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西汉时期》，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5页。
[2] 〔清〕 穆彰阿、潘锡恩主编，王文楚等点校: 《大清一统志》卷三〇七《江西统部·建置沿革》，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11136—11137页；〔清〕 全祖望: 《郡国分命讹失》，《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二，朱铸禹: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0页。
[3] 姚鼐认为汉初庐江郡约在江西省北部。杨守敬则认为庐江郡为秦郡，横跨大江南北，约有安徽省中部、江西省北部之地。姚鼐: 《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惜抱轩全集·文集》卷二，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1—12页；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 《水经注疏》卷三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240页。
[4] 周振鹤: 《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9—50页。
[5] 《汉书》卷六〇《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779页。
[6]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77页。
[7] 《汉书》卷二七《五行志》，第1444页。
[8] 周振鹤: 《西汉政区地理》，第50—51页。
[9] 〔清〕 沈钦韩: 《汉书疏证》卷三〇，清光绪二十六年浙江官书局刻本。
[10] 《汉书》卷六〇《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2781页。
[11] 《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第2982页。
[12] 张修桂: 《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166页。
[13] 此读音问题承蒙南京大学程少轩教授、北京大学博士生夏飞黄赐教，谨志谢忱。
[14] 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 《水经注疏》卷三九，第3234页。
[15] 赵永复编: 《水经注通检今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16] 〔宋〕 王象之著，李勇先点校: 《舆地纪胜》卷三四《临江军》，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1页；《资治通鉴》卷一七《汉纪九》，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71页。
[17] 唐锦琼: 《“吴头楚尾”的考古学观察（之一）》，《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
[18] 曲英杰: 《长江古城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305页。
[19] 郑威: 《楚国封君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页。
[20] 李家浩认为楚玺“上赣君之谞玺”之“上赣”即《汉志》豫章郡赣县（《楚国官印考释（四篇）》，《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周运中受此启发，认为“上淦”即“上赣”，亦即赣县（《汉代南海国位置考》，《秦汉历史地理考辨》，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301—303页）。今按，江西省考古发掘与调查表明，战国时期楚国仅能控制赣江下游的新建、高安一线，赣江上游迄今没有发现任何楚文化遗存（唐锦琼: 《“吴头楚尾”的考古学观察（之一）》，《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最近樟树市国字山战国越人贵族墓葬的发掘，进一步表明战国时期楚、越势力分野在清江盆地。楚国在赣水上游封置封君，是很值得怀疑的。不过，承蒙审稿专家指出，这个“上赣君”不排除是楚国羁縻的越人封君。可备一说。若“上淦”在今赣南，更没有豫章郡存在的余地。
[21] 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 《新书校注》卷三，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7页。
[22]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2876页。
[23] 《史记》卷一一一《匈奴列传》，第2933—2934页。
[24] 据周运中总结，自清代以来有赣闽粤三省交界、粤东、皖南、赣南、闽西、赣东北诸说。参见周运中: 《汉代南海国位置考》，《秦汉历史地理考辨》，第299—300页。
[25] 马孟龙: 《西汉侯国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76—89页。
[26] 见前文引述姚鼐、杨守敬之观点。另可参看周振鹤: 《西汉政区地理》，第48—51页。
[27] 《史记》卷九五《樊郦滕灌列传》，第2671页。
[28] 《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887页。
[29] 《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第2822、2825、2827页。
[30] 这里的“浙江”据新出秦封泥乃秦郡（孙慰祖: 《官印封泥中所见秦郡与郡官体系》，中国印学博物馆编: 《青泥遗珍: 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2010年版，第75页；章宏伟: 《秦浙江郡考》，《学术月刊》2012年第2期）。陈婴平定豫章、浙江郡之事，《灌婴传》记为“定吴、豫章、会稽”。两相对照，浙江郡似即会稽郡。
[31] 梁玉绳: 《史记志疑》卷三二、三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3、1371页。
[32] 《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第2822页。
