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书籍史研究路径的探索 史睿
内容摘要：书籍史以书籍为研究对象，研究书籍的形态、体式、生命史，研究人类的阅读与习得、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研究书籍所体现的人与书、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总体史。书籍史研究是从传统学术领域中孕育出来的，前辈学者利用敦煌文献在文字学、语言学、文献学和历史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些成就都是书籍史研究的基础。结合笔者的研究经历，从写本书籍史的物质文化史基础，写本学方法的视角，学术史的脉络，社会史的观照等方面探索书籍史的研究路径，希望由此再现写本书籍时代的学术史、文化史、社会史和思想史，乃至中古时代的总体史，为敦煌文献的研究追寻更为广阔的学术前景。
敦煌文献所见长安地区寺院写本生成举隅 宛盈
内容摘要:敦煌文献保藏有来源于长安及周边地区寺院的写本，写本生成的过程揭示出时人对长安新知的需求动向，也为追索长安佛教史事提供了背景信息。S.5257展现海云到达律学背景深厚的终南山云居寺抄得戒律相关文本，又在参与花萼楼对御论衡的道氤处获取《东夏显正略记》，最终生成写本传至敦煌的过程。敦煌藏尉迟宝琳写经则体现唐初长安官员延伸至长安南郊的奉佛写经活动，长安周边成为向敦煌等地方制造写本、传播新知的次级中心。
国图藏唐天宝年间敦煌县印历考
——兼论唐代县级的司士类政务运作 包晓悦
内容摘要：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BD13185A与BD13185C文字重作校录，在此基础上可判定这是一组《唐天宝年间(751—756)敦煌郡敦煌县印历》。印历记录有敦煌县二十余日内处理的司士类政务，涵盖水利工程营建与管理、城市建筑营造以及手工业生产三个大类，提供了沙州城市及水利工程营建与管理的诸多细节，展现出唐代县级政府司士类政务运作的整体面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敦煌写本P.2044V诗偈作者考述 张小艳 郭丹
内容摘要：敦煌写本P.2044号所抄文献多样，内容丰富。其背面所抄诗偈八题11首，作者佚名。从写本系联入手，将P.2044号写本与敦煌文献中其他相关的写本做比对研究，可考其作者为鄜州开元寺僧智严。他于后唐同光二年(924)前往西天取经，途经敦煌而暂驻讲经说法，与当地僧俗信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诗偈的内容，就是他驻足敦煌期间说法化俗、与僧俗交往的历史见证。
敦煌册子本《金刚经》
敦煌册子本的缀合与复原
——以佛经册子为例 冯婧
内容摘要：在缀合一批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佛经册子如《金刚经》《观音经》及其残叶的基础上，强调复原册子本的装帧形态对缀合册子残叶的重要意义。对于册子本物质形态的复原，一方面有利于更加准确地缀合残叶，确定一些残叶的定名，推进敦煌文献的整理；另一方面，也能为中古书籍史的研究提供更多关于册子本写本学方面的细节。
关键词：册子本 写本学 缀合 《金刚经》 《观音经》
Dy.844-107＋Dy.841-5《华严经》卷四九缀合示意图新公布的敦煌研究院藏宋辽金印本藏经残片研究 徐伟喆
内容摘要：新版《甘肃藏敦煌文献》第7、8册首次公布敦煌研究院藏Dy.384至Dy.856号残片的图版。这部分残片属敦煌乡绅旧藏，主要出自莫高窟北区，含大量印本藏经残片，其中10件属《开宝藏》、11件属《辽藏》、24件属《金藏》，前人均未予比定。这些宋辽金印本藏经残片的种类与数量远超已知者，更能代表莫高窟北区所藏佛典的整体面貌，反映宋元时期丝路沿线地区书籍流通的活跃，以及藏经洞封闭后敦煌对中原刻本藏经的持续摄受。残存经卷结构也体现当地僧众的持诵偏好。
关键词：莫高窟北区 《开宝藏》 《辽藏》 《金藏》元代蒙古文刻本《彰所知论》
——敦煌文书B163:40-1、B163:40-2再考 哈斯巴特尔
内容摘要：敦煌莫高窟北区第163 窟出土的2叶畏兀体蒙古文刻本残件B163:40-1和B163:40-2，可根据两者纸张、刻印文字等的相似之处判断它们同属一个文献。B163:40-1残存汉字音译的梵语文献名称“尼牙八剌呵沙”，与元帝师八思巴所著《彰所知论》的梵语名称Jñeya prakāśa高度吻合，其他文字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所藏蒙古文《彰所知论》晚期抄本的内容存在吻合，由此可确定这两张残片所存内容属于《彰所知论》第二品“情世界品”。两残片的认定说明，有元一代，《彰所知论》蒙古语译本既有八思巴字刻本，也有畏兀体蒙古文刻本，可见该文献在元代有较高的流传度。
