人的影子。她没再坚持下去，回到了巴黎。大家建议她搬家、躲起来。但她什么都没做。她觉得“战争遗孀”的名号可以使她免去一切麻烦
[26]
。但是，在一次大搜捕中，她和她的妹妹，即我的阿姨，都被抓了起来。1943 年 1 月 23 日她被关在德朗西（Drancy），次年 2 月 11 日被运往奥斯威辛。
她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死在了那里。她到死也不曾明白发生了什么。
1．不，确切来说，父亲的军大衣没有垂得很低，它刚到膝盖，并且，大衣的下摆提到了大腿中部。所以，不能说“猜测”到绑腿布，因为完全能看到它们，而且还能看到大部分裤子。
2．周日，休假，万塞讷树林：没什么能证实这一切。我身边还有第三张母亲的照片——也是我跟她的合照之一——那是在万塞讷树林拍的。如今看来，此中处提到的照片是在我父亲驻扎的那个地方拍的，从它的尺寸（15.5x11.5cm）来看，这张照片并非出自业余拍摄者之手：我父亲穿着几乎全新的制服，在一个巡回各地的摄影师面前摆姿势。这些摄影师常常为征兵体格检查委员会、兵营、婚礼、毕业班拍照。
3．我父亲于 1926 年来到法国，比他的父母大卫、罗丝（罗丝嘉）早几个月。他曾在华沙的一家制帽店学过手艺。他的大姐埃丝特（她后来收养了我）来巴黎已经五年了，他就住在她家，即拉马丁街。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似乎轻轻松松地学会了法语。埃丝特的丈夫大卫在一家细珍珠加工厂工作，很可能是他建议我父亲去珠宝店干活的。不管怎样，可以确定的是，罗丝这个精力充沛的女人开了一家小小的食品店，而我父亲则当过她的伙计：每个晚上，是他去阿勒运货。几乎可以确定，在同一时间里，他还兼做工人：好几份文件证明了他是“金属车工”，但我不知道是在工厂还是在小作坊。他可能还在卡代街上的一家面包店做过事，面包店的后间正朝向大卫工作的那栋楼的院子。另一些文件证明他是“模塑工”“铸铁工”，甚至是“理发师”，但他不太可能学过理发。我母亲一个人—也可能是与她的妹妹范妮—打理她经营的那家小理发店。
4．我想，是因为这件礼物，我一度认为相框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哪怕是现在，我依然会在卖摄影什物的商店前驻足停留，看上几眼。我觉得很奇怪，每次都能在单一价连锁商场找到一些五六法郎的相框。
7．虽然这是一种消极的表现，但我依然深受社会经济成功标准的影响，这些标准构成了领养我的那个家庭的意识形态的核心。
8．“伊塞克”（Icek）显然是“伊萨克”（Isaak），而“朱德科”（Judko）可能是“朱宇迪”（Jehudi）的昵称。大家本可以喊我父亲安德烈，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们都喊他的哥哥莱昂（那个去巴勒斯坦地区发财的人），事实上，莱昂居民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埃列泽（Eliezer）。但大家都喊我父亲伊西（Isie）——或伊齐（Izy）。只有我好几十年里都以为他叫安德烈。一天我和姑姑就这个问题聊了一下。她认为这可能是他工作的关系或者因咖啡馆结识的朋友而得来的一个别名。在我看来，我更倾向于认为，在 1940 年至 1945 年间，每个人都极度谨慎，大家更愿意自己的姓氏是比安费（Bienfair）、博尚（Beauchamp）而不是比嫩费 尔德（Bienenfeld），是谢弗龙（Chevron）而不是沙夫 兰斯基（Chavranski），是诺尔芒（Normand）而不是诺德曼（Nordmann）。所以，他们可能和我说，我父亲叫安德烈，我母亲叫塞西尔，我们是布列塔尼人。
我家的姓氏为佩雷茨（Peretz）。在《圣经》中可以找到这个姓氏。在希伯来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洞”；在俄语中，意思是“胡椒”；在匈牙利语中（更确切说是在布达佩斯），意思是我们所说的“布雷泽”（Bretzel）——“Bretzel”其实是“Beretz”（贝雷茨）的 昵称［完整形式是 Beretzele（贝雷泽勒）］。而贝雷茨（Beretz），就像巴吕克（Baruk）或巴雷克（Barek），与 佩雷茨（Peretz）词源相同——在希伯来语或阿拉伯语中，B 和 P 是同一个字母，没有区别。
佩雷茨一族一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为宗教裁判所驱逐的西班牙犹太人——佩雷一族（les Perez）应该指马拉内斯人，在普罗旺斯省可以发现他们的移民——姓氏为佩雷斯（Peiresc），教皇国以及中欧—主要是在波兰，再加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有他们的族人。这一氏族的核心人物之一是波兰籍意第绪语作家伊萨克·雷布什·佩雷茨（Isak Leibuch Peretz），佩雷茨家族任何一个自重的人都和他有些关系，只是这偶尔需要在族谱上下一番攀亲带故的功夫。而我，我应该是伊萨克·雷布什·佩雷茨的曾侄孙。他应该是我祖父的叔叔。