[33] 王仲殊: 《汉代物质资料略说》，《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34] 裘忱耀: 《汉代著名产铜地丹阳考》，《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郭怀中: 《“丹阳铜”产地考略》，《安徽史学》1994年第2期。
[35] 魏嵩山: 《西汉丹阳铜产地新考》，《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36] 刘平生: 《南陵大工山古矿冶遗址群江木冲冶炼场调查》，《文物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199页；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陵市文物管理所: 《安徽铜陵金牛洞铜矿古采矿遗址清理简报》，《考古》1989年第10期。
[37] 杨立新: 《皖南古代铜矿初步考察与研究》，《文物研究》第3期，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186页；刘平生: 《安徽南陵大工山古代铜矿遗址发现和研究》，《东南文化》1988年第6期；张国茂: 《丹阳善铜出铜陵——汉代丹阳铜产地初探》，铜陵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铜陵文史资料》第3辑，1990年印制，第185—187页。
[38] 陈衍麟: 《安徽繁昌出土战国楚铜贝范》，《文物》1990年第10期；卢茂村: 《安徽省贵池县发现“秦半两”钱范》，《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4期。文章执笔者认为贵池出土“半两”钱范为秦代文物，而据裘士京研究，应为汉初之物。参见裘士京: 《江南铜研究——中国古代青铜铜源的探索》，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75—176页。
[39] 杨立新: 《皖南古代铜矿的发现及其历史价值》，《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裘士京: 《江南铜研究——中国古代青铜铜源的探索》，第175—176页。
[40] 杨立新: 《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考古》2002年第2期。
[41] 关于秦汉之际庐江、庐江郡问题，笔者拟另撰文讨论。
[42] 辛德勇: 《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上、下）》，《文史》2006年第1、2辑。《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建元与改元》，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41—316页。
[43]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1638页。
[44] 如《汉志》庐江郡自注“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按《汉志》自注山川皆在县名之下，庐江注文与体例不合。据杨智宇考证，此条注文本为应劭所注，后脱漏“应劭”之名，混为班固自注。见杨智宇: 《汉代水道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12—13、345—346页。
[45] 《汉书》卷一《高帝纪》，第61页。
[46] 《汉书》卷一《高帝纪》，第60—61页。
[47] 从文颖、韦昭注释来看，当时所见《汉书·高帝纪》已作“鄣郡”，则更“故鄣郡”为“鄣郡”当在三国时期。
[48] 《越绝书·越绝外传吴地传》曰“汉文帝前九年，会稽并故鄣郡”，“汉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为丹阳郡”。李步嘉校释: 《越绝书校释》卷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1页。
[49]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84页。
[50] 《史记》卷五一《荆燕世家》，第1994页。
[51] 以往认为汉初东阳郡治所在广陵县（周振鹤: 《西汉政区地理》，第35页）。然而东阳郡的得名，应与东阳县有关。最近在江苏盱眙县战国至汉代东阳县故城北发现数座江都王陵，表明直至江都国时期，仍以东阳县为都城，可见汉初东阳郡乃以东阳县为郡治。
[52] 关于汉初砀郡、薛郡建置沿革及治所问题，笔者拟另撰文详考。
[53] 江西省博物馆、遂川县文化馆: 《记江西遂川出土的几件秦代铜兵器》，《考古》1978年第1期。
[54] 杨宽: 《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00页。张家山汉简《秩律》临汾县秩八百石，为河东郡秩级最高的五县之一，极有可能仍是汉初河东郡治。见拙文《西汉初年陇西、北地、上郡治所考——以张家山汉简所见各县等第为中心》，《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2期。又秦兵器铭文所见督造者皆为丞相或郡守，目前未见秦县令督造兵器的例证，秦兵器铭文中的“某守”皆为郡守，而非县守。
[55] 王红武等: 《陕西宝鸡凤阁岭公社出土一批秦代文物》，《文物》1980年第9期。原文将秦戈铭文释读为“廿六年丞相”，后郭永秉、广濑薰雄指出释文“丞相”应作“临相”。见《绍兴博物馆藏西施山遗址出土二年属邦蓐戈研究》，郭永秉: 《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222页。
[56] 郭永秉、[日] 广濑薰雄: 《绍兴博物馆藏西施山遗址出土二年属邦蓐戈研究》，郭永秉: 《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第221—222页。不过，从里耶秦简来看，所谓“长沙郡”在秦代应名“苍梧郡”。
[57]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第1952页。
[58] 姚鼐: 《复谈孝廉书》，《惜抱轩全集·文集》卷六，第74页；谭其骧: 《秦郡新考》，《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59] 何慕: 《秦代政区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43—44页。
[60]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59—360页。
[61] 辛德勇: 《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收入《建元与改元》，第246页。
[62] 《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802页。
[63] 《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第2603页。
