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反复说明一个事实，政治互信是相邻大国和平发展的前提。一旦失去政治互信，相邻大国就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用于相互防备，国家战略不得不基于恐惧而制定。相邻大国的关系往往也成为第三方大国重点挑拨对象。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给国际关系带来新变数，中俄关系面临“特朗普冲击”。中俄两国只有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才能推动美国和西方与中俄两国合作构建新的战略合作关系，从而构建新的世界秩序。
更重要的是，中俄关系的发展绝不是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种“抱团取暖”，而是在欧亚变局中形成的一种新的秩序构建。
文︱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刘德斌
本文原刊于《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2期，原题《中俄关系与欧亚变局》，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反恐战争“脱轨”，中东极端恐怖势力“勃兴”，中东国家和地区“失序”，欧洲从“债务危机”走向“政治危机”，美国急于逃离中东“泥潭”并“重返亚太”，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已经让1997年布热津斯基构想的欧亚地缘政治“大棋局”破局，并且让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具备了世界秩序的意义。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给国际关系带来新的变数，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始面对“特朗普冲击”。
中俄两国只有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才能“驯服”特朗普的野蛮冲撞，推动美国和西方的妥协和退让，与中俄两国合作构建一种新的战略合作关系，从而构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中俄关系的发展绝不是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种“抱团取暖”，而是在欧亚变局中形成的一种新的秩序构建。中俄学界需要不断更新观念，与时俱进，为排除双边关系发展中的障碍不断提供新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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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伯特·卡普兰的预言说起
近年来，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学术界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不断深入，各国学者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其中，对于中国和俄罗斯学界最具挑战性的观点来自美国的地缘政治专家、著名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
此君几乎全然不顾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坚持以历史和地理的眼光研判变化中的世界局势，被认为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师”，也是多部地缘政治畅销书的作者。
其最新的代表作《即将到来的地缘政治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缘宿命的抗争》早已经被译成中文出版。这本书英文版的原名就是“地理的报复”（The Revenge of Geography）有人对他的观点欣赏有加，有人则认为他顽固不化。但随着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的“停滞”，民族、部族、种族和宗教（教派）冲突的加剧，俄美之间和中美之间竞争和对抗的此起彼伏，卡普兰的观点赢得了更多的关注。
罗伯特·卡普兰2016年初发表在美国《外交》（ForeignAffairs）杂志上的文章《即将到来的欧亚无政府状态：中国和俄罗斯趋弱的危险》，直接把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预判成欧亚动乱的原因。
他认为，中俄两国近年来都陷入了经济困境，并且都会因此而采取更富进攻性的对外政策。而中亚各国早在苏联时期就开始担任领导人的统治者正在逐渐老去，新老更替迫在眉睫，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形势难以保证政权的和平过渡，中亚“阿拉伯之春”的时机正在趋于成熟。而随着中俄经济引擎放缓，中俄维护中亚局势稳定的能力也在下降，中亚动乱，进而整个欧亚大动乱的局面即将来临。
不可否认，卡普兰的观点有貌似合理之处。
俄罗斯经济由于世界能源市场的萎缩而遭遇严重打击，西方国家因“乌克兰危机”而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更使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但在普京总统强有力的领导下，俄罗斯一直在顽强地抵御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不仅维护了国内秩序的稳定，而且还能够在世界舞台上纵横捭阖，迫使美国在“制裁”俄罗斯的同时还要寻求与其在解决叙利亚危机上的合作，迫使日本不顾美国的劝告，主动地寻求与俄罗斯的“和解”。
普京向世界证明，虽然俄罗斯经济遭遇严重打击，但依然是当今世界局势日趋纷乱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角色，影响力不降反升。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强势介入，没有俄罗斯“纠合”的俄、土、伊三方合作，叙利亚冲突各方可能会陷入更为混乱的相互厮杀之中。在中东地区战乱不已，欧洲力量急剧衰退，美国社会被大选“撕裂”的形势下，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更为明显地凸显出来。当然，中亚地区局势没有因为俄罗斯的局势而发生变化。
中国的形势更与卡普兰先生的预言相差万里。中国经济与俄罗斯经济不同。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在经历了三十余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转型期，而中国经济的转型又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转型紧密相连。
可以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磨合期。
