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 吴俊杰 | 《生活月刊》
这几年,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和中产阶级崛起的速度,超过了知识分子和传媒界的预期,我们需要从精神层面上重新建构一些抽象的东西。
从2007年开始,现代传播集团及旗下《生活月刊》就发起“国家精神造就者荣誉”颁奖,获奖者包括贝聿铭、巫鸿、茅于轼、张艺谋、谭盾、陈幼坚、王石、李娜等各领域杰出人物。吴老师是第七届获奖者。
前不久,《生活月刊》采访了吴老师,看看这个预测2016年是中产经济崛起元年的财经观察者,如何从自己的领域寻找国家精神的答案。
文/张泉
雨下了三天,断桥上依然人流如织。800公里外,台风“莫兰蒂”正呼啸登陆,“雷伊”则在海南蓄势待发。中秋节的西湖,毕竟也与四时不同,湖面上仍密布着接天莲叶,但已不见映日荷花。
多年前,吴晓波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站在湖之北岸,在我的身后是沉默的岳飞大庙;举目望出,我看见了苏东坡的长堤、秋瑾的大墓、俞樾的书房、林逋的水台、苏小小的亭子、吴昌硕的画室;向东一公里有史量才的别墅、张静江的公寓以及蒋介石送给宋美龄的美庐;水之南面是毛泽东常年居住的刘庄……在一个中国人的心中,若这些名字被一一朗诵出来,却会生长出别样的气质,它是‘历史的黏性’,是被想象出来的风景。”
它是“历史的黏性”,是被想象出来的风景
这种“历史的黏性”,是20多年前吴晓波大学毕业后决定到杭州定居的原因。它们不仅给予他安放想象的空间,也让他得以与上海、北京的喧嚣保持适度的距离,从而专心写作。
这一天,我们站在他曾眺望的角度,望向密布的乌云与檐外淋漓的暴雨,这个中秋夜怕是看不见月亮了。
过去的三年间,吴晓波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获得第七届“国家精神造就者荣誉”时,他的工作重心主要有两点:个人的写作与“蓝狮子”的经营,如今,他要为这个多变的时代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
微信公众号出现近两年后,吴晓波才终于下定决心创办自己的公号平台。2014年5月,“吴晓波频道”上线,很快后来居上,文章、视频、音频获得持续关注,平台推出的财经培训、南极旅行、吴酒、明前茶等产品也反响强烈。然而,与此同时,被吴晓波寄予厚望的“大头思想食堂”却一度鲜有人问津。
在这个思想分享计划里,他邀请了当代中国历史界、政治界、哲学界、外交界、财经界的多位杰出学者,如雷颐、许纪霖、萧功秦、傅佩荣,分享他们对历史与未来的观照。然而,“大头思想食堂”上线第一天,只有3.6万点击量,是那段时间公号最低的头条阅读纪录,在当时158万的订阅用户中,只有两人购买“饭票”,报名参加。这让吴晓波极为失望,他借用金斯堡的话描述自己的感受,“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大头思想食堂”学员正与老师交流
但他仍不肯放弃,执着地开始举办第二期、第三期,他不相信“一个没有思想作为支撑的时代能真正崛起……没有思想供给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会走得很远。”他希望一寸一寸地为这个时代做些什么。
他把自己的版税捐出来,每年资助十位创业者;他联合作家、导演、企业家,一同关注工人诗人的创作与命运,为他们编选诗集,举办朗诵会,评奖推荐,拍摄纪录片;他是这个时代最勤奋的写作者之一,他也依然孜孜不倦地在公号平台上传播着自己的声音,每年写80-100篇专栏,拍50多条视频,录几百期音频,从前他沉浸在桑弘羊、钱穆、陈寅恪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凯恩斯的世界里,如今,在他的文章与视频中也出现了一些在90后、00后中间广为流传的名字与话题。面对时代的变幻,他似乎游刃有余,但终究忧心忡忡。他不知道是否能改变这个思想碎片化的时代,却仍然试图给出合理的答案。
《生活月刊》:两年前,由你发起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关注中国工人诗人的生活与创作。这是一个很少被触及的群体。
吴晓波:2014年我在《读书》上看到诗评家秦晓宇的一篇文章,他收集了一些中国工人诗人的诗歌,其中有一首郭金牛的《纸上还乡》,让我非常感动。秦晓宇说中国有一万多名产业工人在写诗,我很吃惊。我邀请秦晓宇主编一本《当代工人诗典藏》,我们还决定为工人诗人举行朗诵会,拍摄纪录片。
《我的诗篇》是第一部关注工人诗人的纪录片,获得了很多奖项。我请一些企业家来看,整场没有一个人走掉,结束的时候大家一起站起来鼓掌。很多企业家也讲起自己的故事,他们有的是农家子弟或者工人家庭出身,有些企业里有很多产业工人。我们就在现场提出一个众筹计划,包下一些城市的电影院播放,到现在播了700场,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
《生活月刊》:《纸上还乡》确实非常动人,这些工人诗人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吴晓波:我从1990年做记者时就开始跑产业线,长期在工厂里,但见到的主要还是企业家,他们会从改革、商业模式、成功、财富这些角度来谈中国的产业经济问题,回归到工人个体的很少。1990年代后期,我快离开新华社的时候,朱镕基进行产权量化改革,我到东北的铁西区做调研,但那时还是在为工人阶级的社保体系建设进行呼吁,很少关注工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许多个体的命运似乎还是被时代所摆布。
而在《我的诗篇》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我读大学时也看过很多现代诗歌,当时主要还是“朦胧诗”。我和秦晓宇聊,“朦胧诗”那一代诗人基本也是工人出身,但在他们的诗歌里,与工人和车间相关的诗很少,大量是与社会有关。《我的诗篇》关注的这一批工人诗人,他们写的大多是工厂、车间、工地、矿井,相当多的诗歌更具有现代意象性。
去年我们发起“中国桂冠工人诗人奖”,每年我们会拿出一笔钱来颁这个奖,希望能唤起大家对这批工人诗人的关注。