[64] 《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第2602页；《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第795页。
[65] 《汉书》卷一《高帝纪》，第53页。
[66] 《史记》卷七《高祖本纪》，第380页；《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第2637页。
[67] 周振鹤: 《西汉政区地理》，第48页。
[68] 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 《水经注疏》卷三九，第3238—3240页。
[69] 吴式芬、陈介祺: 《封泥考略》卷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345页。
[70] 孙慰祖: 《两汉官印汇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71] 孙慰祖: 《封泥: 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72] 周晓陆等: 《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73] 任红雨编著: 《中国封泥大系》，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年版，第279页。
[74] 刘瑞: 《秦封泥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231页。
[75] 分见《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简0589/317，《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简1123/033，简1105/045，简2193/083。朱汉民、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0页；朱汉民、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49、53、66页。
[76] 邹水杰认为秦国灭巴国后，并未置郡，直至秦统一前夕，才将巴地并入蜀郡，置“蜀巴郡”。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方分置巴郡、蜀郡。参见邹水杰: 《岳麓秦简“蜀巴”郡考》，邬文玲、戴卫红主编: 《简帛研究二〇一八》秋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4—126页。
[77] 简牍整理小组编: 《居延汉简（肆）》，历史语言研究所2017年版，第176页。
[78] 陈直: 《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52页。
[79] 何双全: 《及其研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
[80] 甘肃省博物馆等编: 《肩水金关汉简（壹）》中册，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201页。
[81] 周振鹤: 《新旧汉简所见县名和里名》，《周振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
[82] 各位学者对“朱提堂狼”铭文解读意见，俱见杨凤武: 《宋以来朱提堂狼铜洗的研究述评与展望》，《西部史学》第9辑，西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9—45页。
[83] 《后汉书志》第二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16页。
[84] 东汉“堂狼造”铜器有大量纪年在汉顺帝永和五年之后，且“朱提堂狼造”铜器有多个纪年（相关铜器铭文著录参见吴小平、魏然: 《朱提堂狼器考》，《考古学报》2021年第3期），可见东汉时期两县几度合并，又几度分立。
[85]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根据大量纪年在永和五年之后的“堂狼造”铜器，称《续汉书·郡国志》遗漏“堂狼”县（周振鹤主编，周振鹤、李晓杰、张莉著: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34页），恐怕并不妥当。
[86] 王国维: 《汉郡考》，《观堂集林》卷一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42—556页；周振鹤: 《汉郡再考》，《学腊一十九》，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87] 马孟龙: 《西汉广汉郡置年考辨——兼谈犍为郡置年》，《四川文物》2019年第3期。
[88] 周振鹤: 《关于第二册两项较大修改的说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主编: 《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页；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西汉时期”，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2页。
[89] 周振鹤: 《西汉政区地理》，第36—37页。
[90] 但昌武: 《“七国之乱”后吴、淮南二地政区的调整》，《历史地理研究》2022年第2期。以下引述但昌武意见，俱出自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91] 《汉书·百官公卿表》曰“郡守……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汉书》卷一九，第742页。
[92] 马孟龙: 《西汉侯国地理》，第173、183页。
[93] 李步嘉校释: 《越绝书校释》卷二，第41页。
[94] ⑦ 《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第2821页。
[95]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87页。
[96] 《汉书》卷二七《五行志》，第1470页。
[97] 周振鹤主编，周振鹤、李晓杰、张莉著: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369页。
[98] 《史记》卷九五《樊郦滕灌列传》，第2671页。
[99] 晏昌贵: 《出土文献与古代政区地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100] 王国维: 《秦郡考》，《观堂集林》卷一二，第5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