但由于庞大的市场容量和已经积累起来的投资能力和制造业水平，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复苏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出现“停滞”的情况下，中国提议建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BRICS Development Bank）、“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施行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领导人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提出来的一系列全球治理倡议，都为这个纷乱的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活力。可以说中国是唯一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停滞”，贸易保护主义大有卷土重来之势的情况下，依然在全球治理的方面不断提出新思想和采取新举措的世界大国。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日趋密切，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领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正在磨合中对接。“一带一盟”正在成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协作”的重要内容，也必将给中亚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变化。
实际上，多数学者关于欧亚局势的研判都比卡普兰先生乐观。
中国台湾学者朱云汉认为，世界秩序正在经历四个趋势的演进：单极体系衰落，第三波民主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西方中心的世界日益没落。“人类社会在进入21世纪之际，全球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格局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秩序与结构重组。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坐标迅速消失的时代，也是我们视为当然的历史趋势出现转折的时代。这是四重历史趋势中最根本层次的结构变化，也是一个300年长期历史趋势的反转。”
布热津斯基
卡普兰先生对欧亚局势的研判显然是受到了布热津斯基“黑洞”说的影响。布热津斯基20年前在其风靡一时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对世界局势的研判是这样的：美国是首屈一指、至高无上的全球性大国，欧洲是民主的桥头堡，而苏联解体“在欧亚大陆正中心造成了一个‘黑洞’。就如同地缘政治学家所描述的‘心脏地带’突然从地图上被挖走了一样。”
布热津斯基认为俄罗斯的强大和孱弱都对美国不利，同时认为“俄罗斯唯一真正的地缘政治选择，亦即能使其发挥符合实际的国际作用和能使俄国得到改造自身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最佳机会的选择就是欧洲。”“美国的政策是避免使俄罗斯偏离其所需要的地缘政治选择。”
他还认为“俄罗斯同欧洲靠拢的速度越快，欧亚大陆的黑洞就越早由一个现代化和民主的社会填补。实际上，对俄国来说，这一个抉择的两难困境已不再是做出地缘政治选择的问题，而是面对自己继续生存的必要条件问题。”
很显然，布热津斯基低估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的恢复能力，更没有预见到欧洲和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变化。
北约的持续东扩让俄罗斯从“融入”西方的梦中惊醒，大国的野心也很难让俄罗斯按照欧洲的标准改造自己，充当西方的“学生”。也就是在布热津斯基撰写《大棋局》的时候，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开始恶化了。
进入了21世纪之后，“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反恐战争的“扩大化”使美国再次深陷泥潭，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的“折磨”，以及中东、欧洲和东亚局势的变化，已使布热津斯基失去了他1997年撰写《大棋局》时候的自信。他在2004年出版的《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对新的全球混乱和美国的霸权地位忧心忡忡，提出了美国是坚持“主导”还是“领导”的问题。
2008年，在他和一位共和党人、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兰特·思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一起接受戴维·伊格纳休斯采访的时候，明确提出“全球政治觉醒”、全球力量东移和全球问题的出现所构成的新的挑战。从此，“政治觉醒”成为布热津斯基判定世界局势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这种“政治觉醒”，包括中东地区原教旨主义的泛滥，也包括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
2012年，布热津斯基推出了他的新作《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这个时候他已经放弃了对美国至高无上、首屈一指地位的判定，而开始探讨美国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他指出“西方衰落了”，并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欧亚大陆完成了一次漂移”，而美国已经“浪费了20年的时间”。他认为“欧洲在政治上变得不是更统一，而是更不统一。另一方面，土耳其和俄罗斯依然滞留在西方社会的边缘，前途未卜。在东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增强了，这个已经深受历史性的敌意折磨的地区产生了一份新的焦虑。”
布热津斯基的建议是能够构建一个“更广大和更具活力的西方”和一个“既稳定又协作的东方”。这就是他不再期待俄罗斯按照欧洲的标准改造自己，而是竭力主张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合作共同应对中东困局的思想根源。他建议美国应该建立起一个从里斯本到海参崴扩大了的西方，其中包括把土耳其和俄罗斯也“培养”成新西方的成员。同时告诫美国人，“美国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不直接介入亚洲对立大国间的冲突。”
时过境迁，从1997年到现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
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特别是中俄关系的历史性演进，超出了布热津斯基的预判，推动了一种新的欧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这就是中俄关系进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成为左右欧亚战略格局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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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的历史超越
2015年以来，中俄两国举行了一系列活动，隆重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尽管西方领导人没有参加这些活动，但中俄两国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提醒这个世界，中俄两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中俄两国有理由坚决维护来之不易的战后国际秩序。中俄关系演进到今天，更是具备了新的世界意义。