关键词：莫高窟北区 蒙古文刻本残件 八思巴 《彰所知论》现存宋刻二程著作版本及文献价值考述 陈健炜
内容摘要：目前可见多种宋刻二程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更可以由此考证书籍史、理学史中的重要问题。宋刻《河南程氏文集》反映南宋朱熹编校本《程氏文集》的旧貌，可以印证元人谭善心对《程氏文集》的校改；宋刻十一行本《河南程氏遗书》作为《程氏遗书》的早期版本，可从中窥见朱熹等理学家在孝宗年间对《程氏遗书》的修订痕迹；七卷本《程氏经说》(傅增湘曾见过，今或已不存)保留了明人改动前的宋本面貌，它与十一行本《程氏遗书》是现存最早的程氏著作合刻本。
文本的异变：文天祥《集杜诗》的生成与早期流传 涂亮
内容摘要：《集杜诗》是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凭借自己的杜诗记忆与有限的杜集版本完成的重要作品。在其生前已经由人从狱中抄出，流行于燕市。而手稿南传后，更经族人刊刻，广为流播。元末战争导致《集杜诗》流传渐稀，明人从内阁录出，并广为搜访民间的旧藏本，通过建立祠堂、刊刻书籍等一系列举措，强化人们对于文天祥的社会记忆。在此期间《集杜诗》还经历了元代对忌讳之语的改动以及明代的复原，逐渐形成现今所见《集杜诗》的基本面貌，也大大增强了文天祥作为忠节典范的社会地位。另外《集杜诗》与通行的杜集之间存在较多异文，这些异文的产生具有多重因素，不应简单地使用杜集校改之。
易代诠释焦虑下的“文献”应对
——以“傅山之叹”的生成与改写为例 孙旭枫
内容摘要：明清鼎革引起的认同危机促使清初士人从有类似处境的元初儒士那里寻找自我诠释的历史资源，“许衡、刘因论”是其中的经典题目。傅山家训以刘因作为自身形象的反比拟，彰明其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用世态度，是“傅山之叹”的初始语境。后经全祖望所撰传记文《阳曲傅先生事略》的剪裁，挪置于傅山进京的不仕宣告中。由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馆未刊传稿可知，缪荃孙等人在清史编纂三易其稿的过程中补入“许衡”二字，将“傅山之叹”最终推向政治实践的诠释维度。此则言论材料从家训语录(子部文献)到传记文(集部文献)再到史稿、史传(史部文献)的“旅行”历程，不仅绘制出有清一代不同时期易代想象及其表征——遗民认同的衍变轨迹，还生动呈现了“文”(文本)与“献”(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
锡珍档案
从日记到纪程：锡珍稿本纪行文献考论 周昕晖
内容摘要：晚清蒙古八旗大臣锡珍的《锡席卿先生遗稿》中有奉使朝鲜、赴台湾办案两组纪行文献，这两组纪行文献内部存在联系，展现了从日记到纪程的文献生成过程。通过拆分文学化描写和制度记载、剥离具体私人化记录、补充内容、单独附录诗作等方式，在日记的基础上形成了《奉使朝鲜纪程》《渡台纪程》等纪行文献。这些举措体现锡珍的著作意识，也受到纪程创作传统的影响。以此为个案，可一窥作为综合性、多元化文本的日记如何衍生出其他文献。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锡席卿先生遗稿》
荣新江
“敦煌文献”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敦煌文献”指的是敦煌地区发现的各种竹简、帛书、石刻、纸本上所写的文字材料，从内容上来看，可以大略分为正规的“书籍”和公私“文书”。狭义的“敦煌文献”仅指书籍的部分，而不包含公私文书。
我们一般说到敦煌文献，主要指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其实还应当包括土地庙塑像、莫高窟洞窟各处零星出土、莫高窟北区洞窟出土的文献。
《满世界寻找敦煌》
我们说到的狭义的敦煌文献，一般是指藏经洞出土的写本文献。这些写本时代的书籍，为我们今天研究“写本时代的书籍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因为写本书籍不像印本书籍那样规范。
敦煌写本书籍为我们提供了各种类型的写本，既有不亚于刻本的精抄本，也有错字满篇的学生作业；有些是用西北方音记录的文本，有些是充斥着大量俗语、口语词汇的文字；有些是为某种特殊目的而摘抄的文本，有些是作者还没有确定下来的稿本。