我的祖父名叫大卫·佩雷茨（David Peretz），住在卢巴尔图夫。他有三个孩子：老大埃丝特·夏嘉·佩雷克（Esther Chaja Perec），次子埃列泽·佩雷茨（Eliezer Peretz），老幺伊塞克·朱德科·佩雷克（Icek Judko Perec）。在三个孩子相继出生的几年里，也就是 1896 年至 1909 年，卢巴尔图夫先是被俄国占领，然后被波兰占领，接着又被俄国占领。他们对我解释说，某个公职人员听得懂俄语但是只会写波兰语，他当时听到的是“佩雷茨”（“Peretz”），写下来却成了“佩雷克”（“Perec”）。但事情也许正相反，这并非没有可能。据我姑姑说，俄国人才会写成“tz”（“茨”），波兰人一般写成“c”（“克”）。这个解释，在其表层下面，隐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意图，它意欲隐藏我的犹太人身份，这是我根据自己的名字做出的猜测，而且，名字的拼写与发音之间的细微差别也表明了这一点：有可能写成“Pérec”（“裴雷克”）或者“Perrec”（“佩海克”）（我们在书写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加上一个尖音符或者连写两个r）；而佩雷克，不太可能读成珀雷克（Peurec）。
9．此处我感兴趣的肯定不是我父亲。我只是向姑姑求证了一些事情。
10．我不清楚这段回忆来自哪里，没什么可以证实它。
11．或者，准确来说就是停战那天，即 1940 年 6 月 16 日，黎明时分。因为机关枪扫射或炮弹爆炸，父亲腹部受伤，继而被捕。一名德国军官在他制服上别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着“急需手术”。他被送到了奥布省的塞纳河畔诺让教堂，那里距离巴黎一百多公里。教堂已经被改造成收留战俘的医院，但那里早已人满为患，现场只有一名护士。父亲的血早已流尽，还未来得及动手术就为法兰西牺牲了。当天上午 9 时，朱利安·博德先生（间接税管理办公室的主要监督员，时年 39 岁，住在塞纳河畔诺让的让—卡西米—佩里耶大街 13 号）和勒内·埃德蒙·夏尔·加莱先生（该市的市长）共同起草了一份死亡证明。其时，再过三天，父亲就满 31 岁了。
12．是 1955 年或 1956 年。这次扫墓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我在一家空荡荡的快餐店待了整整一下午，等回巴黎的火车。我在墓地逗留的时间非常短。我很快就在军人墓地（位于市公墓一角的方形地带）的两三百个十字架中找到了父亲的墓碑。木十字架的镂花板上刻着“PEREC ICEK JUDKO”（伊塞克·朱德 科·佩雷克）这几个字，后面跟着一个登记号码，字迹当时还清晰可见。看到父亲的墓碑，我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一种无法摆脱的印象，那时那刻我仿佛在玩耍，在做游戏：十五年过去了，儿子在父亲的墓碑前默哀。但是，在这个游戏背后还有其他一些东西——看到自己的姓氏刻在墓碑上我很吃惊（因为我姓氏的特点之一就是独一无二：在我家没有别的什么人姓 Perec）；我完成了一件一直以来必须要做的事，却产生了厌倦感，我不可能永远不去做这件事，但也永远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渴望说些什么或想起些什么，但无法克制的情感让言说断断续续，冷漠中带着一种坚定，两者形成了一种莫名的平衡，在这终于不再抽象的死亡底下（你的父亲已经死了；或者，学校 10 月开学时，在不认识自己的老师发的小纸片上可以这么写—父亲的职业：去世）还藏着什么，一种秘密的安宁，好像是空间里的固定点、十字架上的墨迹；就好像，因为发现了这方小小的土地，所以那我从未理解、从未经历、从未认识，也从未接受的死亡终于结束了。过去的多少年里，我不得不悄悄地从女人们满怀同情的窃窃私语以及悲伤的亲吻中揣测这一死亡。
那天，我第一次穿上了黑皮鞋以及白色细横条纹的双排扣灰色西装，实在很丑，我不记得收养我的家中是哪个人这么好心把它们给了我。回巴黎途中，泥浆一直溅到了小腿肚上。鞋子和西装都洗了，但我打定主意永远都不会再穿上它们。
13．在写这个名字时，我拼错了三个地方：应该是苏莱维奇（Szulewicz），而不是舒列维茨（Schulevitz）。
14．可以说，多亏这个名字我才知道圣女塞西尔是女音乐家的守护神，而阿尔比大教堂——我直到 1971 年才见到它——就是为她而建的。
15．应该是克拉捷莱瑞（Klajnlerer）而不是克拉捷奈瑞（Klajnerer）。
16．大家只和我说过她的小妹妹和她的两个兄弟，两个兄弟后来成了摩洛哥的制皮工人，其中一个如今可能还住在里昂。1946 年左右，我的一个舅舅好像来过阿松普雄街，即我姑姑埃丝特收养我的地方，他在那里住了一夜。同一时期，我好像遇到了一个曾与我父亲在同一军团的人。
17．这只可能是我的阿姨范妮，可能她的大名是苏拉。我已记不得是从哪儿获知了这些信息。
19．我无法明确这个故事的原型，一个肯定是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另一个可能是珂赛特在德纳迪埃家的一段遭遇，很可能两者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晰的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