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8日晚，“未名学者讲座”第122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此次讲座围绕1965至1985年间由于印度尼西亚“九三零”政变而滞留中国的印尼左翼人士展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助理教授谢侃侃通过多地的档案研究和口述史访谈，带来了对全球冷战中“流亡”问题的新思考。讲座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副教授许亮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评议。
讲座开篇，谢侃侃老师从一段在法国巴黎调研期间的见闻引入，特别提到他对巴黎的两家印尼餐厅“印度尼西亚”和“雅加达—巴厘”的观察。前者的联合创办人是印尼共产党总书记D·N·艾地的弟弟索布隆·艾地（Sobron Aidit），而后者则由前印尼驻古巴大使于1984年创立。“印度尼西亚”因此被有的人贴上了“共产党餐厅”的标签，“雅加达—巴厘”尽管拥有左翼的色彩，但创办者坚称自己不是印尼共产党，而是苏加诺主义者，从而更受到印尼大使馆等官方机构的青睐。印尼官方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立场选择，以及“共产主义者”所蕴含的禁忌身份，均可追溯到上世纪中期发生于印尼的政治运动。
20世纪中叶，印尼共产党是当时仅次于中苏的全球第三大共产党，其拥护苏加诺总统，依托“纳沙贡”（NASAKOM，即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的共存）政策推行左翼革命与激进的去殖民改革。然而，在1965年9月30日，一场发生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政变迅速改变了政局。部分军人绑架并杀害了多名高级将领，逃过一劫的将领苏哈托借机控制局势，将政变归咎于印尼共产党并展开大规模清洗。此次清洗导致50万—100万人死亡，成为二战后人类所经历的最严重屠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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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印尼“九三零事件”后
该国大量左翼人士被拘捕或杀害
政变发生时，印尼一个大型代表团受邀在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观礼活动。消息传来后，部分代表团成员选择回国，但回国后音讯全无。约200余人选择滞留中国，其中既有长期工作的外交官和专业人士，也有因政治或其他军事原因，从古巴、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转移至中国的学生、文艺工作者和各类社会团体成员。流亡生活远比预期更为漫长，部分流亡者最终滞留在中国的时间超过二十年。
在流亡者中，一个重要人物是印尼共产党总书记D·N·艾地的弟弟索布隆·艾地。1964年他在印尼左翼文化组织“人民文协”（LEKRA）的推荐下来到中国，被安排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担任印尼语教师。为体现对其特殊身份的重视，中方给予了他较高的待遇，每月薪资达到425元，远高于普通外教的薪资标准。文革期间，索布隆·艾地及其家人被转移至南京和江西高安的五七干校，一边进行政治学习，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他在文革后短暂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印尼语专家，直到1981年移居法国巴黎，创办了“印度尼西亚”餐厅。
从1965年到1985年，这数百名滞留中国的印尼左翼人士成为了一群被全球冷战历史形塑的特殊群体。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他们在欧洲的流亡经历，而对他们中国经历的研究则相对有限。谢侃侃老师希望通过对这些印尼流亡者的考察，探究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互动，并为冷战史研究提供新视角。
“九三零”事件之后，印尼政局发生剧变。苏哈托军政府将责任归咎于印尼共产党（印尼共），并在右翼组织的支持下展开大规模政治清洗，导致50万—100万人丧生。谢侃侃老师近期出版的译著《杀戮季节：1965-1966年印度尼西亚大屠杀历史》表明，中国有关部门在事件发生后数天才得知情况，“中国干涉印尼内政并参与策划九三零事件”的论调站不住脚。随着印尼共高层领导人相继被捕或被杀，党组织迅速瓦解。1966年12月前，苏迪斯曼（Sudisman）是唯一幸存的印尼共政治局核心成员，他在逃亡期间以印尼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自我批评》（《印尼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自我批评》）文件，深刻反思印尼共犯下的诸多战略错误，包括过于依赖苏加诺政府并放弃武装斗争等。苏迪斯曼主张改变斗争路线，但在文件发表不久后被捕。此后，流亡在中国的阿基特洛普（Adjitorop）等人组成了“印尼共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简称“代表团”），成为印尼共在海外的最高领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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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季节：1965—1966年印度尼西亚大屠杀历史》
[加]杰弗里·B.罗宾逊著，谢侃侃 / 罗杰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2023年
与此同时，中印尼关系急剧恶化，印尼国内的反华情绪高涨。中国驻印尼使领馆频繁遭袭，印尼的华人群体也因中印尼关系急转直下而遭受严重冲击。到1967年，中国国内也爆发了数次反印尼游行，印尼驻华使馆也遭到袭击，两国外交关系走向破裂。同年10月，印尼宣布关闭驻北京大使馆并冻结外交关系。此后不久，中国出版了印尼共《自我批评》等文件，受时代因素影响，其内容包含诸多激进话语，如“联合起来推翻法西斯政权”。在印尼政府看来，这是中国干涉其内政的“铁证”，而中国方面则认为有必要帮助印尼共为反对苏哈托军政府暴行发声。中印尼外交关系就此中断，直至1990年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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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9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左一)
访问中国，在北京向毛毛泽东赠送礼物"天堂鸟"标本