从形制上来看，除了最主要的卷轴装写卷外，还有经折装、册页装等各种不同的形态，呈现出写本书籍发展史的完整面貌。
敦煌写本书籍为近年来的社会史取向的书籍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我们不仅可以对比精抄本和摘抄本的不同，还可以讨论大量民间抄写的书籍，特别是书仪、占卜、医药类文献的社会功能。
本专栏所收的史睿《敦煌写本书籍史研究路径的探索》一文，是探讨敦煌写本书籍史方法论的综述，有作者不少新的见解；张小艳、郭丹《敦煌写本P.2044V诗偈作者考述》一文，既是传统的考订文献作者的力作，也揭出一个书籍史中文献传播的佳例；冯婧《敦煌册子本的缀合与复原——以佛经册子为例》一文，则是在亲自观察敦煌册子本的基础上，对佛经类册子本物质形态研究的重要推进。
《敦煌写本文献学》（增订本）
广义的敦煌文献中的公私文书的研究，经过百年来学者们的发掘和探讨，似乎已新意不多；但世界各地层出不穷的敦煌文献，仍然会提供一些珍贵的资料。当许多学者扑向日本杏雨书屋公布的“敦煌秘籍”时，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中属于“三千残片”和原“新”字号的部分，其实也保存有大量的贵重文书。
包晓悦独具慧眼，在《国图藏唐天宝年间敦煌县印历考——兼论唐代县级的司士类政务运作》一文中，不仅通过对原件的观察，整理出这组珍贵的盛唐时代敦煌县印历文书，还借此研究了印历中涉及的兴修水利等各项事务，有助于深入认识地方社会的运作。
冠以“敦煌”之名的敦煌文献虽然出土于敦煌，其实里面包含有大量各地传入敦煌的文献，其中尤其以唐朝都城长安的文献最多，这可以从佛典、道经、儒书的题记，以及律令格式文本背面所钤的印鉴中看出。
这些文献为研究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帮助，比如可以透过佛典、道经写本研究长安的佛寺和道观，通过灵州地区产生的文献阐明这里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由成都传入的写本和印本印证唐末五代蜀地印刷术的发达，从完整的于阗语长篇佛典一窥于阗王国佛教的辉煌。这类文献在“敦煌”之外的价值，还有许多题目有待发挥。宛盈《敦煌文献所见长安地区寺院写本生成举隅》一文，就是利用敦煌文献研究长安写本书籍生产的一个例子。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主要以写本为主，虽然有少量的印本，但除了咸通九年(868)刻本《金刚经》外，大多数都是小本的佛典、佛像、历日等，属于印刷史上的初期制品，水平不高。但敦煌藏经洞封闭之后，当地的佛教活动仍然继续，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文献填补了我们对宋代、西夏时期、元朝敦煌地区佛教文化的认识。
徐伟喆《新公布的敦煌研究院藏宋辽金印本藏经残片研究》一文，根据《甘肃藏敦煌文献》新近公布的莫高窟北区出土刻本残片的高清彩色图片，比定出宋朝的《开宝藏》、辽朝的《契丹藏》、金朝的《金藏》，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晚期敦煌文献的认识。
敦煌文献还有一个与中原传世文献不同的特点，就是拥有大量的胡语文献，包括古藏文的大量书籍，还有粟特语、于阗语、回鹘语的珍贵文献和公私文书。莫高窟北区出土文献中，则有大量藏文、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所写的文献。
本专栏所收哈斯巴特尔《元代蒙古文刻本〈彰所知论〉——敦煌文书B163:40-1、B163:40-2再考》一文，从北区出土刻本中比定出蒙古文的重要典籍《彰所知论》，极其难得。本专栏虽然只有七篇文章，但却代表了目前敦煌文献研究的多个新的发展方向：敦煌书籍史研究方兴未艾，敦煌写本文献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写本书籍形态正在得到深入细致的观察和总结；陆续公布的敦煌文献中仍然包含有重要的公私文书需要深度解读，敦煌文献中的外来文献可供探讨其他地区社会文化之用；莫高窟北区的印本和胡语文献，也能开拓出敦煌文献研究的新天地。
这些文章即使不能面面俱到，亦足供读者据以举一反三。相信此类文章在《文献》杂志的陆续刊出，会推动对中国古代文献与文化众多面向的深入理解与研究。https://k.youshop10.com/mirMLlL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