实际上，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乃至6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都对苏联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并愿意把现在的俄罗斯臆想为苏联的化身。大批奔赴俄罗斯参加“红色旅游”的游客，多为这些年代出生的中老年人。
俄罗斯学者在中俄联合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中不断强调当年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帮助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感人事迹和巨大贡献，让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对今日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背景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中俄两国人民在世界秩序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刻，曾经是并肩战斗的战友！
但是，
我们还应该看到，冷战后中俄关系的演进已经超越了过往的历史基础，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之上。中俄两国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不断深化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让欧亚变局向着更为有利于中俄两国的方向发展。
首先，经过最近二十多年来的探索与发展，中俄关系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如果我们将中俄关系放在一个更为深远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我们也会发现，中俄关系是在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历史演进，包括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曲折之后，刚刚开始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中俄关系的演进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尽管中俄两国大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有所不同，但两国都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道路，这为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在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国际形势面前，两国在国际舞台上都面临着来自美国和西方的诸多压力，
也因此在面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时候，两国容易形成共同的观点，采取共同的立场；
第四，俄罗斯国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中国是第一的世界人口大国，并且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开始融入世界市场，形成了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
两国在经济上优势互补，助推了两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第五，两国成功地解决了边界争端，
从而消除了双边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隐患，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第六，两国在地区安全上的积极合作，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维护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秩序提供了一种制度性的机制，
并逐渐与更为广泛的区域和更多的国家联系起来，避免了“黑洞”的产生，等等。
实际上，冷战后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以及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改变了冷战之后的世界力量对比和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推动了布热津斯基所说的美国“至高无上、首屈一指”地位的滑落，构成了朱云汉所说的“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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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冲击”与中俄关系
当然，中俄关系也依然面临艰巨的挑战。这些挑战时刻考验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韧性，同时也提醒着中俄两国领导人在把握中俄关系定位的时候不能犯战略性的错误。
在这种种挑战之中，中俄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特朗普冲击”。
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John Trump）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逆袭”成功，击败选前被世界普遍看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当选为美国总统，让全世界大跌眼镜。但是，世界各国也不得不开始认真对待这位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大选期间经常“信口雌黄”的“疯子”总统。
他宣称自己代表的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遭受损失的美国平民百姓，但当选之后提名的内阁成员都是身价几十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商界精英。
他宣称“美国至上”，要求世界各地的美国盟国承担更多安全上的责任和义务，但提名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防部长等国家安全团队成员，大都是来自军方的“鹰派”，对奥巴马总统的中东政策公开持批评态度。
他还没有正式就任总统，就已经“先声夺人”，与奥巴马政府唱“对台戏”，甚至公开表示上任第一天就要否决TPP，把美国引导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至于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现在还不清楚。
根据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推测，特朗普当选是世界秩序的分水岭。“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美国对世界各地的人们而言就是民主的象征。”
实际上，
特朗普当选及其之后的一系列“横冲直撞”，已经给世界经济和政治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促使各国重新思考其对美国的关系。
我们姑且把这样一种现象称之为“特朗普冲击”。
