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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播体操在中国已经推行65年了，其来源，得从1928年的日本说起。

现代意义上的广播集体操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它曾属于大都会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在美国大城市推出的健保事业的一部分。1928年，裕仁天皇把这一形式引进日本，作为加冕礼庆典的一项活动在全国推广。截至1933年，已有超过四千万各年龄段的日本人参与到这项运动中，占当时日本总人口的60%。时至今日，日本的一些地方仍流行做广播体操，尤其像日本放送协会（NHK）这样政治立场偏左的电视台更对广播体操偏爱有加。

1920年代的日本小学生在做广播体操

1928年日本引入体操之后，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也曾掀起过集体做广播体操的热潮，这是1949年以前中国人所接触到的广播体操形式。

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台湾受日本影响发展广播事业。那时，“台湾放送协会”推行日语和日本教育，围绕“皇民化运动”开播广播节目，要求台湾人每天早晨七点到特定地点集合做早操。做广播体操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二战”后，并被国民党政权沿用下来，成为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当广播体操的形式传播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其内涵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广播体操不再属于保险公司的商业计划，或者殖民者的殖民手段，抑或党国意识形态工具。社会主义政权对广播体操这一形式的征用影响范围更大、程度更深远，它最终成为全方位的社会动员。

身为日本殖民地的“满洲国”在1932年引进了日本广播体操，目的是为了宣传溥仪登基，提高伪满洲国国民的身体素质。很快，广播体操成了身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人表达忠君爱国的手段。1935年溥仪第一次访问日本，“满洲国文教部”开发可统一实施的广播体操。当年的五月份，“御访日纪念建国体操”发布，每日早晨六时开始在汉语广播频道播出。到1936年，已经由十处场地供伪满洲国国民进行集体广播体操。

50年代的日本小学生在做广播体操

教育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尝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儒家德育传统的补充，西方体育教育开始进入中国。当时，国人身体羸弱多病一直是启蒙家和改革者的共识，他们把复兴国力的希望寄托在受教育的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私人身体”的复兴是重要一环，在前所未有的对“私人身体”的强调中，传递出身体改造的努力与强国强民共识之间的逻辑关联。因此，体育教育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教育改革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这种观念在中国现代史中有其延续性，清末学校推行兵式体操，五十年代以降的广播体操都印证了这种延续性。

中国的广播体操最初是想学苏联，那时候苏联还是老大哥，一切以苏俄为师。1950年，中国派出体育代表团访问苏联，希望学习苏联的体育制度，广播体操是其中一种。苏联的广播体操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有卫生操、辅助性体操、器械体操三种。其中卫生操就类似于早操，在苏联已经大范围普及。体育代表团归国后，下决心要编排一套自己的广播体操。他们学的就是在日本流行的体操。

1951年12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放《广播体操》音乐。自此，中小学校、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每天集体做早操便成为传统。从1951年第一套广播体操推出至2011年最新的第九套广播体操问世，整整经历了六十年。六十年多年来，广播体操已经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并陪伴许多中国人走过由读书到工作的成长历程。对中国近代史而言，广播体操也具有举足轻重的象征意义。

50年代中国大陆推出第一套广播体操

不过，无论广播体操如何划分和命名，节数和动作要领都大致相同。在前后继承的历史中，广播体操还有更重要的象征意义。广播体操诞生的历史语境决定了我们在看待它时无法去政治化。按照1951年各部委联合下发的文件《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联合通知》规定，学校、工矿企业、事业单位要组织个人按时做操。每节操的动作都经过精心设计，力图做到锻炼身体之余，还有配套的象征意义。自然，这是集体生活的一部分。而在社会主义中国，学校、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军队几乎囊括了所有人，这些机构用相同的结构召唤着普通人的身体。它不仅是“新中国”对国民自上而下的身体规训的一部分，也为新政权创造国民凝聚力、国族认同创造机会。总之，广播体操在诞生之初绝不仅仅是普通人锻炼身体的新方式。

广播体操成了一种有效的政治动员，正如1971年第五套广播体操音乐开头那段顺应了“文化大革命”的旁白一样：“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很多年过去了，这句宣言被掐头去尾，唯有中间两句毛泽东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被保留下来，成为了耳熟能详的口号。直到今天，这句口号依然在身体的政治实践性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增强人民体质”总会和更大的举国目标联系在一起。

1951年至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共推出了九套广播体操，加上国家体育总局于2005年推出的“大众广播体操”，共计十套。1998年至今，教育部还在已有成人操动作的基础上推出过三套专门针对中小学生的“全国中小学广播体操”。这三套广播体操的问世一改过往中小学生做成人操的局面，它们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普及开来。从动作上看，这三套操更加活泼，每套操分成中小学各两组动作，最近两套操的各组动作还有了各自的名字，比如2002年推出的“全国中小学广播体操”的小学部分分为“初升的太阳”和“雏鹰起飞”两组动作。

换个角度思考，之所以这句口号依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可用性，是因为在市场主导的今天，体育仍然是国家行为，国家与体育事业的观念依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下说，广播体操不过是“举全国之力搞体育事业”的平民化版本。以社会主义时期为时间中点，往前或往后都能追溯到“平民化”三字背后的意义——教育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因此，尽管仍广泛存在于中国大陆中小学生活中的广播体操已经失去了国族意识形态色彩，也不再肩负集体历史的重任，不过广播体操所代表的教育层面的意义仍然存在，甚至这个面向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晚清，而不仅仅是建国后。

2016年11月11日，运动员在农运会开幕式上表演广播体操 /CFP

然而，我们今天也应看到，主打教育理念的广播体操并没有真正实现长久以来教育现代化的梦想。现在中小学生每天做的广播体操普遍动作单调、枯燥乏味、大合唱、没特点，既不能因材施教，更因学生对它的排斥和敷衍使广播体操沦为无意义的摆设。还有的学校以矫正中小学形体姿态为由推广广播体操，却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这些背道而驰的现象表明广播体操已然成为中小学教育的短板，也警醒教育从业者在改变的历史语境中探索新的教育方式。

在学校范围之外，国家体育总局曾于2005年推出“大众广播体操”，除此之外一些地方性的全民健身项目也包含了“市民健身操”等活动。但当下已然不可能复现上世纪那种动员各单位集体做操的场面，为全民健身打造的广播体操也成了走过场的节目。倒是自发形成的广场舞可以被视作全民做操的历史残影，经历过集体生活的中老年人借助与广播体操动作相仿的简单动作，配以通俗歌曲，复刻着原本由国家权力主导的集体健身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