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 | 入以色列记

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 公众号 · · 2017-08-19 13:00

正文

基布兹成员过犹太传统节日——七七节。

入以色列记

文、图 | 云也退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19日总第817期《中国新闻周刊》

对路上的点滴，我记得特别清楚，有时比目的地的风景还清楚。

我一直记得三年前的那个车站。车站上除我之外只有两个乘客，其中一个是正统派犹太教徒。他捧着一本小书，面朝墙壁默读，身体一屈一屈，黑袍下面露出几根晃荡的黑布带。

记得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时，我的反应是低下头躲开，我有点害怕在他们神秘的目光下现出原形。后来就不怕了，因为我发现，游客在这场无声的较量之中占着优势：总是这些一身黑的人佯装若无其事匆匆而过，仿佛他们是客人，我们才是主人。

这跟我在阿拉伯城市的见闻截然相反。以色列有几座阿拉伯人占主体的城市，如拿撒勒和阿卡。我遇到的穆斯林孩子没有不会尖叫的，那些大黑眸子忽闪忽闪的阿拉伯姑娘一看见相机就猛扑上来，在离你一尺远的地方站住等你拍照。起初我受宠若惊，后来习惯了，反而怀念起那些谦卑大度的犹太教徒了。

在等了30分钟火车后，我无聊地走向一台自动售货机，从兜里找出一个1谢克尔的硬币，小心塞进币槽，等着一个彩色小糖球掉下来。然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糖球，也没有任何退币的迹象。

我正疑心这是不是骗局，就感到一股陌生的气场逼近过来。是那位犹太教徒，黑压压的一片。现在我看清了他的长相：他戴一副银边眼镜，眉毛和胡子都是金黄色，脸红扑扑的，打着锥子旋的鬓角耷拉在两耳边。他的神态非常友好，但绝不热情。

“发生了什么状况了吗？”他问，大黑帽的帽檐压得低低的。“你看，它不好使了。”我说。

他走过来，推开糖球出口的活门看了看，然后，全无预兆地，抡圆了往玻璃罩上掴了一巴掌。罩子里的糖球好像颤栗了一下，我觉得自己脸上都疼。

他用一根手指拨开活门，扭头看我，露出一种介于冷笑和不以为然之间的表情：一个红色糖球稳稳地停在那里——可能刚才卡住了。

“哦，谢谢。”我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对不起我错怪它了。”

“没事。”他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我们是不会错的。”

“我们是不会错的。”在这个国家，我常常耳闻类似的话。近五百万犹太人生息在古老的迦南，从“应许之地”上汲取的自信远远超过别人的想象。

三年过去，我重返故地，想来寻找一些东西，说不清是什么。生活太琐碎了，毕业不少年，我换过七份工作，又好像一天都没工作过；写了些文章，又仿佛什么都没写。见多了所谓成功者的单调面孔，我也不知道“事业有成”四字的意义何在。我一点都不空虚，可我怀疑我的充实。我很想知道，这个国家的人怎么能那么坦然地说出“我们是不会错的”。

不过，第二次前往那里，我的身份已经是独立记者，而不是三年前那个纯粹的游客了。我已经扔掉了对“一个伟大民族”之类说辞的幻想。就连最吸引我的基布兹——以色列国家的骄傲、人类合作生存的典范之作——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我过去觉得，基布兹可以找到世外桃源的影子，现在知道，实情并非如此。

我之所以第二次来到以色列，还得益于一位89岁老人的邀请。这位老人叫泽埃夫，他希望我能多了解一些他心爱的国家。早些日子，他领我去参观了隐哈律基布兹的“施图尔曼之家”，去看他的亡妻的前夫哈伊姆·施图尔曼——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早期犹太移民的领袖。

“1938年哈伊姆·施图尔曼被阿拉伯人的地雷炸死了，我们每年都在他去世的那天哀悼。”老人说，“哈伊姆去世几天后，柔玛生下了摩西，然后嫁给了我。我们一起抚养摩西，直到他在独立战争中阵亡；然后是他的孙子，也叫哈伊姆，1969年在苏伊士运河战役中阵亡，死时21岁。”泽埃夫必须一次性背完这几件家事后才换气。