冷战期间，中苏关系的恶化使得印尼共内部形成了亲中和亲苏派别。苏联对亲中的印尼共领导层持批判态度，而当苏哈托掌控局势后，苏联进一步与印尼军政府接触，并支持印尼驻苏联大使馆对印尼公民进行政治筛查，要求留苏的印尼学生表态谴责苏加诺、支持苏哈托，拒绝者被取消国籍而沦为流亡者。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作为少数社会主义阵营中没有站在苏联一边的国家，成为印尼共在欧洲的重要支持者，以中国为驻地的印尼共“代表团”频繁访问阿尔巴尼亚，并在当地创办刊物《火焰》，借助该刊物向外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试图在欧洲对抗苏哈托政权的影响。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谢侃侃老师详细展示了印尼左翼流亡者的多元背景。他指出，这批流亡者主要由四类人群组成：驻华外交官、文艺工作者、记者和学生。驻华大使扎沃特（Djawoto）是这些外交官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拒绝效忠苏哈托政权，选择辞去公职，留在中国，以“亚非记协”秘书长身份编辑杂志《亚非记者》。除驻华大使外，还有驻古巴、越南、马里等地的印尼左翼外交官，他们虽然不是印尼共产党成员，但不愿效忠苏哈托军政府，选择举家来到中国。
记者和作家群体在中国同样活跃，他们出版刊物，批判印尼政权。谢侃侃老师特别提到印尼记者易卜拉欣·依萨（Ibrahim Isa），她1966年参加在古巴的“亚非拉三大洲人民团结会议”，并发声谴责苏哈托政权，随后来到中国定居，自己作为主编和执笔者，在北京运作刊物《印尼亚非人民团结组织通讯》（OISRAA Bulletin），参与印尼左翼文化的传播活动。此外，流亡学生构成了流亡群体中最年轻的部分，他们包括20世纪60年代初期赴华学习的印尼左翼学生，以及在苏联因拒绝效忠苏哈托政府被取消国籍后转赴中国的学生。后一类学生包括许多印尼共领导人的子女，他们继续在中国接受教育，延续左翼理想并积极参与流亡者的革命活动。
1965至1985年的二十年流亡中，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构成了流亡者的独特体验。1966年后，印尼共“代表团”以印尼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号召世界各地的印尼左翼人士到中国集结，在中方协助下，他们被安置在北京的友谊宾馆、民族饭店和北京饭店。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发现“代表团”并没有可行的重建党组织计划，逐渐产生对代表团领导人的不满。部分流亡者计划召开“干部大会”，试图罢免“代表团”团长阿基特洛普，并重新选举领导人，但中联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坚持阿基特洛普是印尼共流亡者们与中方进行联络的唯一渠道，意图召开干部大会的计划就次搁置，部分参与该计划的领导人也被迫辞职。
自此，中联部逐渐意识到，受“文革”大环境影响，大批流亡者滞留北京可能造成难以控制的政治影响。随后，流亡者们先后被迁往南京军事学院和江西高安的五七干校，并对其进行相对封闭的管理。这样的管理模式和劳动环境对流亡者的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日常生活中，他们维持着劳动生产和政治学习相结合的简单生活，尽管中国政府提供了物质和医疗保障，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十分有限，加之印尼国内政局变化，他们回乡的希望日渐渺茫，一部分人的生活态度变得十分消极。谢老师通过分析回忆录和访谈指出，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十年最大的挑战是婚恋问题。由于该群体的性别比例失衡，男性多而女性少，许多流亡者因无法解决婚姻和情感问题而陷入困境。在婚恋问题的驱使下，有人试图离开中国，通过左翼网络，前往东欧、古巴，或是越南、缅甸的革命前线。他们前往缅甸和越南的经历，丰富了对“流亡”的简单认知。流亡者并非简单地被困在中国，借助左翼革命网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保有“流动”的可能性。
伴随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印尼左翼流亡者的生活也进入了新阶段。7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外交策略由“反美反苏”成为“联美抗苏”，或“近美国远苏联”，对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来自于苏联在亚洲的战略扩张。70年代末，受印支危机的影响，中国仍保持对东南亚共运的政治和道义支持。然而，80年代初东南亚共运式微，中国对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和道义支持也逐渐停止，转向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进入80年代中期，中印尼两国重新建立接触，关系不断改善，印尼政府提出建交的重要条件，即中国必须停止对印尼共的支持。1985年在印尼参加纪念万隆会议30周年活动期间，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公开表态，中国不再视印尼共为兄弟党。在这样的背景下，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批流亡者开始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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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外交部长吴学谦赴印尼
参加万隆会议30周年纪念活动
此前，由于流亡者身份的敏感性，离境手续复杂且批准困难，多数只能前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且补助微薄。但到了70年代末，流亡者的离境手续被大幅简化，中方还为他们前往欧洲提供了多种便利。流亡者可以得到充足的路费补助，额外的安置补贴在300至700美元之间，为安顿其生活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大批流亡者在80年代初离开中国，移居荷兰、法国、瑞典等地。流亡者们在欧洲仍然经常聚会并展开活动，试图通过互助适应新环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政策转变无可厚非，因为中国在冷战中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已提供了必要支持，对中国出于“人道主义”而收留并接待他们表示感激。许多流亡者与欧洲左翼组织建立了联系，继续为“九三零事件”及大屠杀的受害者们发声并争取正义。
在讲座最后，谢侃侃老师分享了自己对该主题的进一步思考。他起初关注的是殖民晚期印尼左翼的反殖民斗争，但在研究过程中，冷战时期大量印尼左翼流亡者的故事引起了他的重视。进行口述采访时他深感时间的紧迫性，部分流亡者年事已高，而其经历和写作是研究冷战时期印尼左翼运动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印尼左翼流亡者的故事不仅反映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抗的独特背景，也揭示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