《生活月刊》:你从今年4月开始创办“大头思想食堂”,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吴晓波:“大头思想食堂”是一种思想供给。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之间需要建立一个连接。这些年中国也出现了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这些老师们对传播思想的热情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他们愿意面对财富阶层,分享他们的知识体系。
民国那一代企业家很多就是知识分子出身,有的是乡绅、翰林,或者是留学生。从启蒙到救亡,他们在精神层面上并没有很大的冲突性。在民国的主流社会,也很少会看到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右翼知识分子)处在激烈的矛盾状态下。当然,左翼知识分子在1949年之前基本比较边缘化,处于反抗者的状态,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之间需要建立一个连接
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一代企业家,在知识层面上缺乏完整的建构。中国1950、19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文革留下的时代烙印还是非常强烈的,到了现在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他们在精神层面上会面对重大冲突。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我觉得,等到198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主力,成为财富世界和知识世界的主力,这个矛盾会被化解掉。
现在来参加“大头思想食堂”的很多是80后,有职业经理人、创业者、二代企业家。今年我们做了很多场财经培训,千人以上的有三四场,最多的一次是在南京举行的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分析,有2000多人参加。“大头思想食堂”则基本是三四十人到一两百人,一度传播得不太好。
《生活月刊》:“吴晓波频道”倡导生活方式的内容,会有很多人响应,而“大头思想食堂”上线第一期,报名人数却很少。这种反差很强烈。
吴晓波:这个时代很浅薄,这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一方面,中国进入了中产阶级崛起的时代,它本身就是物质繁荣、文化快餐化、比较沉闷的时代;另一方面,中国又面对移动互联网的冲击,思想碎片化。这两种情况对当代思想界的冲击很大。
这种情况我觉得改变不了,如果要反抗,都不知道着力点在什么地方。只能做一些小型的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能影响商业世界的知识与观念。
《生活月刊》:你是第七届“国家精神造就者荣誉”获得者,时隔三年回望,你觉得当代中国需要树立的国家精神是什么?
吴晓波:我到上海接受颁奖时才真正认真地想,中国的国家精神是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富强,这在今天可能已经无法代表国家精神的全部。我们需要从精神层面上重新建构一些抽象的东西。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和中产阶级崛起的速度,超过了知识分子和传媒界的预期,现代传播集团和《生活月刊》那么早就开始探讨这个议题,是一件挺超前的事情。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经济崛起,成为大的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以后,往往会探讨这个命题。1920年代,美国人问自己为什么是美国人;1970年代,日本人问自己为什么是日本人;今天,中国人也要开始问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建构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需要我们从各自的专业领域来回答,我觉得需要从两个层面来探索。
第一是传承,比如我这些年在研究中国企业史,其实就是从我的角度出发,想把我的专业领域的传承问题讲清楚;第二是道统,比如我在研究中国商业历史的道统是什么,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哪些行为是值得保留的,哪些行为应该遭到唾弃。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才能在一个领域内建构体系。最终,则需要有人站在更高的高度,综合来回答国家精神的问题。这是一个不断被寻找中的答案。如果这个问题能回答清楚,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将毫无异议。
国家精神,一是传承,二是道统。
《生活月刊》:民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共同信仰,你觉得这个时代还是否需要共同信仰?
吴晓波:我觉得肯定需要存在一个国家级的共同信仰,否则国家就没有存在的意义。现在中国在经济成长目标上和精神层面上,共识都在丧失。重建共识会很困难,我现在做“大头思想食堂”面临的困境,实际上就是共识丧失后具体的表现。
《生活月刊》:你讲过你女儿人生理想的变化。 “今日中国的90后们,是这个国家近百年来,第一批和平年代的中产阶层家庭子弟,他们第一次有权利、也有能力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工作。”你怎样看这一代人的未来?
吴晓波:90后会更多元化。就像欧美中产阶级崛起时的那代人一样,大部分人会非常自我,甚至颓废,但我认为他们中间会诞生非常优秀的人。他们没有受过很强的集体主义教育,会更关注自我的兴趣。希望还在这代人身上。
但我觉得,每个人最终还是被绑在列车上,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这一代人的前途,取决于中国是否能进行决定性的变革。
本文出自
《生活月刊》2016年10月刊“信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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