他安排了一个外孙女来机场接我，安排了两个好朋友领我去参观他们各自所在的农庄，还安排了自己的女儿夏霓接我去住几天。

6月的一天，夏霓把我从耶斯列河谷的基布兹接到北加利利她自己的住处。

我在她家住了一周，每一天，我都在这栋楼里发现一个新的房间：一间卧室、又一间卧室、又一间卧室、一间工作室、一间画室、一间茶室……

我每天都同她的丈夫雅各闲聊。有一次午饭后，我们说到一些特别沉重的话题。我说，古犹太人当初被罗马人打败，据说是因为他们不能在星期六发动反击。

雅各立刻把转椅旋了90度：“习俗是不可选择的，对犹太人来说，没有习俗就没有民族。你说究竟是调整习俗，把罗马人干掉重要——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就说抵抗一下吧——还是千年之后，犹太人仍旧保持犹太人本色重要？”

雅各身形胖大，嘴唇厚，声音雄浑，语速比电大的英语老师还慢。他大约六十多岁，先天患有腿疾，走路需要双拐。他找人在自己的车里多装了两个手闸，用右手来控制油门和刹车。

退休前，雅各是个成功的企业文化咨询师。1970年代末，他曾跟第六任总理梅纳赫姆·贝京打过一番交道，最风光的时候差一点就进了政界。他有一笔丰厚的退休金，还经常出门讲课，常常点着头说：“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资本主义社会。”

雅各是个实用主义者，传授了我很多理解《圣经》和上帝的门道。在他的口中，上帝是一个特宽容、亲切、有耐心的邻家大神，他既欣赏所有良行义举，也听得进一些人的胡说八道。当然，他在《旧约》里有时脾气不大好，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你总得给人家成熟的时间吧。

他们的别墅位于北加利利一个名叫克法·弗哈迪姆（意为“玫瑰城”）的小城里。在酷热的夏季，红木板铺的露台整天无人问津，虚掷了高坡之下绵延好几公里的风景。

我们聊起以色列建国初期。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段历史。有些人认为1950年代的以色列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处于民族精神的黄金时期：老的定居者创业精神依旧，新的欧洲移民不仅带来了大屠杀记忆，也带来了斯美塔那、盖德、格里格、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音乐，马克·夏加尔的绘画，契诃夫的小说。新生的以色列是个熔炉，管你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是信仰犹太复国主义的还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是黑人还是白人，是从集中营逃生的，还是衣冠楚楚从北美来的，只要你是犹太人，一切的分歧就不在话下，你就可以享受到美国人的捐款和德国人的赔偿，怀着基于《圣经》的故土依恋，一边读着民族诗人哈伊姆·比亚利克的诗，一边听着马勒，和你的同胞们投身于犹太民族的伟大复兴。

“国父”本-古里安在1960年代将总理之位让给列维·艾希科尔，自己学华盛顿，隐居到内盖夫沙漠里的茨德博克基布兹。但是，每当高层拿不定主意，专列就会载着大员们往沙漠里跑，去找国父问计。到现在，左派人士每每论及以巴僵局，常常会怀念本-古里安：“如果他还活着，会怎么做？他会效仿戴高乐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方式吗？”

然而，雅各是自由主义经济的忠实拥趸，根本不认为本-古里安倡导的是一种靠得住的体制。在他看来，它在以色列有过明媚的春天，这就够了，它的败落并不足惜。

“到底是犹太文化吸引你，还是社会主义吸引你？”他尖锐地问我。

“思维。”我谨慎地说，“犹太人思考问题的方法是二元的，但是中国思维总是强调只有一个答案。”

“比如说呢？”

我讲了“孔融让梨”的故事。“中国人用这个故事告诉孩子，应该把大梨让给年长者。这是唯一的答案，一个道德性的结论。”

雅各露出了了解的表情。“你知道我们会怎样讲这个故事吗？我们会说，父亲把一块蛋糕拿到他所有的孩子面前，然后把餐刀交给最小的孩子：现在由你来分这块蛋糕，但是……”

“但是你只能拿走最后的一块。”

雅各呵呵笑出声来：“正是。”

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没能发展出科学的分配正义理念，与中西饮食习惯不同有关。如果孔融是西方人，爸爸让他分梨，他的回答一定是：好的爸爸，我去拿榨汁机。

“我总会被问起犹太智慧是什么，然后我就得跟人解释，希伯来语里的‘真’包含三个字母，分别是希伯来语字母表的第一个、正中间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雅各说，“这说明，‘真’必然包含一正、一反、一中，没有一面倒的真。”

他讲了一个故事。两个人吵了起来。卖家找拉比告状，说买家太刁了。拉比说：嗯，你说得有道理。过了一会儿，买家来了，说卖主奸诈。拉比说：嗯，你说得有道理。听到这些话的人就对拉比说：你这可不对，你怎么能同时说他俩都正确呢？这明显胡扯嘛。拉比认真地说：嗯，你也有道理。

我说，这样的故事中国也有。重要的是保持和气，而不是说出你所知道的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